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9:旧中国信托业的衰退——中国信托业发展与理论探索系列(二)
2020/2/15 20:19:44  点击率[46]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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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法律史学
    【出处】金融博览2019年第11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旧中国;信托业;信托业务与理论
    【全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战事原因,活期存款激增,同时工商业难以发展,无法开展放款业务,放款风险大大增加,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贷款利息甚至无法抵消通货膨胀的损失,因此必须得投资,且投资所获利润要大于贷款的利息收入。
     
      根据当时规定,信托公司可以收受存款,吸收社会游资进行投资,经财政部核准后,信托公司可兼营买卖有价证券及不动产。同时为了摆脱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依赖,企业家纷纷成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
     
      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期间,在上海新设立的民营信托公司共有44家,有学者称此时期为民营信托公司的鼎盛时期。
     
      1937-1945:信托业曲折成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商实业界手头已经积累了大量资金,针对市面上散户资金,信托公司纷纷推出共同信托投资基金。共同信托投资基金相当于现在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将同期各委托人的信托金,合并运用,分散投资于多种稳妥的产品。当时的共同信托投资基金业务均承诺保本保息、派分红利,它成为真正的中国化业务,也是中国信托业务刚性兑付的开始。
     
      因通货膨胀等原因,信托业务和代理业务手续费的上涨幅度大大落后于物价暴涨的速度。信托机构仅依靠经营银行业务、信托业务或代理业务,盈利非常困难。相比之下,证券、地产、物资买卖等各种投资机会较多,虽然战时时局不稳可能血本无归,但一旦获利往往是暴利,因此,权衡利弊后,信托公司往往会选择投资业务。
     
      如朱斯煌管理的中一信托公司,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以银行业务为主业,但在战时特殊环境下,该公司改变了经营作风,将证券部、保险部分别独立出来,另行设立众益股票公司、中一保险公司,同时大力投资房地产。到1943年,中一信托公司全年证券和地产收益合计已占公司总收益的81%。
     
      相反,如果信托机构只做主营方向业务,不善应变,反倒会面临停业倒闭的危险。如正中实业信托公司,其发起人的主要意愿是经营信托管理事业,尤其着重于工厂管理。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企业外部环境不断恶化,上海的工商企业陆续停业,正中实业信托公司的工厂管理业务也难以持续,同时银行业务盈利极小,公司因盈利入不敷出,于1943年1月宣告清算解散。
     
      即便是专营不良债权收购的诚孚信托公司,也经不住暴利诱惑,为充实内容,扩充业务,于1942年改名为诚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内容扩展至信托以外的自营企业、地产、证券、花纱布等。
     
      第三次探索:中国化信托
     
      战前,针对信托经营模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去银行化还是兼营银行业务,是否需要着力发展代理业务等方面。但在战争时期,因其盈利远远小于通货膨胀,兼营银行、兼营代理业务都已不起作用。
     
      可见,言信托必称英美的观念也不一定正确,信托公司的主营模式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朱斯煌先生在当时一直亲身见证信托业的起起伏伏,他改变中一信托公司银行化的特点,投资证券与房地产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若死守银行化或者是代理业务,势必避免不了灭亡的路,这正是信托业务再一次中国化的表现:跟随着时代的形势而变迁。
     
      一直以来,英国的信托业偏重民事信托,美国的信托业则证券信托业务比较发达,而日本的信托业则偏重于信托存款业务,中国的信托业一直未有自己立足的根基,反倒是见风随风,见水似水,且此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
     
      总的来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工商实业基本无法正常开展,信托管理业务及银行等业务无法盈利,信托业主营范围多数均转向投资房地产、证券等业务,且在此时期,信托公司纷纷推出共同信托投资基金,信托业在中国反而得到逆势生长。
     
      1945-1949:信托业的衰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新《银行法》,其中规定己经设立的信托公司仍然可以继续兼营银行、储蓄业务,但今后新设的信托公司却只能经营信托业务。
     
      绝大部分的信托公司向来兼营银行储蓄业务,银行业务盈利对信托公司生存至关重要,尤其在战后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之下,募集带有长期性质的信托资金困难重重,信托公司的自有资本额和公积金大幅缩水,其营运资金主要依靠吸收普通存款。新《银行法》的出台让信托公司经营者的悲观情绪顿时弥漫。
     
      让信托公司经营者更加难过的是:1948年币制改革,规定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同时新《商业银行调整资本办法》规定,上海、天津、广州三地信托公司兼营银行储蓄业务,必须缴纳的资本金数与商业银行一样都是50万元,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信托公司都在这三地。因银行可以兼营信托业务,改名银行比信托公司更有利于经营,于是信托公司纷纷改组为银行,信托公司数量骤减。
     
      战后,国民政府对商业行庄的存放款利率实行严格管制,黑市暗息远高于银钱业存放款利率,信托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于是再次被逼上走投机取巧之路,甚至个别信托公司开始铤而走险,非法经营。
     
      如1948年,通易信托公司因虚设暗户或假借客户名义,套用公司款项,经营商业并从事证券场外交易、购买黄金等不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了《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的相关规定。后来中国信托公司、同康信托公司等多家信托公司,也均涉嫌违法经营被金管局调查处分,而同样擅自购销货物的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则只是仅仅受到调查,未受到任何处罚。
     
      于是信托业越发惨淡,改名的改名,停业的停业,到1949年,社会资金投资设立的信托公司只剩下5家。
     
      信托业衰亡之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信托业,一路走来可谓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但为什么国外的信托业能发展得如火如荼,而旧中国的信托公司却难以持续甚至越来越萎缩?
     
      第一,缺乏良好的经济基础。
     
      信托市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只有工商业发达,人民在满足温饱后,其社会财富还有富余,同时股票、债券等财富形态较为丰富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大量的理财需求。
     
      旧中国时期,大多数国民是农民,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工业受国内政局混乱的影响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同时旧中国的股份制经济不发达,企业的组织多是独资或合伙经营,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不成熟。美国较为发达的公司债信托、证券信托在中国都无法发展。
     
      1913年至1949年间,中国时局不稳定,即使有一定数量的富人存在,但财产管理、信托存款等信托业务的投资周期较长,不能随时取回,投资者并不放心将个人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且因时局战乱不稳定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使得包括信托公司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很难健康正常发展。
     
      第二,缺乏政府支持。
     
      旧中国时期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对信托业采取放任自流甚至管制的态度。虽然出现了以中央信托局为首的国民政府投资控制的信托公司,但此类信托公司主要是为了服务政府的各种需求,如吸收公务员储蓄存款、代营政府机关采购业务等,并不是为了扶持信托业的发展。
     
      但在英国,官营信托公司则起到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1908年英国成立“官营受托局”,主要管理小额信托财产、办理遗嘱等。其不以谋取利润为目的,依靠国家经费来受理信托业务,这些业务都属于典型的民事信托业务,现在的民事信托在英国依然最为发达。
     
      日本政府更是大力支持信托业,在信托业经营危机之时给予帮助。1948年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再办理除国债、地方债和政府担保债以外的其他证券业务,信托公司经营范围大大缩减,信托公司一下子陷入困境,日本政府则开始允许信托公司先转化为信托银行,再兼营银行业务。信托银行成立之后,日本又规定信托银行以信托业务为主,银行业务只能在与信托业务相关的范围内进行,而兼营信托业务的商业银行逐渐停止。
     
      国民政府时期,新《银行法》对信托业务没有扶持反倒是有压制与限制,与日本等国的做法截然相反。
     
      第三,缺乏法律支持。
     
      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信托公司为新兴事务,北洋政府并未规定相关法律对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规范限制,只要按照普通公司进行注册即可。
     
      国民政府时期也仅在1947年新《银行法》中的第六章专设信托机构一章,但此法更多的目的在于管制甚至限制。
     
      没有法律支持,信托财产诸多功能如破产隔离等的发挥效力就会大打折扣。1932年,普益信托公司推出保息信托存款业务时,就向存户保证存款不与公司资产相混,且受美国法律保护,任何外力不能侵犯其本利毫末。普益公司推出的信托业务方具有破产隔离功能。
     
      日本政府则是紧跟信托业发展来制定相关法律。1920年先后颁布了《信托法》《信托业法》,明确信托公司的合法地位,并对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了限制。1928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营有担保公司债信托以外的信托业务,这些法律都是对信托公司的扶持。日本政府还颁发了《关于普通银行兼营信托业务的法律》《担保公司债信托法》《贷款信托法》和《证券投资信托法》等法律,给了信托公司、信托财产充足的法律保护。
     
      第四,缺乏信托文化。
     
      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必须建立在委托人对受托人信任的基础上,但当时经营信托公司的人士多数都是银行界人士,朱斯煌、程联等人虽留学国外,但中国的信托又独具特色,普通民众对信托的认识只能是人云亦云。
     
      当时,信托公司给社会留下了从事投机的不良印象,如信交风潮事件。信托机构囤积倒卖物资的投机方式甚至曾经一度令公众误以为信托事业即系买卖货物而兼营运输之事业。
     
      在缺乏信任的前提下,殷商富户即使有多余资产,也不愿意交由信托公司去管理。至于遗嘱等民事信托,中国人则更习惯托付亲友去做。
     
      总体来说,从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的诞生,到1949年信托公司的全面衰退,信托公司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远远未达到可信托、可受托的程度,反倒留下了诸多不良印象,真正的信托文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仍相差很远。

    【作者简介】
    刘光祥,先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现为雪松信托金融市场部执行总经理,律师,硕士生导师,曾挂职中国银监会信托科从事监管工作,著有《大资管与信托实战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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