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背景下的法律信息管理—挑战和机遇
2020/2/12 16:26:09  点击率[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信息化
    【出处】《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11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11年
    【中文摘要】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为促进法律信息的利用和促进法律信息的组织以及其出版创造了许多绝好的机会。随着各种法律问题日益全球化,在法学领域内,大量接触各种电子资源日益受到学者、律师、国际商业实体和其他人的青睐。这些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和维护立法和司法的方法和途径已经对法律信息的有效管理产生了一系列的挑战。本文主要关注中美法律信息体系的发展,首先总结在法律研究方法方面所出现的技术进步,以及有关案例、条例、规章及其他重要资源的电子出版物。其次,文章将分析各种相应的挑战,如法律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一致性以及传播。该分析将包括法律信息在互联网传播的质量以及一系列问题如围绕政府机构以及各商务企业法律信息的电子出版物。最后,本文将以前瞻性的分析入手,总结并分析科学技术能够促进法律信息的管理,并且无论是对普通法系还是民法系均能够加强两国的法律制度。
    【中文关键字】法律信息;法律信息制度;法律研究;法律出版
    【全文】

      一、前言

      自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作者编著了如下法律图书,如Ur-Nammu(公元前2100),Lipit-Ishtar(公元前1930),Echnunna(公元前1770),Hummurabi(公元前1770 BC),文明国家就试图把“井然有序”强加给今天我们所称的法学学科。继这些早期尝试之后,些雄心壮志者怀着同样的目的紧随其后,制定了有《查士丁尼法典》、《唐律》、《阿尔弗雷德法典》、《大宪章》(1215)和《拿破仑法典》(1804年),这些法律典籍都想把整个国家体系放置于社会可接受的法律规则和惯例之下。虽然潜在的动机有所不同,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统治者们(宽厚的、专制的或其它)、宗教和军事领导人、政府官员、法官和律师,甚至是些文具销售商(正如本文稍后将会提及的)都曾试图发展法律制度,以其能使其便于理解,便捷,可靠,权威。这种状况似乎令人费解,然而更令人疑惑的是,在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其它科学技术的到来,在法律领域内的知识管理却是日益发展而绝非倒退。实际上,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同意见:没有“系统的重组,使得整个(法律信息)领域资源丰富和客户满意”,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可能会一团糟,其糟糕程度可能就如同古代编著者在石碑上辛苦撰写文书一样。

      二、法律信息背景下的知识管理

      在诸多学科领域内对知识管理的多种解释中,最适合研究法律信息定义的是由Mohsen Gerami提出的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Mohsen Gerami认为“知识管理就是使信息快速传达、人们有效掌握的使用过程”。Gerami提出的这一定义,其核心概念在于信息必须容易获得,且其形式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富有成效”。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谬误之一就在于盲目的信守“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箴言。无论是以历史或科学事实,数据、统计、案例等任何形式,信息本身很少具有强大的力量。也只有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将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能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时信息本身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没有正确的信息,也不能创造出有用的知识。特别是在法律背景下,推理、分析和基于不准确、不完整或中止不仅仅无用而且可能有害。

      法律给知识管理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在法律领域内,从形式、术语以及组织结构上来说,法律是累赘、复杂且缺乏连贯性的。普通法系和民法系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此外,如同JohnMontana所说:在知识管理的时代,法律因“不合时宜”显得尤为突出。法律完全是人造的,它没有任何潜在物理原理或较大的未知领域,也没有失去法律主体,法律的原则、结果以及其文本主体皆是完全可知的。研究某一法律问题的人应该能够快速、轻松且确定无疑的找到问题的答案。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你可以轻松的研究理论天文物理的问题,并确定无疑的推导出一个答案,这些都远比涉及税务规则的一个一般问题简单的多。不像科学或数学,法律是没有绝对的。特别是这些概念如公平、正义、先例和合理性等永远都是敞开讨论、不停地更新。

      然而,技术革新已经促进了信息的掌握、管理和储存,在面对知识管理的挑战时,只有鲁莽的人才会放弃寻求法律策略。从最好的模式上来说,法律信息只有管理有方才能便于学者和法律人士轻松查寻,也便于那些想了解法律或寻求法律保护的人。在法律领域内,找到知识管理的策略是可能的,但是尝试者必须了解、法律信息的组织方式。此外,法律制度、文化之间的差异需要制定一些策略,这些策略涉及方方面面且十分灵活。并且没有任何一个策略可以违反全球种种不同的法律界限。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中美两国法律信息制度的发展以及两国在知识管理领域内所面临的障碍。该研究主要认定一些特定的挑战,特别是那些被无处不在互联网所产生的挑战,包括真实性、准确性、一致性。最后,本文将以前瞻性的分析入手,总结并分析科学技术的方式能够促进法律信息的管理,并且加强中美两国法律制度。

      三、美国法律信息制度的发展

      美国的法律制度正如同英国殖民者在各国制定的法律制度一样,遵循着源自中世纪英国的普通法这一传统。普通法源自一些基本的习俗、原则和规则,它有着口口相传的历史传统,往往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并且最终发展到法院书面判决的形式。英国的殖民者以及之后美国的创建者们将英国的普通法融入到美国的法律制度中。而美国的法律制度远远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他们都遵循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传统。两种法律制度之问最主要的差别是:民法法系更多的强调书面的法律法规,并且“存在这样一个守则:法律法规适用于每一个法律问题”。在普通法法系下,没有这样的守则存在,并且“许多法律原则都是通过不成文法或普通法形成的”。因此,诸如美国这些国家过分依赖法院的书面判决,这些判决也为法官以后的裁决提供了先例。此外,美国法律体系却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法律适用于每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宪法是综合性的基本法律规范。

      正如美国宪法所解释,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均享有立法权,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利”。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其法律信息主要由第一手的信息渠道构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规以及其它政府机构所颁布的法律文件,也包括总统办公室。这一信息渠道还有第二手的信息来补充,以此来解释、阐明、开发、查询以及更新政府机关的信息。来自一手或二手的信息主要由如下人员采用,比如律师、法官、学者、案件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来参考、解释和选择适用的法律。法律推理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工作重点,它只有在找到、核实、分析相关信息并且有了适当的背景方能进行。鉴于解决法律事务相当紧急,获取可靠并且有效的信息对于美国的案件当事人、律师和法官来说是最为必要的。

      在普通法这一法律体系下,美国法律出版物的重要性和法律信息出版商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在美国殖民地时期以及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里,成文法的出版、宪法以及案例汇编都是少之又少的,并且也不完备、也不准确。然而,“随着美国西部扩张运动的进行以及美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其对法院和立法机构的需求日益迫切,并且美国法律文献也有相当比重的增长”。自美国建国伊始,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就出版了法律文献和法院的裁决,但是因为出版并非政府事务,因此可想而知的是法律出版的效率不高,且法律体系的连贯性也很差。由于对准确、及时的信息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到19世纪初开始,私人法律出版商一统市场的局面开始形成。

      在19世纪上半期,虽然一些企业家也对法律出版业务做了初步的调查,但是由于缺乏质量监控以及出版计划不连贯,他们的这些尝试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编辑方面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因此也不能够辅助法官、律师、或诉讼当事人去研究和理解法律。然而随着当地文具商John B. West的到来,美国的法律出版业和法律信息管理得以改变。在他哥哥Horatio的帮助下,John B. West制定并完成了一项计划,该计划“组织、规范并且完善”了联邦和各州的法院判例。除了出版之外,John B. West还就法律概念分类管理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方法。西方法律制度是这样一种结构,即任何情况下都有适合这一结构的情况。这就奠定了法律的基础。John B. West曾经将出版的业务扩展至成文法、法典以及二手的信息资源,并且通过一个组织体系将所有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有经验的研究人员能够在美国普通法系的海洋里找到各种必要的信息而自由航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John B.West保证他的出版物中所含的信息都是及时编辑、整理后而发布的。John B. West和他创造的西方出版公司很快就制定了出版的黄金标准,即精确、详尽、通用。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虽然有大量的私人或政府的法律出版企业出现,西方出版公司在出版例如判例法、成文法和宪法以其其它法律信息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图书主要服务于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制定。20世纪也见证了其它法律研究工具的大量涌现,众多的出版商创造出大量的研究工具以此协助法官和律师建立法律的判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除了商业和律师协会法律期刊的发展,差不多每个法学院都出版了法律学术评论。也许是由于普通法系本身固有的特点所决定,随之而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法官、律师和学者越来越困惑,他们不能确认、也不能解释出版的判例或其它案件中的事实。虽然这近乎极端,例如受人尊敬的证券律师ArnoldS. Jacobs在他的文章中用了4824个脚注,那么传统价值认为几乎所有的美国判例法和法律学术问题中的信息都是权威且可以被验证的。通过法院判决和学术研究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翔实可靠的基础之上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家电子法律信息服务系统(Lexis)的出现,美国的法律出版和法律研究方法进入了网络这一纷乱的时代。电子法律信息服务系统整合了西方出版公司认真编著的诸多案例。这场法律研究方面的革命改变了传统的、繁重的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研究方法,现在的信息组织良好,摘要明了,数据和引用详备,轻轻点击电脑鼠标立刻就能检索到成文法、判例以及关于法律任何方面的问题。虽然John B.West早已于五十年前去世,但西方出版公司在其辞世之后很快就与1975年建立起自己的电子数据库,Westlaw。 Lexis和Westlaw这两家电子资源库在其运行效率和信息覆盖的全面性方面不尽相同,但实际上它们包含的信息都是可靠、及时的。

      四、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出版的发展

      很难用西方的传统词语来解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法律环境以及其相应的法律信息制度。因为直到20世纪初,中国的法律才具有公平和正义的基本原则,并且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中国才拥有了统一的法律信息制度。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封建帝制和近代中国的儒家道德治理和宗法统治(主要是依据当地或家庭习俗)已经给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策略”。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之后历朝历代整理、修订前朝的刑事规则其实则是传统上的“法典汇编”,甚至对法庭上的争议、辩论等等的零星记录也都是“法庭报道”。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1979年之前中国还没有稳定的法律体制来维护法律尊严。这一法律的空白期导致了滥用职权和官员腐败,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顽症。鉴于此,一些历史学家绝望的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靠“潜规则”而非法律来治理,其中一个潜规则就是政府“有权侵害”而非保护公民。

      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汉学研究泰斗,他精辟的分析了中西法律:法律这一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荣耀,虽然它对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两千多年前这一概念却是被人渺视的。这是因为中国法家的法律概念远远落后于罗马人的法律。而相反,西方的法律则一直被认为体现了上帝和大自然的意愿,法家的法律则仅仅代表统治者的意愿。中国的民法举步维艰,或者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民法,中国的法律很大程度是依然是行政命令和刑事判罚,而这些都是老百姓都会尽可能避免触及的。

      因此古代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靠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非“依法律”。对此Jerome Cohen做了如下的解释:中国传统的法律实则是一种工具,用来贯彻执行儒家的社会准则和臣服不羁的民众从而实现中央集权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的传统法律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刑罚和等级分明的审判机构。这些机构井然有序但却极度专制,根本不允许被告进行辩护。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古代的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确保民众遵守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若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适度痛苦”的惩罚。这些规章制度详细描述了各种被认为对政府有害的行为,还有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以及相应的惩罚方式。因此在法律上,人的行为都与刑罚紧密相关。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时就已经开始统一刑罚并颁行法律。之后的历代政府收集、编辑和修订刑法并颁行新的法律,同时增加新的罪名和新的惩罚方式。中国的封建帝王政府控制了法律的修订和颁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大臣和负责法务的官员严格遵循帝王的指令,担负法律制定、修改等责任。随后经过帝王的最后批准,法律才能颁行、印制并最终保存在皇家图书馆里。总的来说这些刑事法规都得以很好的保存,但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法律规范并未刊印发行,因而只有掌管司法的官员才能解释法律。自从唐朝(618-907)时起,就有人对法律进行注解和解释,之后还有政府任命的官员进一步解释。这些注解逐渐合并成法典汇编,从而拥有了法律的效力,并且《唐律》为中国之后宋元明清等封建王朝立法提供了参考。封建中国有着这样的传统:法院都是由政府任命且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地方行政官员来掌管,因而法院的判决历来都是随意而专断的。此外,法院没有义务向任何人包括争议双方当事人解释判决的依据,法院的这些裁决会定期整理颁行,但是这些判决文本并不具有先例的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法律短暂启蒙的一个时期,同时也表明中国司法制度开始独立于其它政府部门。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对西方影响开放自我,全面学习西方法律思想的一个时期。1915年,美国律师、传教士Charles W.Rankin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比较法学院。该学院以美国法律教育为蓝本,主要致力于英美法的教学。

      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利用德国民法作为司法改革的参考。六部法典(《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法典》、《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得以颁行,从而成为这一全新法律制度的基础。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的司法程序已经相当完备,通过司法程序得以颁行并实施法律法规。这一时期的许多案例都有了先例的效力和作用,尤其是土地继承、重婚、非法同居等案例。不幸的是,随着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以及继之而来(1947-1949)的国内战争,中华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停止了前进的步伐。1949年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国民党在中国台湾重建中国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废止了之前包括司法在内的整个法律制度,接着开始大量参考前苏联的经验,开始构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毛泽东时代(1949-1978)和邓小平及邓小平之后的时代(1979—至今)。就司法制度而言,这两个时期既有共同点,又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迥异。在第一时期,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反革命这种形式,“法律”这一概念却被舍弃了。法律机构如法院、检察院都纷纷关闭或瘫痪,法律院校纷纷关闭,法律从业人员被迫转业或下放农村劳动。

      自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即是为恢复社会秩序进而重建司法制度。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律是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法律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的法律越来越符合国际规范。这一时期,立法活动频繁,法律的实施和贯彻加强,中国法律环境日益加强。

      正如本文之前曾指出:中国的法律出版都是国有企业控制,但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约束。1979年之前,法律文献系统和法律研究的方法是很单调的。标准化、高级别的法律信息管理技能如法律信息编码、索引、编目等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出版商来完成。未能高效的管理法律信息和传播法律知识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那就是“获取信息和知识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除了中国历来漠视平等获取信息,技术设施的缺乏也是导致现代法律制度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之一。中国既没有像美国政府拥有印刷部一样拥有中央政府的印刷部门,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庞大的图书托管系统保管公共出版物,并且提供公共阅读服务。政府的文件,包括涉及法律方面的文件都有可能被视为国家机密而仅对那些执法官员开放。这和封建帝王时代的法律有着同样的特点。2007年,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毫无疑问,这一条例和电子政务项目(中央政府建立的网上政务公开)都致力于推动中国法律信息制度的发展。由于大量外商投资、私有化实体、商业和工业科技进步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弗朗西斯·培根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因此,收集、管理、传播知识逐渐被视为既有社会效益又具经济效益。特别是法律信息被认为是极具潜在市场价值的信息。

      1995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古老、最具名望的大学开发了中国法律信息网,这是首个网上中文法律信息数据库。其它企业继北大之后进一步发展网上信息,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动以及迫切想赶上复杂的网络服务,如Westlaw和LexisNexis,法律出版社、网络企业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甚至执法部门,纷纷致力于开发综合数据库和电子法律服务。1999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清华大学发起《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这是国内最大的数字信息图书馆和全国性的知识共享平台。

      在过去的五年里,主要的电子信息供应商如汤姆森路透社等都开发了高级法律信息服务功能。例如,驻中国汤姆森路透社是一个在线数据库,主要用来管理中国主要的法律信息来源问题。这些电子信息供应商拥有良好的技术、先进的法律编辑和搜索引擎,增值及智能信息等经营模式,这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国内信息供应商提供重要的参考。

      很明显,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三年完成,甚至一代人都难以成就”。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仅在其技术熟练程度上还是其基本价值上都不同于美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现在的法律制度是“依法治国”。在中国法律体系和法律信息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样,当代中国的法律行业、法律教育以及法律信息体制的发展都是与西方影响密不可分的。

      过去30年间,中国法律完成了转型。诸如依法治国、个人权利等概念都是源自西方政治传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但中国人早已接受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人是为学会一些基本原则,而西方人则是学为致用”。这也就是掌握知识的基本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法制国家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能够在普遍认可的范围下行之有效。而衡量中国法律信息制度成熟的标准则在于信息参考资源,例如West law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可信的、校订过、注释过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可以重新造就新的信息。

      五、信息中缺失的知识

      如上所述,中美的律师、法官、诉讼当事人、图书馆员和其他法律研究人员手头现在有都拥有大量的信息。中美两国法律信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及之后将取得的进步是值得肯定同时又是振奋人心的。然而,目前法律研究人员真正需要的是管理信息的手段和工具,帮助他们对信息进行分类和识别,从而不仅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答案,还可以发现法律诉讼的背景和细微差别。有效的知识管理包括尽快找到准确信息,并且要自信所采用的法律信息策略是全面的。最近刚刚启动的例如WestlawNext这样的在线服务系统提供一个干净、现代的用户界面和强大的搜索功能,可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能有效帮助研究人员。当研究人员对所研究的法律问题确定无疑时,他们可以进一步浏览相关信息,进而进入更全面的研究阶段。然而,即便是像WestlawNext这样的服务系统也不能回应所有的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法律管辖区。

      直到目前为止,在中美两国唯一免费使用法律信息还是要靠公共图书馆所藏的法律资料。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络创造了海量的判例法和一些法律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很容易免费参阅的。一些学者认为“法律制度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源。大量的新规则和审判要求律师竭尽全力去处理信息,更要不要说非法律专业人士了。为了提高知识储备,免费参阅法律信息是法律制度应该提供的。通过互联网这一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系统代表着进步”。虽然免费获取准确的法律资讯对于每个人都是令人欣慰的目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对于提高知识来源无所裨益。互联网上的大部分信息,甚至官方机构如法院、议会、政府机构等提供的信息都缺乏认真编辑,不确定、过失甚至难以参阅。或许更为苛刻的一点就是,公共法律数据库没有连贯性的格式或者搜索引擎。不熟练的研究人员只能利用不准确、不完整的法律信息,这对于法律研究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像美国这种普通法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何要长期保存案例、法律、规章以及一些主要电子资源。虽然Luddite主张将所有文献集结出版,但是目前法院和立法机构对次尚缺乏严密的监测,这是一个较为严重且长期忽略的问题。确保纸质信息和电子信息的真实和流通以及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有效利用信息是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中美两国法律信息研究人员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最终,公共机构和商业机构会及时收集、审核、广泛传播的法律信息。同时,较强的搜索引擎需要得以进一步发展,以便能够满足法律领域的一些“灰色”区域,比如法律分析和推理。互联网上免费且开发的法律信息为法律人员创造了机遇又造成了困惑。一方面,存在一条渠道可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个通道也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样,很难操作,很难理解。在法律信息研究和法律研究中,不同的模式是否能够相互调整,尤其是东西碰撞、古老的普通法法系遭遇新兴的民法法系?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彼此努力交换信息、分享知识、尊重基本权利,以及用法律的语言去交流和沟通。

    【作者简介】
    郝兰琼,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管信息和技术),罗杰诺仁讲座教授,美国律师协会法学教育和律师执业资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国律师协会图书馆委员会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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