大数据助力:推动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2020/2/24 17:08:59  点击率[2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信息化
    【出处】微信公众号:元典法律智能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大数据;法律裁判;法律适用
    【全文】

      自法律制度产生以来,促进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便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追求的重要目标,从理论上讲,它是法的公平正义价值蕴含的必然要求;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讲,推进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是当事人服判息讼、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律人进行了持续不断地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发布《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定》,赋予“两高”等部门法律解释权,再如我国建立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期通过加强法律解释、实行指导案例制度的方法推进法律适用的统一。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旨在“从审判机制上极力避免本级生效裁判之间发生法律适用分歧,并及时解决本级生效裁判之间已存在的法律适用分歧”,这足以体现最高审判机关竭力推进法律统一适用的决心。
     
      作为一家法律科技公司的工作者,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观察研究海量裁判文书,对于发现法律适用中的显著分歧,具有重要价值。
     
      01   以“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法律适用分歧为例
     
      以华宇元典进行的“非法证据排除”专题为例。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文件中并无直接规定“引诱、欺骗方式获取的供述应予排除”。对于“疲劳审讯”方式获取的供述是否应予排除,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对此作出了正面规定。因此,对于上述方式获取的供述是否应予排除,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
     
      华宇元典在对2013-2017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所有“非法证据排除”文书进行观察后发现:
     
      法院以“引诱、欺骗”为由排除相关供述的文书占比6.9%;法院以“冻、饿、晒、烤、疲劳审讯”为由排除相关供述的文书占比7.58%;但更有大量文书中,法院对此不予排除,部分法官直接指出“引诱、欺骗”、“暴力威胁”不属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显然,针对“引诱、欺骗、疲劳审讯”获取的供述是否属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不同法官之间出现了适用分歧。上述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5期的文章中。
     
      02  以“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中的法律适用分歧为例
     
      民事领域中,我们在对“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由下的文书进行大数据观察中发现:
     
      在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针对“类似的情形”,法院的判决结果也经常存在矛盾,较为显著的是“对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应当如何处理”。对此问题,我们在文书中发现四种完全不同的做法:
     
      其一,法官参照原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判决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种文书出现的频率最高,典型文书有:
     
      (2015)水民一初字第256号
     
      (2016)桂0902民初728号
     
      其二,法官参照原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判决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文书有:
     
      (2015)磐民一初字第1617号
     
      其三,法官依据其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判决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如:
     
      (2017)苏0321民初3988号
     
      甚至有部分法官明确指出《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并非规定了“确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内容,相反,依据所在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判决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文书有:
     
      (2017)川1722民初2887号
     
      其四,法官参照原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文书有:
     
      (2014)丰法民初字第03535号
     
      此外,还有法官依据其它并非直接规定此问题的法条作出不予确认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文书有:
     
      (2015)鄂宜城民一初字第00237号
     
      法官依据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甚至参照同一内容的规范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可见,法官对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巨大争议。
     
      03  大数据在“刑事案件量刑”过程中的作用
     
      据了解,目前部分地区的法院意欲建立“法官量刑决定前的类案检索制度”,旨在避免个案中法官量刑的畸轻畸重。事实上,这项制度的良好运行同样需要法律大数据技术的支撑:目前的法律检索技术正在由“关键词检索”向“要素式检索”方向发展,“要素式检索”技术的成熟,则会极大促进“类案检索”的精准度,而这种转变正是依托于法律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发展。
     
      在刑事案件量刑过程中,以各界近日持续关注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中关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问题”为例,机器依托法律知识图谱、通过对海量裁判文书的学习、数学式的量刑情节计算,可以得出对被告人量刑近乎精准的预测,辅助司法人员得出对被告人相对最准确的量刑结论,“精准量刑”的实践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部分学者的支持。
     
      可以看出:依托于大数据的刑事智能量刑辅助系统不仅关乎司法资源的节约,同时对裁判尺度的统一同样发挥着值得重视的价值。
     
      法律科技的发展进步从来不是为了替代法律人的角色,但依托于大数据发展的法律科技或许可以为法律领域中持续存在的“顽疾”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通过对海量裁判文书的观察研究,可以及时发现实务中容易产生分歧的法律规定和法官在处理“类似情节”时不同甚至相反的演绎推理过程。可以说,大数据为探寻法律适用矛盾的症结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生动材料,对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贡献着独有的价值。

    【作者简介】
    吴敏功,元典法律知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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