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互联网法院服务保障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实践
杜前;倪德锋;肖芃
2020/2/14 15:35:59  点击率[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信息化
    【出处】《人民司法(应用)》2019年第25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互联网法院;电子商务
    【全文】

      编者按: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同年9月2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设立互联网法院,是落实中央深改组决议,用互联网方式审理涉互联网案件,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如今,杭州互联网法院刚刚挂牌运行两周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马上将迎来挂牌运行一周年,这3家互联网法院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保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期策划聚焦3家互联网法院对互联网司法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展示他们在裁判思维、程序运用、证据采信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探索及创新,以期进一步推动完善互联网案件的诉讼机制和裁判规则,为全国法院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
      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电子商务法颁行前后,恰值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集中审理杭州市辖区内电子商务类纠纷案件,通过充分发挥在线审理、集中管辖、(数据)互联互通、先行先试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我们在短期内形成了专门的电商纠纷审理团队,持续强化对电商纠纷的专业化审理,持续加强对电商纠纷审判领域新问题的调研,持续推进电商纠纷领域司法程序机制、实体规则的探索创新和总结提炼,努力为电商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专业、有力的司法保障。本文是对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电商纠纷案件主要做法、经验的一种尝试性总结,也希望可为其他法院审理电商纠纷案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一、电子商务纠纷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商纠纷是在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主要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三方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收案案由来看包括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网络购物产品责任纠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3类案件。自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以来,截至2019年6月30日共受理网络购物合同纠纷1278件、网络购物产品责任纠纷2047件、网络服务合同纠纷1523件,合计4848件。同期全院总收案20442件,电商纠纷案件占全院同期收案数的23.71%。案件审理呈现以下特点:
      (一)涉案标的物多元化,服务纠纷案件增长明显
      电商案件涉及众多商品和服务,2018年统计涉食品、保健品、药品、电子产品、服饰等5类案件占收案总数的75.99%,较2017年下降13%,涉案标的物更加多元化,出现了网购汽车、无人机、比特币挖矿机等产品引发的案件。通过网络购买服务引发的纠纷案件增长明显,主要集中在旅游产品预订、酒店预订、家政服务、教育培训、装修空气质量检测等。
      (二)电商平台被诉集中度下降,新型电商案件增多
      2018年,被诉次数最多的大型平台的案件量占比回落14个百分点。从近两年被诉数量排名前10的主体来看,也呈现主体集中度分散的趋势。与此同时,新型电商涉诉案件明显增多,社交电商、社区电商、跨境电商、引流电商、农村电商等新电商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较多的纠纷。
      (三)职业索赔案件较多
      在我院对网络购物、网络产品责任类电商纠纷集中审理的初期,大量职业索赔案件涌入法院。此类职业索赔案件原告还呈现出家族化、团体分工化的趋势,即家族成员使用各自网络平台账户购买同一商家销售的商品,分别提起索赔诉讼;购买或盗用不相关主体的身份证件注册网络平台账户购物,并制造真伪不明的身份关系证明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索赔诉讼。
      (四)消费者证据观念普遍淡漠
      尤其缺乏存证意识,提取证据能力差,诉讼参与能力弱。电子商务交易的流程发生在网络空间中,交易双方的信息传递不是通过纸张,而是通过数据电文,数据电文更易于被事后篡改、污染或删除。消费者系对网络交易平台的被动使用,往往对以数据电文为载体的交易信息缺乏存证意识,或者对保存在网络交易平台的数据信息不知如何提取、利用,提交的证据材料又多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导致案件审理时难以有效率地查明案件事实。
      (五)购物合同、服务合同存在合意失灵的现象
      因电子商务活动主体追求交易的便捷、效率和规模效应,在缔结合同时要么对合同内容的完整性考虑不周全,仓促形成有限合意,完成缔约;要么由强势一方提供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事无巨细地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交易情形作详尽约定,通过繁复、冗长的电子格式文本降低相对方对合同中关注内容的敏感度、可选择性,在双方未完全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缔结合同,产生合意失灵的现象。[1]对双方意思表示合意缺乏完备性的合同,需要在审理过程中对缺漏的合同内容进行填补;对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挤压相对方意思表示自由空间的情形,需要在审理过程中对格式条款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无形中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六)交易信息不对等情况突出
      因交易信息不对等带来的消费者知情权、人身、财产、信息安全等合法权益受侵害、被暴露的风险大。与传统的消费活动相比,电商交易过程具有明显的虚拟化特征,这大大加重了交易风险。由于消费者既不能直观感触商品,又不能和商家直接面商,只能根据商家在网络上提供的文字与图片等信息判断商品质量,使得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获取信息的弱势地位,各种交易风险极易被转嫁到消费者一方。消费者个体又往往欠缺维权能力,无力承担不相称的维权成本。
      (七)法律规范明显滞后
      一方面是立法整体较为原则,另一方面是立法速度无法赶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发展速度。新型信息网络技术在电商交易场景中的广泛应用,社交电商、服务电商、导流电商等新型电商业态纠纷案件的不断涌现,使得案件法律关系更为复杂、事实查明难度更大、案例类型化整理更具挑战性。技术使得交易进一步虚拟化,主体身份的确认、意思表示的归属以及合同的履行等一系列交易环节都被技术包裹,有赖技术和法律判断有效结合,以对主体身份作出辨认,对电子意思表示和履行的归属作出确认等。[2]新型电商业态的出现,使得甄别各方法律关系的难度加大,难以将各方关系简单归类到既成的法律关系规范类型中,使得找法、用法以及依法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难度加大。
      二、服务保障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实践创举
      (一)确立适应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案件审理原则和思路
      1.依法维护各方主体权益,突出保护消费者权益。较之线下的民商事活动,电子商务具有主体虚拟、交易活动的技术性、交易标的的数字化特征,这源于电子商务依托于尚不完善的信息网络技术。上述特征使电子商务的风险远远高于线下交易的风险。[3]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从各个层次、环节设定了较为完备的保障规则,此种安全保障规则的设定从根本上是为了规范电商主体行为,减少、降低交易风险,最终实现对各方主体民事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只有在审理电商纠纷案件中牢固树立切实保障各方主体民事权益的基本理念,才能不断规范主体行为和市场秩序,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电商活动的交易风险。因电子商务交易具有虚拟性,财产等经济生产要素往往以数据信息的形式存在,而在交易的过程中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了分离,在交易的各方主体中消费者对于载有生产要素的数据信息的存储、流转等各个环节的控制力最弱,消费者权益最易受到交易相对方、第三方的侵害,为此电子商务法在制度设计时对消费者权益作出了特殊保护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始终贯彻技术中立、功能同等的基本原则。技术中立是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对当事人使用的技术和媒介同等对待,禁止限定特定的技术和媒介而歧视其他形式的技术和媒介。电商纠纷案件的审理不应针对某一项特定的技术本身作出评价,技术本身并无对错、善恶可言,可兹评价的是主体的行为,故技术中立原则要求在审理活动中超脱技术本身而对主体运用信息技术的行为进行评判、规范。[4]例如,当事人可以采用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或指纹识别等技术方式确定交易主体的身份,不能仅以技术不同而对不同的技术效果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功能同等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对与传统民商事活动功能相同的行为或制度赋予同等的法律效力。它的基本目标是把现代通信技术赋予与传统的纸质文件相同的法律效力,只要二者具有相同的功能。[5]例如,在传统商事纠纷案件中,我们往往会要求当事人提供合同原件以明确各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但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传统意义上的合同原件已经不复存在,数据电文从一台计算机终端通过网络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终端,传输的不可能是原件,而只能是电子版的复印件,那么如果该复印件可以被识别读取,具有完整性、未被篡改,就具有与原件同样的可采性和证明力,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就应赋予该电子复印件与原件一样的法律效力。
      3.加强案例研究,发挥司法判例对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作用。现代信息科技方兴未艾,电商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作为一个崭新的市场,由于法律规范不完备,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假冒伪劣产品横行、消费者与经营者纠纷不断、经营者不诚信经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电子商务法的颁行有效回应了电子商务市场长期存在的混乱、无序的现实问题,但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的迟滞性,难以完全因应快速发展的电商业态需求,此时需要裁判者准确理解立法原意,通过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条与现实的间隙处填充裁判规则,以个案不断累积裁判规则,点滴渐进地厘清法律条文灰色的模糊地带、空白的真空地带,以此使得法律规范的体系能在常青的现实中不断保持融通自恰和生命力。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构建司法裁判规则,充分发挥裁判规则对电子商务活动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激发和保护创新,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健康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6]
      (二)建立健全适应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审理机制
      1.构建不同方式、不同层次组成的电子送达体系。电子商务纠纷当事人天南地北,被告主体流动性大,具体的物理地址难以确定,送达问题一直是困扰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题。杭州互联网法院设立后,积极探索实践电子送达,电子送达率逐步提高。目前,3类电商纠纷案件原告电子送达率已达100%,被告的电子送达率也已达到90%以上。研究制定电子送达规定,明确原告在享有线上诉讼便利的同时履行接受电子送达的义务,明确诉前约定电子送达的效力,经过确认或约定的电子地址优先适用、未确认或未约定情况下适用常用电子地址送达等规则,从而形成不同方式、不同层次相互补充的电子送达体系,最大限度化解电商纠纷案件送达难的问题。主要举措如下:一是推动在网上诉讼平台确认电子地址。依托网上诉讼平台,当事人在线验证身份后即可在平台上输入电子送达地址,诉讼平台通过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引导当事人在线填写电子地址,以提升诉讼平台电子地址的确认率和电子送达的有效率。二是引导诉前电子送达地址约定。积极引导电商平台等将司法送达地址的确认提前到诉前商务活动交易阶段,在交易协议中以加黑加粗方式提示当事人确认的电子送达地址在司法阶段的有效性,由此认定纠纷产生后双方已就电子方式诉讼及电子送达地址达成合意。三是利用数据共享挖掘被告经常使用的电子地址。在电商交易中,平台内往往设置有与被告账户绑定的即时通讯工具,在被告不愿意登录网上诉讼平台关联、无法获取其确认送达地址的情况下,通过平台内的即时通讯工具进行送达成为保障被告程序权利的最好方式。诉讼平台还与其他主要互联网平台对接,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调取当事人实名认证账户中填写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微信号、QQ号等信息,挖掘有效电子地址进行电子送达。
      2.全面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诉讼流程和审理模式转变。依托功能全面的网上诉讼平台,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电脑端或智能手机端登录平台,实现起诉、受理、送达、调解、举证、质证、庭前会议、庭审、宣判、执行等环节的全流程网上诉讼。通过在线审理模式,打破空间限制,把庄严的法庭直接搬到了网络虚拟空间,通过技术手段,有效破解诉讼主体身份确认、送达、电子证据认定、行为控制等在线审理难题,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诉讼。通过异步审理模式,突破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利用空余时间,不同时、不同地、不同步参与诉讼活动,诉讼各环节均可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各自选择的时间登录平台以非同步方式完成诉讼,充分保障诉讼权利。先后出台《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规程》《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等网上诉讼规则15件,实现在线诉讼流程的规范性、诉讼主体身份的可查性、当事人在线行为的可控性、在线审理模式的高效性等,基本形成了涉网案件审判的程序规则和操作指引体系。
      3.构建电子证据平台,实现电商交易基础信息电子存证,破解电子证据取证、认证困境。首先,打通与电商平台的数据鸿沟,当事人通过网上诉讼平台的端口,可以同步获取涉诉的交易订单、物流信息、聊天记录等证据,有效解决当事人自行收集电子数据址据存在的困难,节约庭审举址质证的经济和精力成本;其次,构建电子证据平台,建立证据和审判之间的专门数据通道,实现与金融机构、公证机构、第三方存证机构等存证平台的标准化对接。上线全国首个司法区块链平台,用区块链技术组建司法联盟链,将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及法院连接在一起,使每个单位均成为链上节点,通过去中心化的整体布局及多节点的完整结构,解决电子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存储、传播、使用,特别是生成端的可信问题;再次,制定电子证据审查细则,根据电子证据的属性制定《电子证据平台规范》《电子数据证据司法审查细则》等规则,解决了电子数据证据易变、易改、易灭失带来的真实性难认定等问题。
      三、服务保障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司法裁判规则
      (一)职业索赔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职业索赔判断可以参照两个标准:一是多次购买案涉产品或类似产品后提起数件类似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二是其他明显不符合普通消费行为的情形。法院一旦查实案涉行为具有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职业索赔。对于第一个标准,法院可以主动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及法院审判系统、卷宗、其他法官了解相关主体涉案情况,也可以在庭审中询问相关情况。在审理中发现,某些人员虽然仅有一个案件,但其户籍地、收货地、联系方式、代理人、诉状内容及举证情况出现与职业索赔相关主体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在有足够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行为定性为职业索赔。对于第二个标准,可以通过调查发货、收货、拍摄视频、录音、鉴定、公证等举证情况、诉前及诉中具体行为综合判断。
      因职业索赔主体维权意识较强,相较于普通消费者,其辨别能力和风险意识更强,因卖家的误导行为而错误购买的可能性较小,各地法院对该类主体主张构成欺诈的3倍赔偿不予支持争议不大。实践中,争议主要为相关主体是否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以及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获得十倍赔偿的权利。
      笔者认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立法宗旨来看,赋予消费者可以获得10倍或3倍惩罚性赔偿权利的目的,在于通过加大对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从而引导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依法经营,净化商品生产、经营市场,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非成为不诚信者的索赔工具。因此,享有获得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人理应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故对于职业索赔应谨慎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职业索赔与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相悖,即使这种知假买假行为在形式逻辑上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但在价值上对其予以否定评价,方可避免助长此种愈演愈烈的恶性知假买假歪风。[7]
      (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披露平台内经营者信息义务的审查标准
      1.电子商务平台披露平台内经营者的信息范围
      电商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先行向电商平台经营者要求赔偿。实务中,对认定平台经营者是否履行了提供平台内经营者信息义务的标准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商户在入驻平台时,平台对商户基本信息进行了审核,且能定期要求商户进行更新,并能应消费者需要提供最新的商户基本信息,即已完成了信息提供义务。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均规定,平台商户注册信息时,对于自然人,需要向平台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对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需要向平台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营业执照或其他获准经营的证明文件、经营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这些基本信息都足以在消费者起诉平台内经营者时达到诉讼法要求的有明确被告的条件。基于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原则,应当认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信息范围不能高于其审查义务。既然平台经营者在其能力范围内定期只能依法承担上述有关主体基本信息的审核义务,那么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义务也应与此相一致。需特别注意的是,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商户的基本信息应做到定期更新否则将因提供陈旧信息而承担相应责任。
      2.电子商务平台披露平台内经营者信息是否及时的认定标准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平台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平台内经营者基本信息的期限,但平台经营者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提供义务,势必会影响消费者的正当维权。目前实务中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在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就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纠纷后,无法达成协商一致,且经平台经营者协助调处无果后,经消费者请求,平台经营者即应在合理时间内提供能够达到有明确的被告之身份信息。平台经营者在被消费者起诉后才履行信息提供义务,不能认为尽到了及时履行信息提供的义务。因为,如果平台经营者经消费者请求后,拒不提供平台内经营者信息而被诉先行赔偿,其后,平台经营者又在诉讼中抗辩其可履行或已履行信息提供义务,若此种抗辩得以成立,将架空先行赔偿制度。[8]但同吋要注意的是,平台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平台内经营者基本信息时,需要合理期限审核纠纷的真实性,确信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确实存在纠纷,方可向消费者提供有关的平台内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毕竟平台内经营者的基本信息中可能涉及自然人商户的个人信息等。
      (三)新型网络混合服务平台经营者应否承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典型意义上的电子商务平台,是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商品或服务推荐、交易规则、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提供交易双方或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信息网络系统。[9]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信息提供者、交易场所提供者、广告发布者等,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需要分别承担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责任、交易场所提供者责任及广告发布者责任等法定义务。随着电商模式和业态的不断发展,新型网络混合服务平台得到快速发展,典型代表就是社交平台延伸电子商务的功能越做越旺。此类混合服务平台一方面为用户提供社交媒介信息服务,通过社交互动、优质内容等方式获取流量;另一方面为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对商品、服务进行推广、展示及交易等提供网络信息服务。在此类网络混合服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一般称为社交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大致包括社交网站将流量导向电子商务模式、电商与网络社区合作模式、社交网站一站两用模式等。有观点认为,此类混合服务平台经营者提供的只是社交媒介服务,用户借助平台发布商品、服务信息,进行交易,平台无须承担电子商务法科以的法定义务。笔者认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层面,应就个案具体区分平台的经营模式和特点。若平台确为交易双方提供了虚拟交易场所,为经营者提供了商品、服务的信息展示、交易的渠道等服务,已经具备电商平台的实质特征,则平台经营者应该尽到电子商务法规定的对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进行形式审核和披露的义务、交易系统安全保障义务、交易信息保存义务、对消费者安全基本保障义务等,否则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四)网络购物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适用标准
      1.7天无理由退货适用的主体范围
      首先,电商交易中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买受方可否主张7天无理由退货?这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范围界定的问题,即除自然人外,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范畴。此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们在生活性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终极消费主体,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的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其本身并不具有消费者的资格,但是,其社员及职工作为自然人仍属消费者的范围。如此,电商交易中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买受方不能享受7天无理由退货的保障,但法人或其他组织中的自然人作为商品的使用人或服务的接受人,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可以基于接受或使用商品而向商家主张7天无理由退货。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无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消费者。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其次,网络二手市场的个人出售行为是否是经营者行为?例如C2C平台上发生的二手交易(如闲鱼二手交易)属于个体一次性的不具规模的出售行为,应否承担7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责任?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中所指的经营者与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不同,此处经营者是与消费者相对应的一方主体,是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的人,并不以办理工商营业登记为必要条件,因此,零星出售二手商品的个人卖家应当在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情形时履行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之下规定的义务。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经营者不仅要有盈利的要求,还应有经营活动的反复性,偶然性出售不能被定义为经营,故不能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笔者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是在网络特有交易环境下对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造成意思表示形成障碍的一种法律救济,只要交易相对方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即应受到该制度的保障。
      2.7天无理由退货适用的商品范围
      首先,法定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对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商品进行了规定,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即消费者定作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4类商品。
      其次,约定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除了明确规定上述四类商品不得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外,还规定“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该项规定的适用必须具备两个要件:其一,所购买的商品在性质上属于不宜退货的商品;其二,消费者在购买时已经确认所购买的商品不宜退货。商品性质是否可以退货是一个巨大的争议点,实践中要综合考量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在充分尊重意思自治、保障消费者权益两者间实现平衡。
      再次,对商品完好的认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消费者购买商品后,若主张将商品退回,无须说明理由,但应当符合商品完好的要件。对于商品完好应当如何理解,实践中意见不一。确立消费者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初衷,是使非现场消费者享有与现场购物同等的检查、试用商品的机会,从而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交易。拆开包装是消费者应有之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商品完好是指商品本身完好,商品的包装被拆封,或者包装不完好,但只要商品本身是完好的,并且附属于商品的标识、标牌等也保持完好,就是商品完好。当然,消费者与商家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亦可根据商品的价值、属性及交易惯例等对商品完好的标准作出特别的约定。
      (五)因炒信、刷单等网络虚假交易产生的纠纷
      网络虚假交易一般是指为获取虚假交易数据、商品信誉、商家信用而虚构交易流程、物流和现金流的行为。炒信、刷单等网络虚假交易,在电商平台经营者对虚假交易主体进行处罚时,会产生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在虚假交易的买卖双方之间,因虚假交易的卖方不返还已付钱款及支付酬劳,会产生名义上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对于前者,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用户签订网络服务合同时往往约定,平台对于用户通过虚构或隐瞒交易事实等不正当方式获取虚假的商品销量、成交金额等不当利益的行为可以进行处罚,对于平台认定构成虚假交易是否恰当,一般需结合网络服务合同约定,由平台进行举证,从证据判断交易是否存在异常形等。例如,在极短时间内将可合并购买的商品分拆成多个订单分别进行交易,交易成功后无物流走件信息,突破卖家规定的最低商品交易数额,大量订单的交易价款明显低于正常交易价款,短期内销售量出现异常波动及同一主体使用大量关联账户异常购物等。若存在上述情形,且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可认定平台处罚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对于后者,虚假交易的买卖双方名义上存在购物合同关系,但双方之间并无真实的交易意愿,在理论上属于通谋虚伪行为。对于表面的买卖行为,因缺乏意思表示一致,应属无效;对于隐藏行为,即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行为,因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以及违背公序良俗,亦应属于无效。至于法律行为无效,虚假交易的买方能否请求卖方返回支付的款项及支付酬劳,笔者认为,当事人从事不法行为,乃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之外,对于不法行为所为的支付,无给予保护之必要,对其返回请求可不予支持。
      (六)网络交易中合同的订立与成立规则
      若电商经营者发布的商品信息内容具体明确,含有要约人愿受约束的意思等要件,则应认定发布商品信息行为构成要约,用户选择该商品并提交订单属于承诺,订单提交成功则合同成立。电子商务中,网页上展示的商品并非现实生活中可以触碰的真实商品,真实商品可直观地反映剩余数量,但网页上的商品有时不会显示余量,即使在有余量显示的情况下,由于存在多人同时点击购买的可能,在网络出现刷新延迟时,显示的数量和真实数量也可能不一致,故电商经营者发布商品信息究竟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除考虑一般合同要约构成要素外,需重点考察电商经营者是否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提示与控制网页标注的货物数量,是否保证有存货或保证规定时限内送达等表明愿受约束的意思。

    【作者简介】
      杜前,倪德锋,肖芃,杭州互联网法院。
    【注释】
      [1]郭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法律适用与案例指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2]齐爱民:《电子商务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3]巩姗姗:“论电子商务法基本原则”,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齐爱民:《电子商务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5]孙占利:“论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以全球电子商务立法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
      [6]高艳东:“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法治保障”,载2019年7月5日《人民日报》。
      [7]姚辉:“民法适用中的价值判断”,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
      [8]赵旭东:《电子商务法释义与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9]全国人大财经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中国电子商务立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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