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若干问题——读《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2020/1/7 18:22:53  点击率[7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法学研究;论文写作
    【全文】

      先来铺垫一下背景:
     
      “2019年12月5日晚上,我校名家论坛第244讲在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11会议室举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会长张新宝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几个问题’的精彩演讲。本次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主办,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承办,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栗峥教授与谈,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伟教授主持。”
     
      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这可以算是法学学子和法学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了。
     
      “这个题目前几天在北大讲过”。
     
      我晕!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之下,同一个人的相同内容的相同题目的演讲还需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进行操练吗?难道学术名家演讲与歌星演唱会是遵循同一套游戏规则吗?
     
      “以往有人说法学学者写的文章没有人能看得懂,我说人家拿去作为高考的内容肯定是能得让人懂的。我们写法学论文不仅是让专业人士看的,更是要让普通大众看的,至少读高中的人看得懂,差不多是这样的阅读水平要求。”
     
      其中的“能得让人懂”,很可能是打字录入错误。似乎应该是:能让人看懂。
     
      是否能让公众看懂,那可就要看“法学学者写的文章”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作品了。如果是法律或者法学“科普”作品、甚至是文学作品,公众依旧看不懂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学学者”,可是真让人替他着急呀。
     
      拜托!“法学论文”应该让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公众看得懂吗?请问:医学论文应该让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公众看得懂吗?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贺卫方先生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一石激起千层浪。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复转军人为什么不进医院呢?
     
      但愿,答案不会是:法学怎么能够与医学相提并论呢,人家医学是正儿八经、货真价实的科学,而法学只不过就是道貌岸然、欺世盗名的“神学”罢了。
     
      仅以行政法学为例。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是该学科最为基础、最为入门的两个专业名词。请问该文作者:中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公众到底有几个人能够不借助网络搜索就真正明白这两个名词的确切含义?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重大、严肃问题:中国法律的行文表述,到底是应该学术化,还是应该通俗化?
     
      绝非夸张:区区“法人”一词,就足以令中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公众神魂颠倒、找不到北。
     
      愚以为:不论是法律的行文表述,还是法学论文的写作,当然都应该义无反顾的秉持学术化而非通俗化的原则。如果中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公众看不懂的话,那简直就太正常了、那简直就是必须的。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就是专业有壁垒。
     
      法学,不是聊天、唠嗑,更不是神侃、扯淡。
     
      开场白  我们为什么要写法学文章
     
      “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
     
      看来,该文作者对“文章”一词的界定,那是相当的宽泛,居然把小学生的作文也给囊括进来了。
     
      至少我还不至于把我的小学作文称为“文章”。
     
      前两年,我上小学的女儿开始写“看图说话”式的作文。通常都是四幅图画,每一幅图画都要写上一两句。每当她愁眉不展的时候,我都会指点一二。有一次,我很认真的跟她说:我能够根据这样的图画写出一万字的作文。她立刻就被惊呆了!我赶紧解释:如果你有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饱满的想象空间,那么你也能够写出足够长的作文来。有很多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不过就是无病呻吟、没话找话,完全就是在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
     
      “我说没关系,爸爸在上面批注:跟老师说你花了很长工夫,做的不错,但是为了明天能上学,拿着这个草稿去上学。”
     
      该文作者可真是时空错乱、身份错位:居然把对孩子的老师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给称为——“批注”。就差行使身为编辑的退稿否决权了。
     
      “后来老师看了很高兴,草稿能看得清楚就行了。”
     
      这话恐怕也就只有鬼和弱智才会相信。如果真的是“草稿能看得清楚就行了”的话,那么这就无异于是老师在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自己所作出的让学生都再誊写一遍的要求岂不是胡来。
     
      该文作者可真是天真的相当可以。
     
      “从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我们就一直写文章,你不要以为政法大学毕业以后就不用写文章了,完全是误解,你要写更多的文章,甚至要天天去写,只不过写的题材不一样,有可能像曹教授或者像我这样写一个C刊的论文,也可能写报告、写演讲稿,法律意见书或者法律文书,总之,既然你踏入了中国政法大学,那么未来的生涯就跟写文章是分不开的,差不多这就是你挣钱的本事、养家糊口必备的技能。”
     
      我在中小学期间,肯定是写了不少的作文。在大学本科期间,我确实是很少动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写了一篇学年论文(在三年级结束前)和一篇毕业论文。
     
      法科学生在毕业(与毕业院校和学历层次没有必然的关系)之后,还用不用写文章、甚至是写更多的文章、天天去写文章?这完全是一个答案因人而异而绝非整齐划一的问题。
     
      如果有好事者可以去统计一下,法科毕业生的职业生涯与写文章是否分离的比例到底各是多少。
     
      请问:论文、报告、讲稿、法律意见书或者法律文书,它们能够统称为“文章”吗?特别是那些“完形填空”式的法律文书,能够被称为“文章”吗?
     
      把写作与“挣钱的本事、养家糊口必备的技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够现实,也蛮悲凉。
     
      敢问:以营利为目的的写作,结果将会怎样呢?
     
      既然该文的论题是“论文写作”,那么还是请不要把话题扯得太远了。
     
      “‘会说’和‘会写’是我们所有法科生的基本要求。”
     
      此言有理。
     
      但却远远与现实不符——只是应然,而不是实然。请问:有哪些院校的哪些课程是与这两项基本功的训练密切相关的?
     
      这仅仅是一句美妙动听的口号。
     
      此二者当属由法科学生暗自偷练的绝技神功。
     
      “人家之所以说得好,不是因为他会说,是因为他想好了;人家之所以写得好,不是因为他会写,是因为他思考好了,他能够表达出来就是想好了。”
     
      这是高论!
     
      愚以为:作为严肃思想的流露,表达的形式与表达的内容相比较,应该处于明显的次要地位。人们更关心、更在意的当然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除了那些已经将说话训练到近乎本能反应程度的人之外,在通常情况下,都应该是意在言前——意念在语言之前。
     
      说得好,不如想的妙;写得佳,不如思的深。
     
      基本结论:真正最需要精心打磨、刻意修炼的绝对不是“‘会说’和‘会写’”,而恰恰是思想。
     
      第一题  法学文章的选题与标题
     
      “二十多年前,学界弥漫着一种选题,就是关于某某国家的某某制度研究。”
     
      请看清楚:是“弥漫着”。这就足以说明——这是潮流、这是趋势。
     
      这就是中国法学学术发展史的一个阶段的局部样貌。其实,也无所谓好或者无所谓坏,这就是真实的现实。在那个时候,与其说就时兴这个东西,还不如说就只会这个玩意儿。
     
      客观现实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个别人的意志却可以超越时空、揭示规律、指引方向。
     
      “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这种东西越来越多?是因为资料贫乏、信息贫乏,特别是那些老一辈同志不太会英文,希望他的学生翻译一点资料过来为他所用,虽然法学做资料收集整理是必要的,但是不是法学的主战场,不是我们写学位论文需要做的事情。”
     
      这个理由相当蹊跷、绝对勉强。既然是老同志需要翻译好了的资料,那就直截了当让小同志去翻译不就成了嘛,那又何必舍近求远、曲径通幽——允许甚至鼓励小同志去撰写“关于某某国家的某某制度研究”的论文呢?这明显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节奏嘛!
     
      更加紧迫的追问:老同志真的会去“拜读”小同志所撰写的这些垃圾论文吗?这些垃圾论文真的会为其所用吗?
     
      收集整理资料,也可以算是广义的学术工作,而且应该是绝大多数学人“写学位论文需要做的事情”,但这却只是也只能是学术的外围工作、相关工作。不仅不是“主战场”,而是根本就还没有上战场呢!
     
      可悲的现实则是:收集整理资料,几乎已经就是学术写作的全部了!
     
      “我们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立足和服务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这就是今天需要的。”
     
      这个问题提的好!
     
      这个答案给的妙!
     
      但是、但是、但是,这个美妙的答案也许还远远不够!
     
      其实,如果抽去“政治正确”的时髦字眼(“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明显不是全部的法律实践)的话,这个答案的核心要义就是:面对现实、回应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导向,我不仅欣赏这样的态度,而且也践行这样的理念。
     
      我曾经在一篇拙作(《为什么法学讲师也可以学术写作?——读〈为什么法学教授应当学术写作?〉》,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中这样写道:“学术,是有高尚灵魂的、是有辽远追逐的。并非伏案笔耕,就是在进行学术写作。”
     
      真正的学人和真正的学术,绝对不应该是政治或者任何其他什么东西的玩偶或者工具。
     
      请允许我套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模仿造句如下:不想探寻规律的学者,一定不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不想超越时空的学者,一定不是一个卓绝的学者。
     
      学友们,在我们脚踏实地的同时,请不要忘记还应该要去仰望星空。
     
      这就是我——一位永远的“北农讲师”,面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颇具个性的答案。
     
      “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
     
      这一结论,未免有失偏颇。
     
      虽然这样的文章确实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价值体系、价值标准似乎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任何人,都无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一把尺子,无法丈量天下;一个标准,无法通行天下。
     
      现实和问题,确实是学术研究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但是,却不应该基于此就故步自封、裹足不前,把所有的研究目的和选题意义都局限于此。
     
      开放和包容,都是学术的基本原则。
     
      “大概八九年前,我到《中国法学》,发现在某一个学科里面弥漫着一股不大好的学风,一些学者喜欢就那些日本的、德国的一些所谓的前沿的细小的问题写一些文章,然后你引用他的、他引用你的,文章引用率还比较高,集中在那么一个小圈子。”
     
      请看清楚:时隔十几年后,又是“弥漫着”。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些学者的如此表现,应该不是不谋而合、纯属巧合,而明显是相互勾连、共同故意。
     
      学术,也是江湖,也有圈子。世人皆知:各种各样的年会、研讨会、报告会、交流会等等等等,除了游山玩水、包装宣传之外,增进友好、联络感情,那绝对是标准配置、必修项目。单兵作战,已经落伍了;组团忽悠,正在方兴未艾。
     
      作为普通学者,当然可以对此公开表达反感。但是,作为手握学术权力之人,言谈举止则需要相当谨慎。
     
      “后来我就这些问题与某些学者加以讨论,我说中国法律条文那么多,哪一条在我们的实践中没有需要研究的问题呢?为什么你就不去关注它、不去解释它、不去发现它存在的问题呢?”
     
      看来,笔者还没有资格成为“学者”,更没有机会与该文作者进行讨论。
     
      如果该文作者有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北农讲师”的话,那么非常希望该文作者可以浏览一下我所撰写的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约有百部法律,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长期、持续、精心、尽力的去关注中国法律、去解释中国法律、去发现并去试图解决中国法律所存在的问题。
     
      在今日之中国,至少有一个“北农讲师”在执着、坚定的干着这样的活、从事着这样的事业。
     
      请不要搞错!不是中国法律的每一条在实践中都有需要研究的问题,而是中国法律的每一条自身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又就一些司法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慢慢的把这个学科引到了关注我们中国问题上。”
     
      好一个具有引导作用的“引到”!诸位请看:该文作者一出手,居然就起到了扭转局面、挽回颓势的惊人效果。
     
      试问:其原因到底是人格魅力,还是手中权力?
     
      “听众:上班以后做的博士后。
     
      张新宝:那就跟我一样,是上班以后混来的学历或经历。”
     
      博士后,既不是学历,也不是学位,但却的的确确是一种经历。
     
      我的北京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在工作期间“混来”的。这可是我叩开高校大门的敲门砖、谋求高校教职的通行证。
     
      “最高级别的学位论文是需要符合学位论文的全套规则的,就是要全面展示你所学到的知识,像我们有时候写一篇文章去品评人,抓住一点就写一件事,前面不管、后面不管,也用不着在这篇文章里面做多少资料工作,进行多少数据统计,我就解决一个问题。”
     
      请问:最高级别的学位(其实就是博士)论文的“全套规则”,到底是什么呀?
     
      该文作者所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全面展示你所学到的知识”,着实吓死宝宝了!倒要请教:“你所学到的知识”,到底有多少呀?应该如何“展示”呀?该不会是让图书馆搬家吧?
     
      我倒是经常会撰文去“品评”他人的作品,却还从来都没有像某些人一样“有时候写一篇文章去品评人”的经历。
     
      倒要请教:抓住一点,难道不就应该只写一件事吗?难道还应该东拉西扯、离题万里吗?为什么还要管前面的什么和后面的什么呢?难道只写一件事、只解决一个问题,就“用不着在这篇文章里面做多少资料工作,进行多少数据统计”了吗?
     
      这到底是啥逻辑呀?
     
      “文献综述未必做得那么好,但是博士论文必须要做的,就像吃正餐一样的,要有前菜、要有主菜、还要有汤、后面还要有甜点,中间当然还要有红酒。”
     
      由此观之,该文作者对于吃西餐(似乎不是“正餐”吧)倒是——门儿清呀!
     
      我也好有一比:两人做爱,到底是否应该先有前戏?凡是有过此类经历的朋友对此应该争论不大,因为有无两便——有它不多、无它不少。至于是否应该先把各自的家谱都背一遍再开始切入正题,恐怕就会颇多异议了吧?
     
      请问:所谓的“文献综述”,算不算是背诵家谱呀???
     
      愚以为:退一万步,如果真的需要文献综述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内容也绝对应该成为学位论文的附件而非正文。并非夸张、抬杠:凡是有兴致(例如:学习者)、有责任(例如:评阅人)阅读学位论文之人,对相关的文献内容可能一无所知、一头雾水吗?难道还需要由学位论文的作者去指点迷津、科学普及吗?
     
      该文作者居然还认为:文献综述可以“未必做得那么好”。既然可以做的不好,那还要做它干什么呢?这不纯粹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嘛!
     
      结论相当清晰:论文中的文献综述,纯属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该文作者以吃西餐作类比,十分不恰当。
     
      “但是其他论文就未必是这样的,所以学位论文要求过程或者各个要素的全面性。”
     
      好一个“全面性”!这种意义上的“全面性”——过程和要素的“全面性”,着实是在侮辱学位论文作者的智商!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初中生,都可以轻松搞定、简单摆平这样的“全面性”。
     
      八股遗风今犹在,荒唐可笑不自知。
     
      “而且还要通过这篇论文告诉那些评阅人、答辩老师,我不仅擅长外语,而且还看了很多本书。”
     
      我晕!难道“那些评阅人、答辩老师”唯有通过观看文献综述才能够不动脑子的知道学位论文的作者“看了很多本书”吗?难道他们这些“弱智”不能够通过阅读正文分析、判断学位论文作者的知识储备吗?
     
      最为致命的追问:难道只要是学位论文的作者“看了很多本书”,就可以证明学位论文的质量很高了吗?
     
      该文作者这是在向世人传递怎样一种学位论文的写作观念?心有灵犀的朋友应该早就已经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嗨!不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嘛!
     
      “否则人家会说这篇博士论文,看题目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你为什么没有看某某专家的那本书呢,这个上面他很权威啊、研究得很好,你为什么没有看呢?所以你要在论文里表现出来。”
     
      请问:如果按照该文作者的逻辑来理解的话,难道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不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是中国所独有的,就可以不用去“看某某专家的那本书”了吗?假如这位专家也在这方面很权威、研究的很好的话,难道就可以不看了吗?难道就可以不在论文里表现出来了吗?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请问:博士学位论文需要对所有的相关文献(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权威专家的作品,因为“权威”二字本身就没有客观标准)都一网打尽、没有遗漏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上述“人家”的说法就是毫无道理、蛮不讲理的。
     
      我只能善意的认为:该文作者这完全就是在人云亦云——在该文中所呈现的所有观点,都不是由该文作者所独创的。真正需要被批判的,当然应该是始作俑者了。
     
      今后,如果所谓的专家学者再去讨论类似的题目,烦请去检索一下“北农讲师”的相关文献(全部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最好也能够写入其参考文献之中)。拜托了!
     
      “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文字工夫,在论文写作时要做到字斟句酌,虽然不一定要像刚才说的‘荷塘月色’或者‘别了康桥’那样具有文采,也不用那样的无病呻吟,但是文字要表达得中规中矩、准确、简洁、漂亮,甚至有时候你还要表达得有点艺术,比如在批评别人观点时,要让人家感觉不那么疼,但又能听得进去。”
     
      论文的“文字功夫”,确实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尽管论文写作也许并不会对作者独特的行文风格提出苛刻的要求。
     
      文采,也许与无病呻吟一样,都应该力戒避免,而不是不作要求。字斟句酌,那绝对是必须的;推字敲词,那简直是一定的。论文的生命和价值就体现在文字表达的准确、精确、严谨、严格、细致、细密、简洁、简练等等要求之上了。并非夸张:只需要随机连续阅读几百个字,就应该能够看出作者的大致水平。
     
      表达的艺术性,这恐怕就扯的太远了吧。
     
      拜托!批判性作品,到底是写给谁看的?难道是写给被批判者看的吗?难道还需要被批判者感觉舒适、“听得进去”吗?
     
      看来,该文作者有可能很少去批判他人的作品。
     
      不难想象:中国目前主流的学术批判不过就是拐弯抹角的捧臭脚罢了。
     
      “有时候我们拿到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不行,认为这文章肯定是一个晚上写出来的。为什么不行呢?因为通篇文章才三个注释。”
     
      哇塞!
     
      只要是“一个晚上写出来”的文章,就一定不行吗?
     
      只要是通篇“才三个注释” 的文章,就一定不行吗?
     
      拜托!难道这就是中国学术的判断标准吗?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期刊编辑的能力水平和工作状况吗?
     
      倒要请教:一篇文章到底应该至少几个晚上写出来,才算行呢?一篇文章到底应该至少有几个注释,才算行呢?难道编辑都不愿意去看一下文章的内容吗?难道编辑就那么热衷于几个晚上、几个注释甚至作者是谁这样的“傻子”问题吗?
     
      不过,话还要说回来:目前中国的学术论文,最抢眼、最精彩的部分恐怕也就只剩下一大长串的注释了!至于论文的内容确实是寡淡无味、乏善可陈。难怪编辑没有工夫、没有兴趣、没有心情去仔细阅读呢。
     
      中国学术,病的不轻!
     
      “这就谈到说我们博士论文一定要占有一定的资料,阅读过较多的文献。”
     
      拜托!资料,是想占有就可以占有的吗?请不要搞错!那可是别人的知识产权的标的物呀!
     
      请问:“阅读过较多的文献”,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一台电脑存储的文献数量多到不计其数的程度的话,难道就能够说明这台电脑的学术水平已经高到了直入云霄的程度吗?
     
      “就是在这一个话题周围,核心的和相关的文献里都读过,有时候你未必去引用这些文章,但是我一看你这篇文章我就知道说你读过哪本书、哪篇文章。”
     
      请问:如何区分“核心的”与“相关的”文献?是根据发表作品的期刊的“档次”吗?文献“都读过”,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引用”文章,这又是为了哪般呢?
     
      倒要请教:您为什么那么关心论文作者到底都“读过哪本书、哪篇文章”呢?您为什么不也要求论文作者出示一下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职称证书和职务证书呢?您为什么不去好好品味、细细体味一下论文的内容到底如何呢?
     
      按照这种工作模式,我敢打赌:这样的编辑平均每篇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枪毙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作品。
     
      这可真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工作者呀!
     
      “假如你该引的文章没有引、你该读的文章没有读,碰到一个外审的专家正好在这个领域里面写过文章的,你很可能就要倒霉了。别的什么都不说,就说这一点,有些主要文献没有涉及。所以你要预防这样的情况,预防的办法就是你要把领域里的文章都读了,并在你的论文里面都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把所有的人都预防了,因为去盲评,你不知道发给谁。”
     
      请问:什么样的文章是“该引的文章”?什么样的文章是“该读的文章”?拜托!快别跟我们这些“傻子”打哑谜了!赶紧向我们公布一个操作指南、参考目录吧!
     
      感谢该文作者有话直说、直抒胸臆!该文作者一不留神就道出了内幕(其实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所谓的“外审的专家”(其实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家),不过就是蝇营狗苟、心胸狭隘的真小人,对那些胆敢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人,果断予以无情打击、坚决消灭。
     
      这些人可真是脏了“专家”二字。
     
      中国的学术圈子真是堪比帮会、山头、江湖,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学术编辑,也就会跟文献综述、注释、参考文献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较劲。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们的能力、实力也就支撑他们只能是乐此不疲。
     
      在这个世界里,左某人,很倒霉、相当倒霉、一直都在倒霉!要不然怎么会是一位二十年的“北农讲师”呢!
     
      这般恐怖确实可以吓到某些人,甚至很多人。但是,不好意思,左某人不惧哉!
     
      我在我的作品里绝对会忠实且大量的“引用”中国顶级专家的作品(肯定涉及“主要文献”),不过,此举的目的却不是捧臭脚,而是大批判。也不知道,如此表现是否能够得到专家们的赏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所谓的中国式学术论文,不过就是“以一定的方式”把自己阅读的尽可能多的文献都给“反映出来”罢了,这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了。
     
      由此观之,所谓的评阅人的普遍工作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奇丑无比,臭不可闻!
     
      “我们要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对待文献,所有相关观点、材料在你的博士论文中都要得以体现。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是不能忽视我的存在;你不仅不能忽视我的存在,而且在这个领域里其他有贡献的文献都不能忽视。”
     
      为什么“所有相关观点、材料在你的博士论文中都要得以体现”呢?难道这就是“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对待文献”的具体表现吗?如果“所有相关观点、材料”有十万字、百万字、千万字、亿万字的话,那又该如何“在你的博士论文中都要得以体现”呢?
     
      请千千万万不要搞错!!!我不同意你,那是因为我还在看你,我还看得起你!
     
      请问:我为什么不能忽视你?你凭什么要求我不能忽视你?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不忽视你?难道就是凭借你手中所掌握的为你所用的学术权力吗?对不起!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实在是不好意思!忽视你和你手中的权力,那是我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
     
      请问:到底什么是“有贡献的文献”?判断标准是什么?到底是你的标准,还是我的标准?如果是你的标准的话,那么就请你开列一份文献目录吧?我直接复制和粘贴就可以了。这样做,你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呢?
     
      请问该文作者:您这到底是在看论文呢,还是在看在论文中“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有贡献的文献”呢?
     
      “博士论文要弄得比较漂亮,全过程、全要素、文章的篇章布局结构要合理。”
     
      秀外慧中、内外兼修,这种追求似乎说得过去、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把更多的功夫和工夫都用在了褶儿上、而不是馅儿上,那么包子的质量恐怕就会令人担忧了。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有一部分写很长,有一章可能只有两页纸,或是写不出来,又或是这一章不够重要。某些方面,假如你写不出来或者不重要,不写可不可以?你认为重要的,就多写几章或者题目调整一下,可不可以?经过调整,照样能够比较正态、比较合理的分布。否则你一章很大,另一章特别短,没有深入下去。甚至在文章你挑一个题目、挑一个结构,这一块你不太愿意弄的根本就是不需要的,你就把它甩出去了。某个话题确实比较多的话,分成两章行不行?同样这个题目改为上、下两部分可不可以?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做两个事情来讨论。”
     
      有话则常,无话则短。此乃天经地义的常理。
     
      好一个“写不出来”!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到底是有没有写出来呀?
     
      未必文章的每一个部分都同等重要。这是就连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
     
      既然都已经是“写不出来”了,那又何谈什么“不写可不可以”呢?
     
      请问:不重要的内容,是否可以不写?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一概而论。如果需要面面俱到的话,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即——不可以不写)。如果只是突出重点的话,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即——可以不写)。
     
      内容重要与多写几章,此二者之间可不是因果关系。重要的内容也完全可以只写一章。
     
      文必对题,这是基本的要求。题目是否需要调整,取决于是否与内容相匹配。
     
      该文作者所提出的上述诸多问题,很有可能都只是假问题、伪问题。进而根本就无需调整。
     
      拜托!“照样”,可是“照旧”的意思(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照样”词条的解释,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7月修订第3版)。言外之意就是:调整前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那还调整个屁呀!
     
      请问:“比较正态、比较合理的分布”,标准何在?理由何在?目的何在?难道褶儿捏的不够漂亮,包子就卖不出去了、就没法儿吃了吗?
     
      难道每一部分篇幅的长短还要大体相当吗?难道五个手指还要都一刀切齐吗?能否“深入下去”进行论述,那可不是由作者或者编辑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请问:论文的题目和结果,难道是作者挑选的结果吗?这可不是逛超市,也不是吃自助餐。
     
      自己不愿意,显然不等于别人不需要,但自己却确实应该“把它甩出去”——不要太为难自己。请问:整不好,咋办?答曰:好办,不整不就完了!
     
      话题较多,显然不是将一章分成两章的充分理由。能否将一章分成两章,取决于这一部分与其他各章的协调关系。
     
      一个题目改为上、下两部分,这明显是意欲扩充篇幅或者打算分期发表的节奏。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如何把“一个问题”变成“两个事情”来讨论?
     
      “所以要求篇章结构要合理,我们刚才说的是资料要丰富,要全方位地表现,结构要合理,总得有点思想,说出点什么,不能光在描述。”
     
      请问:资料到底要“丰富”到什么程度?占据论文篇幅的比例到底应该是多少?
     
      拜托!在千言万语、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回归正题了——“总得有点思想,说出点什么,不能光在描述”。
     
      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文章,文章从头到尾都在批评别人,批评别人说过什么,没有说什么,要求别人干什么?”
     
      好一个“经常”!请问:这样的文章到底有多少数量?到底能够占到多少比例?
     
      天呐!由此观之: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撰文“从头到尾都在批评别人”。
     
      左明是一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批判者!但是,却显然与他们不一样,我是一个撰写“从头到尾都在批评别人”的——作品的文章的人。请看清楚:我批判作品,而不批判人。我所批判的内容当然是“别人说过什么”,而不是“没有说什么”,更不可能是“要求别人干什么”。
     
      “举个老师评职称的例子,你有评职称的需求而我们没有,你要把你的要求跟我们的诉求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的希望是你要有与实际问题有关联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果,你的希望是我们能帮你把成果发表出来,能够帮你把职称拿下来。”
     
      这里的“我们”,似乎应该是指学术期刊,而不是指供职于学术期刊的编辑。世人皆知:编辑也是需要评职称的。
     
      该文作者毫不隐晦:作者投稿的目的那可是相当明确的——“把职称拿下来”。
     
      以职称为典型代表的利益,这极有可能就是目前中国学者从事学术工作的全部动机和目的。满眼全是职称、一心只想职称,职称几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全部。大义凛然、心甘情愿成为永远的“北农讲师”的鄙人,对此怎么能够不感慨万千呢!
     
      凡是不能够摆脱利益枷锁的人,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
     
      那么,中国学术期刊的动机和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答案显然不应该是——发表“与实际问题有关联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果”。这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实现动机和目的的手段。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该文作者:目前的中国学术期刊,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吗?该不会就是通过帮助别人实现利益而使自己实现利益吧?
     
      请不要奢谈什么“诉求”和“希望”了。目前的中国学术期刊,恐怕早就已经堕落为宣传机器和营利工具了!
     
      我是不屑于向包括该文作者所供职的学术期刊在内的所有中国学术期刊投稿的。原因很简单:我丢不起那个人!我现不起那个眼!屈服、归顺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羞臊、天大的耻辱!!!
     
      “但是你光为了满足你的需要、不去考虑我们的需要肯定是搞不成的。”
     
      吃饭,付账,天经地义。只吃饭,不付账,那是吃霸王餐。
     
      至于“版面费”、“赞助费”、“好处费”等等那点儿小意思、那点儿小心意,凡是投稿的作者还是都很明戏的、很知趣的。但残酷的现实则是:花钱都需要排队,都需要论资排辈。
     
      如果不唯唯诺诺、不俯首帖耳、不言听计从、不低首下心,那“肯定是搞不成的”。
     
      “我所表达的需要是这个社会对我们法学人产品的要求,所以要有一些思想,那些思想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你对法律制度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体现在你对学科建设的意见或建议,体现在你对审判实践和其他的司法实践改善的建议或者意见。”
     
      请问:“这个社会对我们法学人产品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请您明示。坦白而言:我所“拜读”的数百篇知名法学学者的作品,几乎都不符合我的要求。具体情况,请详见我的每一篇批判文章(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该文作者所给出的体现作品思想的几个不完全列举的方面,堪称到位。其具体表现就是——“建议或者意见”,这就意味着不同——与现实或者既有不同。这当然应该成为法学学术作品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更高一点,你说我提的是有关人类在法治、公平与正义方面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好不好?我想更好,只不过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文章。”
     
      作品的主题与作品的价值、立意的高大与内容的境界,显然均不构成相关关系。
     
      思考,未必就有价值。可是,与以往相比较——“更深层次的思考”,则必定会更有价值。
     
      那些“有关人类在法治、公平与正义方面”的文章,不过就是法哲学、法理学、法史学等领域里的旧调重弹、老生常谈罢了。
     
      “说一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特别是那些成名的人不爱听的,我没有觉得当代的思想家、法学家们超越历史的思想家很远,而且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面,我觉得在两千多年来没有什么进步。”
     
      愚以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史上,有两次显著的高峰——春秋战国和中华民国(前者又远甚于后者)。而其他漫长时期,则表现平平,甚至乏善可陈。
     
      遥远的后人而非眼前的外人(即外国人)到底会如何评价中国近七十年的思想发展史?恐怕有太多的身处其中之人都是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其中就包括“那些成名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该文作者还是比较清醒、比较明白的。
     
      试问天下:当代中国有非自封的“思想家、法学家”吗?
     
      有没有搞错!请不要搞笑!还“超越历史”呐,没有被历史所抛弃、所湮没,就已经很不错了。
     
      钞票不少、权力真大!可要命、致命的问题是:当代中国,还有思想吗?
     
      “假如你去看看孔子、老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还有孙子,做军事的,其实我们比人家古人差很远。”
     
      不论好坏、无论对错,古人和近人至少还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当代中国,就只剩下一个主义、一个声音了。
     
      可是,就是这样,还有太多的中国人都沉迷、陶醉于现实而不能自拔——标榜伟大、山呼万岁。
     
      “有的人说很多法治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毫无疑问我们很多制度性的东西是从罗马法来的,但是我们在先秦文化中能够找到论述得很好的法治思想,包括荀子对法治的一些讨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要把它吸收了,作用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或者制度建设。”
     
      拜托!“法治”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法治与法律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恰如市场经济,肯定是起源于西方,但是,是起源于西方的早期历史吗?古希腊、古罗马有市场经济吗?
     
      我们到底很多什么“制度性的东西是从罗马法来的”?
     
      法治思想可不同于法律现象,它起源于、依托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绝对不可能会有法治。法治的精髓不是权利保护,而是权力制衡。怎么可能“在先秦文化中能够找到论述得很好的法治思想”呢?恰如怎么可能在中国古代找到蒸汽发动机的雏形呢?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此处不应该表述为——“文化传统”),但是,正确的对待方法却不是什么“吸收”,而是保护、传承、发扬光大。至于能否古为今用,绝对不可一概而论。恰如故宫的建筑虽好,但却不宜仿造一座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办公所在地。
     
      “所以,不能够搞法律文化虚无主义,不能够说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当然我们在国外生活过,作为甚至翻译过几百万字的著作的人,毫无疑问知道,外国的某些月亮有些时候是圆的,但并非什么时候都是圆的,也不是什么事情上都是最好的。”
     
      中国肯定有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传统,但却绝对没有法治思想、法治文化、法治传统。
     
      须知: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确实没有与虚无主义,毫不相干。
     
      众所周知:月亮只有一个,形状近似于一个球形。至于从地球上所看到的月像是不是圆的,确实与观察时间和观察地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正确得出“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的结论。
     
      好一个“某些月亮”!难道月亮还能够是复数吗?
     
      正确认识和对待外国、外国文明,已经远远超越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理解层次和境界。
     
      “所以这点实际上是文化自信的要求。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做其他论文的时候,你要有这样坚定的自信。而且只有有这个坚定的自信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我们真正的不足,指导我们需要去学习哪些东西。”
     
      自信,来自于真实实力,而不是来自于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欺欺人。
     
      请问:论文作者的自信到底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吗?来自于自己祖国的文化吗?那么中国论文作者的自信就应该都是一样的了。因为他们的祖国是相同的,他们的祖国文化也是相同的。倒要请教: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在身居国内面对国内读者和同行撰写解决中国问题的论文时,有与没有,有区别吗?
     
      我与该文作者,在讨论中国的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问题时,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自信”,还有意义吗?
     
      只有“坚定”自信,才能“看到”不足。不知道别人,这种逻辑关系已经把我给雷倒了。
     
      “题目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取决于你是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
     
      这一观点,应该立于不败之地。
     
      文要对题、文题相符,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通常不能够太小,太小了之后对那个领域里面人们已经积淀的思想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政法大学商法学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科,我去了《中国法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的砍了商法文章的数量。”
     
      小题大做和大题小做,均非恰当。不过,相比较而言,前者更有可能展现出价值。
     
      论文贡献的大小与论文题目的大小,显然没有必然关系。在某个领域里提出颠覆性的思想,其贡献还能够算是微乎其微的吗?
     
      好一个“砍了”!够血腥!够霸气!可问题是:您根据什么就给“砍了”?请给出充分理由。根据什么是您就可以决定“砍了”?难道《中国法学》是“一人堂”吗?难道《中国法学》没有一套公正、合理的审稿机制吗?
     
      “大家学民学的都知道我是教民商法的,你不知道的也没关系,因为我做得不够好。”
     
      其中的“民学”,明显是打字错误,应该是:民法学或者民商法学。
     
      学者到底如何确立自己的知名度?当然应该凭借自己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来赢得声誉和地位,而当然不应该通过其他歪门邪道来欺世盗名。
     
      中国学界的一大恶行、丑闻:阿猫阿狗式的各种各样的头衔满天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与乌烟瘴气、腥臊恶臭的官场,已经相去不远了。
     
      “为什么去砍商法的文章?过去一年发十几篇,现在一年发三四篇、最多五六篇,其中还包括经济法的文章,是因为我比较倾向于认为,那些过分技术化的东西是不适合做一篇法科文章来写的,更不适合在《中国法学》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你可以发表在一些商业方面的杂志上面去。”
     
      这可以算是一种理由。
     
      拜托!“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到底算个神马东西?算个神马玩意儿?这是学术标准码?这是学术判断吗?
     
      请问:为什么“过分技术化的东西是不适合做一篇法科文章来写的,更不适合在《中国法学》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呢?难道法学研究不需要“技术化的东西”吗?难道中国法学目前真的存在“过分技术化的东西”吗?难道中国法学目前真的不需要“过分技术化的东西”吗?难道“《中国法学》这样的刊物”真的不需要去发现和弘扬“过分技术化的东西”吗?愚以为:答案恰恰应该相反。
     
      恐怕“那些过分技术化的东西”,是指法学以外的东西吧?该文作者这明显是词不达意。
     
      “它缺乏理论思辨性,缺乏价值判断,完全解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到底是在甲地交货还乙地交货,完全不是一个价值问题,而是一个便利问题,而且是一个习惯问题。”
     
      说的好!“缺乏理论思辨性,缺乏价值判断”的作品,确实价值就应该很低。
     
      但是,“完全解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的作品,其价值却不一定很低,而完全有可能会很高。
     
      到底应该在何地交货?这,既是一个便利问题,也是一个习惯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个“技术性的问题”上谈出新意、写出不同来,作品当然会有很高价值。不过,如果论述的内容脱离了法学范畴的话,那就确实不宜发表于法学类学术期刊了。
     
      如果根据该文作者的观念去判断的话,那么孟德斯鸠震古烁今、闻名遐迩、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的世界学术名著——《论法的精神》,就肯定会被驱逐出法学家园。
     
      “价值说到本质上是什么?无非是公平正义的问题,无非是效率的问题,无非是在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以及这几个方面之间相互的制衡关系,价值不过就是如此嘛,还能有什么价值?”
     
      愚以为:价值的本质是有用、是利益,而肯定不是虚浮表面的公平正义、效率和分配。其实,公平正义与分配,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包含关系;在相同的阶层、在相同的人们之间,也一定会存在如何分配的问题。
     
      “文章题目也不能够太大。我记得在二十五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在中央党校第一次学习,那些跟我们一块学习的人当部长都要退休了,我到现在连教研室主任也没当上。”
     
      如果内容足够支持、坚强支撑的话,那么文章的题目自然可以无限大。
     
      我特意上网搜索了一下。该文作者生于1961年,今年五十八岁。二十五年前(1994年),应该是三十三岁。在中央党校的那一次学习,按照常情常理来推断,应该是提拔前的“镀金”培训。教研室主任的“行政级别”,也就相当于正科。但是,该文作者确有一个相当显赫的耀眼头衔——《中国法学》总编辑,其“行政级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此卖乖、卖萌,也属幽默。
     
      “因为我当时在《法学研究》做社长,就顺便拜访了当地的一所大学法学院,当地的老师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张老师,我想写篇文章。我说你想写什么?他说我想写一篇‘论经济法’,当时把我吓蒙了。”
     
      请看清楚:该文作者当时已经是《法学研究》的社长了。否则的话,也没有资格去中央党校进行学习。
     
      北京大学法律系于1999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难道“当地的一所大学”早在1994年以前就已经设立法学院了吗?这可真是把我给吓懵了!吓到我的不是那所大学,而是该文作者。
     
      诸位:此时此刻你们还会被那位老师“论经济法”的题目给“吓蒙了”吗?在遥远的二十五年前,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批判经济法之命名》。
     
      “我们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把一个经济法全部说清楚了,你可能有多篇文章来说明和论证这么大的问题,但是这绝对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即使是“多篇文章”,也肯定不可能说明和论证“经济法”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用文章可以说明和论证的问题。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位老师真正想要论证的对象也一定不是“经济法”,而只是其中的某个或者某些问题。如果不是开玩笑或者很随意(在口头交流的过程中,这是很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的话,那就一定是口不择言、词不达意。
     
      “一篇文章的容量是有限的,多的给你两三万字可能比较长的了,有的杂志发一万多字,有的可能更短七八千字都有可能。怎么把这样大的一个话题在一篇文章里面说清楚了?所以,要量体裁衣,给你多少字你就写多大的题目,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
     
      请问:文章与书籍的区别是什么?恐怕也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恐怕人们也就只能从字数上(即使是字数,也是没有明确的标准的。有些单行本的小册子的字数,还真的没有很多文章的字数多)将此二者区别开来——文章是字数较少的书籍、书籍是字数较多的文章。因此,这一区别并没有实质意义。
     
      难道作者文章的字数是由他人“给”确定好了的吗?曾经听说过命题作文,现在又冒出来了一个——限字作文。
     
      我晕!难道作品字数的多少与作品题目的大小,是体衣关系——对应关系或者相关关系吗?五千字,也就只能写一篇乡科级的题目;一万字,可以写一篇县处级的题目;一万五千字,可以写一篇司局级的题目;两万字,才可以写一篇省部级的题目;至于国家级的题目,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的。
     
      看来,作者还要具备裁缝的眼力。
     
      “我主持过不少会议,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我们就会有一些要求,说每个人发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一般到二十分钟算比较长的了。说你可以发言半个小时,你根本不用去限制,很多人讲不了半小时。”
     
      请问:这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会议?在会议上发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是主动请求发言?还是被动要求发言?他们发言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实际效果又是什么?
     
      那些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发言时间不到半个小时的人,通常都还没有达到资深“侃爷”的程度。
     
      当今中国,很少会有不扯淡的会议。扯淡,就是中国式会议的基调,要么是单人独自扯淡,要么是多人轮番扯淡。凡是有机会进行扯淡的人,一般都会对开会乐此不疲。
     
      参加中国式的会议,简直就是对人性的摧残。
     
      “就像好多人一辈子唱不了一首完整的歌一样,他能把《东方红》唱出来就不错了,唱其他歌大概三句里面就会唱错一句。”
     
      我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只能完整的唱出一首歌——《义勇军进行曲》,而不是《东方红》。由此观之:该文作者似乎是一位唱歌高手呀。该不会是中华曲库吧。
     
      “我们做这样的限制时,就有个别的人,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家,每次要超时,而且不是超一丁点,经常超一倍,我要经常把他拦下来。拦下来在会上就怼起来了,说你让我来讲,我要讲你怎么又不让我讲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我当时毫不客气地说,我说你之所以在规定时间讲不完,是因为你没有把你要想讲的内容提炼好,我给你一分钟你就只需要讲一句话,讲最重要的。”
     
      请看:那些所谓的“大家”是无视规则甚至藐视规则的。他们早已经将自己视为非常之人了,除了要受到超高的礼遇之外,还一定要享受非凡的特权。对常人适用的规则,当然不能适用于他们。他们莅临会场,虽然不是来发号施令的,但却是来施恩行惠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播洒阳光和雨露,岂容他人冒犯和挑战。
     
      他们绝对不是不会去提炼、凝练,而是根本就不屑于去提炼、凝练。
     
      如此任性的“大家”,其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写文章和会讲话是一样的。给你多长的篇幅,你不能说给我长了我写不完,或者给我少了我无法把话讲清楚。人家给你那么多时间你就讲那么多内容,一分钟讲一句话,把你最精彩的一句话讲出来。你不需要埋怨说能不能给我两分钟,再多一分钟是没有更重要意义的,两分钟你也只能讲两三句,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有什么本质差别吗?”
     
      在限时发言和限字写作的情况下,参与者当然应该遵守限制性的规定。
     
      学术期刊似乎应该向社会公示:由于篇幅所限,每篇作品字数上限为多少字。其实,还完全可以设置例外规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例如:对于特别优秀且篇幅超限的作品,可以“挤占”其他一篇或者几篇作品的篇幅(其实就是“挤掉”其他一篇或者几篇水平相对逊色的作品),甚至还可以采用分期连载的办法。这种例外处理手法在限时发言的情况下,则不宜采用,因为谁也无法预判在后的发言者的发言是否会更加精彩。
     
      提炼核心观点与学术写作本身或者控制作品篇幅,明显是两码事儿。请不要纠缠在一起,以避免偷换论题之嫌疑。
     
      “博士论文、学位论文,主要是一个立论的文章。我们小学的时候开始讲什么是立论文,基本上分两种或者三种,要是分两种说有立论和驳论,说三种,或这篇文章里面既有立论又有驳论,说夹叙夹议的,我记得小学几年级我当学习委员的时候经常去纠结这些事情。一篇学位论文,主要是立论,把你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把你自己的学习体会谈出来,不能一上来就说与张新宝商榷。你可以在某一个地方不同意我的观点,顺手提出反对意见来加以论证,但是你不能这篇文章从头至尾就是‘反张新宝论’,那是不行的。一篇学位论文,只有立论文章才能展示你的知识和才华,一篇批驳的文章就没有这样的空间进行全面展示了。”
     
      将“博士论文”与“学位论文”相提并论,也真是醉了。
     
      我非常欣赏、赞赏这样的格言:不破不立,边破边立;破字当头,立,也便在其中了。
     
      论文,多数是立论,少数是驳论;而不是:主要是立论,次要是驳论。
     
      其中的“立论文”,难道不应该是议论文吗?
     
      该文作者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议论文的写作,启蒙老师可真是够着急的。
     
      请教该文作者:为什么不能文章一开始就与人商榷?为什么不能文章从头至尾都是反对?为什么“只有立论文章才能展示你的知识和才华”?
     
      商榷也好、反对也罢,当然不能只有结论而没有说理,至少愚以为:观点碰撞、思维交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能而是更能展示作者的水平和才华。也惟其如此,才可以将这种展示推向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地步。
     
      请问:难道被批驳的文章都全面展示了作者的知识和才华吗?恐怕未必吧。那为什么要求批驳的文章应该全面展示作者的知识和才华呢?完全没有道理呀!
     
      对于论文而言,精彩、精妙、精辟,是重要的;而是否全面、系统、周到,则是不重要的。
     
      悲催的现实就是:几乎所有立论文章的几乎所有篇幅,都是文献综述或者资料汇编。难道这也能够算是全面展示作者的知识和才华吗?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批判文章则是:彻底抛弃文献综述或者资料汇编的包袱,唯有真刀实枪、真知灼见,才能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中战而胜之、求得生机。
     
      中国古训:理不辨不明。人类最高级的思维表现形式就是——批判和辩驳。
     
      “还有,一篇文章你以为能够解决几个问题?我比较倾向于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经常看到一篇文章‘兼论什么'’还论什么‘,你自己的主要问题没有搞清楚你去兼论什么呢?一篇论文解决一个问题,两篇文章、三篇文章解决一个问题也是不错的。但是,千万不要指望一篇文章解决两个问题甚至三个问题,你是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所以,选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说明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那个。其他可能涉及到的,我在绪论或者前言里面就交待清楚,说某些问题与这个主题有关系,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不深入地论。我只是就这个中心话题深入下去,就是关注在一个问题上,这就对选题和内容进行了合理的限定。”
     
      请问:如何界定问题的数量?难道一个论文题目就意味着只对应一个问题吗?那么那些子标题、子标题的子标题——孙标题等等到底算不算是问题呢?请问该文作者:您还坚持认为一篇文章解决的只是一个问题吗?
     
      之所以会有“兼论”,按照常理应该是因为本论与之形成了某种特殊关联关系,如鲠在喉、不论不快。
     
      请问该文作者:您根据什么就敢断言作者“自己的主要问题没有搞清楚”?如果搞清楚了呢?是不是就可以去“兼论”了呢?
     
      请问:难道一篇文章还可以解决二分之一个或者三分之一个问题吗?
     
      难道一个“主题”或者一个“中心话题”就意味着只有一个问题吗?
     
      该文作者对于论文题目与相关问题数量的相互关系的理解,过于机械、呆板了。
     
      “封面面积就这么大,论文主标题加上副标题有五十几个字。所以教育部的人来查,根本不看内容,从封面上看就直接说这篇不合格。为什么?标题没有搞好,问题不集中,没有提炼,中心思想不清晰。”
     
      请问:“教育部的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力(肯定没有任何权利)去审查经导师指导的学生的学位论文?理由何在?依据何在?标准何在?
     
      在这个事例中,审查人员居然、胆敢“根本不看内容,从封面上看就直接说这篇不合格”,这简直就是简单粗暴、蛮横无理。这就是对学术的公然侮辱、公开强奸!
     
      请问:如何“搞好”标题?有标准码?有规范吗?问题是否集中、有否提炼,不看内容怎么能够轻下断言呢?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整什么狗屁“中心思想”呐!
     
      这绝对不是罪刑法定,而根本就是欲加之罪。
     
      必须斩断教育部不当、非法干预、骚扰学校教育的黑手。
     
      “怎么来选择标题?我给大家展示的经典标题漂亮不漂亮?都是伟大人物写的。《共产党宣言》,标题漂亮不漂亮?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是什么,从头至尾里面就是宣言。翻译过来也是十几万字,差不多一篇博士论文,用英文就是The Communist Manifesto(德文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此外,还有《资本论》,也是简洁明了的标题。”
     
      拜托!请问:标题,是“选择”的结果吗?是可以“选择”出来的吗?
     
      有没有搞错!《共产党宣言》,难道这居然也能够算是漂亮的标题吗?这与《教育部公告》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异。请问:有谁会认为《教育部公告》是一个漂亮的标题?
     
      这该不会是“看人下菜碟儿”的结果吧?难道所谓的“伟大人物”的作品标题就是漂亮的吗?
     
      请问:当时的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主张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吗?
     
      凡是真正阅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鄙人于2007年还专门撰写了《读〈共产党宣言〉后有感》一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都会大致知道它的篇幅。有好事者进行过精确统计——14914个字。与该文作者所谓的“十几万字”相比较,可真是相去甚远。
     
      此外,还有《强奸论》等,也一定是简洁明了的标题。
     
      “学习了这些经典著作的标题后,我们在设计标题的时候,一定要对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拜托!经典著作的标题,可未必也是经典。
     
      不错!标题,肯定是“设计”的产物。
     
      请不要搞错!在设计标题的时候,一定要对标题与内容的匹配关系而不是“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
     
      “如果一篇论文标题拿出来让人觉得特别想看,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标题。”
     
      读者透过论文标题——“觉得特别想看”论文内容的理由,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显然与论文标题自身的质量没有必然关系。
     
      有太多的作者和读者都陷入到了“以貌取人”、重名轻实的思维怪圈,其结果就是:作者枉费心机、自欺欺人;读者大失所望、大呼上当。
     
      鄙人有言相劝:请千万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并不重要的设计论文标题之上。
     
      驴粪蛋儿,就是表面再光滑,不也还是一坨屎嘛!
     
      第二题  学术综述的基本要求
     
      “刚刚说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全套的’西餐大菜‘,一上来就要做学术综述和观点的梳理,要穷尽跟你一样的人能够看到的书、杂志文章、中外文的其他资料。而且不仅仅是看了,你要把它分门别类加以提炼。”
     
      好一个“全套的’西餐大菜‘”!看来是:只要是仪式、形式具备了,内容、实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也不知道那些吃过西餐的朋友,到底会对西餐的口味作出什么评价。
     
      请问: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在内的学术研究,到底是否需要无遗漏、无死角的全景回顾、穷尽搜集?
     
      过往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不能不考虑时间成本。学术研究不同于利用“天网”系统查找犯罪信息——需要关注、留意每一个细微信息。
     
      过往文献,质量参差不齐,不能不考虑工作效率。客观而言:绝大多数文献的质量都极其低下,几乎毫无参考价值。毫不夸张:就连被批判的资格都是没有的。
     
      请问:在梳理过往文献方面,还需要贪多、求全吗?
     
      请问:“跟你一样的人”,这到底是何许人也?难道这就是“穷尽”的范围、数量的比照对象吗?既然是要贪多、求全,难道比照的对象不应该是论文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吗?难道不应该是该学科的任何其他人吗?
     
      难道文献综述的作用就在于证明已经阅读了相关文献吗?
     
      再次重申:如果真有必要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内容也应该成为论文的附件而非正文。
     
      “这样的’综述‘只是一个最基础的,还需要有三个层次:第一,撒一个大网,把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的方面有哪些人做过研究、文献状况是什么样的交代清楚;第二,说明这个问题实质上包含着哪一些子课题,其中分歧问题在哪里;第三,分析其中某一个或者几个独树一帜的观点以及其所依据的材料是什么,论证方法是什么,跟别人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这才把文献综述搞清楚了。你光说张新宝写了一篇什么文章、杨立新写了一篇什么文章,文章和文章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你可能只翻阅了一下目录,甚至只是在知网上查了一下目录,搜了一堆文献把前面十篇文献读了,你是没有认真分析和研究这些文献。”
     
      好一个分三步走!第一,鸟瞰现状、梳理文献;第二,明确层次、指出分歧;第三,归纳要点、发现差异。这简直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乘法口诀表。
     
      如果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献足够充实的话,那么仅仅这三个步骤下来,字数就已经相当可观了。这几乎就是有选择、有取舍、有重点的文字搬家。
     
      如上工作,完全就是不动脑子的机械运动。只需按照上述的行动指南按部就班的依计行事即可。
     
      要想把一篇文章与另一篇文章的关系搞清楚,谈何容易。这完全就可以成为一篇独立文章的内容。
     
      为什么会选择阅读“前面十篇文献”呢?难道查询结果是按照文献的内在质量、重要程度、发刊级别等等因素自动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的吗?如果论文作者对过往文献的当量、权重、地位、档次等等没有概念、毫无意识进而胡乱选择进行阅读的话,那么这位朋友可就真是一个大号的棒槌了。
     
      有没有搞错!认真分析和研究文献,说的可是真轻巧!这也已经完全可以成为一项专门的研究工作了。
     
      “要通过文献综述来展现问题。一看完之后,让人觉得说这个问题确实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了,说巨人的肩膀就在那个地方。你一直去搜文献、去撒大网去搜,搜到什么地方?搜到了巨人肩膀那个地方。你要干什么?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往上够一把,文献综述就起这个作用。”
     
      拜托!如何“展现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能够发现问题?展现的是什么问题?
     
      能够找到“巨人的肩膀”,这当然很好!但是,有没有搞错!请不要去找侏儒(请千万不要误会,绝对没有人身歧视的恶意)的肩膀。倒要请教:不问青红皂白,把所有过往的文献都一网打尽,这是在找“巨人的肩膀”吗?
     
      到底是不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内行的明眼人只需看一下论文的真正内容(甚至只是一个局部)便可一目了然了,而根本就无需浪费时间去看拉拉杂杂的文献综述。
     
      需要请教该文作者:如何操作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往上够一把”呢?是不是每一个做好了文献综述的人,就都能够、都必然可以完成这一操作呢?
     
      拜托!到底什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愚以为: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意味着——已经把巨人踩在了脚下——已经在实质上超越了巨人!
     
      赶快醒一醒!单纯的搜集、整理资料,就是再齐、再全,也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毫无关系!
     
      我倒是有言相劝:请不要迷失、淹没在文献资料的汪洋大海里而不能自拔。
     
      “要有核心资料和相关资料。有一些文献是最核心的,是必不可少的,你可以反对它,但你要不看它之后是会很麻烦的,因为是核心资料。”
     
      既然可以将过往文献区分为“核心资料”与“相关资料”,那么也就应该明智的区别对待这两类资料,而绝对不能稀里糊涂的眉毛胡子一把抓。
     
      批判、反对“核心资料”,这才应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论文的主要内容。惟其如此,方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综述中发现问题,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讲它的发展变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要宏观描述和重点阐述相结合,集中综述和分别问题的阐述相匹配,集中综述可以在论文前面集中说一下,而所谓分别阐述是在后面各章里面遇到某个更细问题的时候再把有的论文引述出来,并加以讨论。毕竟那个文献综述不会给你很大篇幅。如果说这个领域有三百篇文章,我把这三百篇文章都在综述里面谈到,那是不可能的,你要谈重点,谈三个层次的。再细的那些分支上面的问题你就要到后面的论述里面去谈、去引述。”
     
      请问:能够“在综述中发现”什么“问题”?如何“泛泛而谈”?这个“它”,到底是过往文献的内容,还是作者自己的内容?这似乎是在谈发展演变的历史。
     
      请看:“宏观描述”、“重点阐述”、“集中综述”、“分别阐述”,敢情如此热闹的活动,都是在叙述别人的内容。
     
      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加以讨论”!这回总该轮到作者自己的内容闪亮登场了吧?可最要命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如何开展、展开“讨论”呀???
     
      请问:文献综述的篇幅,到底是多大呀?请千万别忘了:要把过往所有的文献一个都不能少的一网打尽、穷尽搜集。
     
      好一个“领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口径、什么尺度呀?与论题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既然是强制要求一网打尽,那为什么又“不可能”都谈到所有文献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文献有粗细(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有轻重(重要与次要)之别。对待文献的正确态度当然应该是:只抓重要文献,而必须放弃次要文献;根据需要,恰当取舍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
     
      “我们去讨论文献综述的时候首先是要读人家的文章,接下来是要读懂人家观点,再接下来你要准确表述人家的意见。建议大家好好看看我提供给各位的参考资料,其中有一些很精彩,包括程啸教授关于学术综述的文章。”
     
      其中的“讨论”二字,很有可能是“撰写”二字之误。
     
      请注意:阅读、读懂、表述,这些可都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操作。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去“准确表述人家的意见”呢?除非是为了批判!这应该是唯一正当、合理的原因。
     
      精彩的参考资料,当然应该去拜读。但是,却不能仅仅因为精彩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去“准确表述人家的意见”。
     
      第三题  资料收集和资料使用
     
      “那房子怎么盖起来?需要砖、瓦、钢筋和水泥吧,我们做科学研究,以及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大致与盖房子差不多,就是需要那么多材料。”
     
      请问:文章是资料堆砌吗?写文章是堆砌资料吗?
     
      文章,特别是学术文章,是要有灵魂——作者而非他人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的。
     
      把已有的、他人的资料拿过来重新进行排列组合,那可不能算是“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
     
      “我几十年来是做部门法和实在法的,我们说立法资料是核心资料。这个法律从提出草案开始,到各次讨论纪要,到一审稿、二审稿、三审稿,再到颁布以后的修改,这应该是能找到的。而且与这个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需要获取的吧,这些是核心资料。”
     
      提交审议的法律草案(而不是由一个或者数个单位或者个人提交的法律草案草稿),也许是可以获得的,如果公开发布(往往是出于征求公众意见的考虑)的话。
     
      法律草案的讨论纪要,该如何获得?会公开发布吗?
     
      法律草案的一审稿、二审稿、三审稿,该如何获得?会公开发布吗?
     
      法律原文和修改后的法律原文,应该是可以获得的。
     
      在此,有一件不吐不快、不能不说的事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官方网站(即“中国人大网”)曾经设置了“法律法规库”这一链接,供全世界任何人通过点击可以免费去查阅中国达到一定级别以上的法律规范(《立法法》所规范的法律规范)的原文。毫无疑问:该“法律法规库”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当遗憾和无奈:就在近期,该链接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律人或者法学人失去了获得法律规范信息的最佳首选。在中国最高当局高调宣称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一做法真不应该!实在欠妥!绝对不理智!相当不明智!
     
      当然,通过其他途径还是可以付费或者免费获得中国各级各类的法律规范信息的。
     
      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等信息,只要是公开发布的,就都是能够以付费或者免费的方式获得的。
     
      所有上述内容,可以被称为“核心资料”吗?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内容可都不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
     
      愚以为:这些资料,确实可以算是矿藏,而且还是——富矿。近十年来,鄙人笔耕不辍,对约一百部中国法律(狭义而非广义)进行了详尽解读和批判(文章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接下来我们说外国的资料,日本是怎么样的、美国是怎么样的、德国是怎么样的,也是需要的吧。比较法资料有时是核心资料,有时是相关资料。”
     
      实在抱歉!鄙人孤陋寡闻、能力有限,在短短的二十年学术生涯中,从来不去搜集或者关注外国资料(包括原文和译文。汉译学术名著不在此列)。我坚定的认为:如欲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无需借鉴外国的微观经验。在实操层面而非理念境界上,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的严格制约的。
     
      除非,比较法就是研究对象。
     
      “期刊论文等是核心资料。刚才谈了这么多论文和C刊文章,过去找很费劲,要在图书馆里面去翻,把几十年的杂志都翻出来了,最后一篇一篇的复印简报或者剪下来。我还当过图书馆的馆长,去查比如说民法这是一个大的规则,民法里面的总则是一个中等规则,总则里面讲法律行为,这有三本,代理有两本、时效有两本,两本都是各种文章凑起来的。现在不需要了,有知网、有北大法宝,我们政法大学怎么没开发出这样的数据库呢?号称全世界最牛的法学院,搞一个应该很权威的。”
     
      实不相瞒: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草稿就是用剪刀加浆糊完成的。对于那些早已经将剪刀加浆糊升级换代为复制加粘贴的后来人而言,我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学术发展史上这个阶段的独特风貌,其基本操作手法如下:1.需要有剪裁的对象。基本路径就是,来到各种图书馆(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图书馆),先去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再去支付高昂费用进行复印。剪裁对象就生成了;2.剪刀。回到家中,潜心阅读复印资料,找到“可用”之材(我不说破,您也懂的)。为什么会用到剪刀呢?原因很简单:总不能把整张A4复印纸的内容全盘“拿来”使用吧,那也太那个了吧。切记:东拼西凑、五湖四海,就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切忌:总在一只羊身上薅羊毛;3.浆糊。这个步骤最简单。先找来一摞稿纸,然后将剪裁完毕的“素材”,有顺序、有条理的用浆糊粘贴在一张又一张稿纸上,最后还要编上页码。至此,终于大功告成——论文脱稿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在工作期间、以不脱产的方式进行论文“创作”的。不算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耗时较长,需要利用周末时间去国家图书馆,前后历时有一两个月),后两个步骤,我仅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
     
      当然,还要在这些“素材”的字里行间穿插书写一些字数相当有限的串场词和过渡语。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前言、结语以及谢辞,还是需要由自己来亲自完成的。此外,务必要适量点缀一些页下注释,文后的参考文献目录也要精心设计一番。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时的我还不是学术工作者,而只是文字搬运工。
     
      敢问天下: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是以这样的方式“玩弄”、“糟蹋”、“蹂躏”、“亵渎”学术的吗?
     
      不难想象:身为图书馆馆长的该文作者,在获取资料等方面,绝对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时代不同了,原理还一样!最可怕的就是:穿新鞋,走老路;用新瓶,装旧酒。
     
      请问:诸如知网、北大法宝等知名数据库,到底对学术研究工作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请问:占有全部相关资料之人,就可以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吗?愚以为:这不过就是一群暗藏在巨人身体中吸脂噬血的——寄生虫罢了。
     
      但愿,“全世界最牛的法学院”,不是自封的、自诩的,而是由真正强大的实力来证明的。
     
      “还有大量的著作,有些是核心资料。现在著作的搜集比论文要困难,它的电子化程度不够高,你要去花很多的手工方法,去检索著作、书献。文章比较好办,三五个关键词可以搜索出来一百篇,在前面去筛选,引用多的知名的几个选一遍、下载多的选一遍,差不多把那些传播力和影响力最大的文章选出来了,但是书籍资料的使用比较困难一些。有些闪光的思想往往在书里面,有些严肃著作值得参考。有的人一辈子就写一本书、两本书。在知网上搜不着的,还要自己去看,所以说我们要花功夫去做资料工作。”
     
      请问: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到底是何关系?答曰:学术著作不过就是学术论文的集合表现罢了。
     
      愚以为:在学术价值(体现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上,应该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通常是学术论文的价值优于学术著作的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通常是学术著作的价值优于学术论文的价值。
     
      毋庸讳言:社会科学著作,大量的篇幅都是叙述,很少的篇幅才是论述。
     
      目前,学术著作的电子化程度确实不高。我在阅读纸质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时候,非常需要能够同时得到电子版文档。原因很简单:我在利用电脑撰写读书笔记的时候,需要大量引述著作原文,为了节省宝贵时间,当然不愿意自己打字录入,而希望直接将电子文档进行复制和粘贴操作。相当遗憾:很难免费获得可以编辑的电子版文档。
     
      郑重声明: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作品都是无偿贡献给全世界的。甚至与晋升、获奖等等间接利益,也都是没有关系的。
     
      用手工方法检索学术著作,恐怕就只有借助于相当规模的图书馆了。
     
      利用关键词进行网络搜索,未必能够将所有文献一网打尽、一览无余。
     
      不错,凭借搜索引擎所具有的按照引用数量和下载数量进行自动排序的功能,确实可以“差不多把那些传播力和影响力最大的文章选出来”。在通常情况下,“传播力和影响力”与作品质量,是正相关关系。其中的“最大”,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到底是一篇呀?还是多篇呀?
     
      看来,检索、查找文献,还是应该遵循——求质不求量的基本原则。
     
      倒要请教:如何“使用”文献?拜托!该不会是剪刀加浆糊或者复制加粘贴吧?
     
      我晕!“有些严肃著作值得参考”,难道更值得参考的是那些——不“严肃”的著作吗?
     
      能够广为流传、甚至经久不衰的一部著作、一篇文章,那就是一个灵魂、一条生命的化身!敢问天下:世间能有几人可以成此伟业、享此殊荣?我在梦中——愿意用一生的努力追求去成此伟业、享此殊荣。
     
      中国学者数量可观、论斤计量的那些纸质的学术成果,其价值充其量也就相当于过期报纸。
     
      毫不夸张:那些所谓的学者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所花费的功夫,百分之九十九都消耗在搜集资料上了。
     
      “还有一些需要检索的,比如说学位论文。是不是硕士论文就有检索?博士论文当然有。实际上你在做选题的时候就应该去做一次检索,检索的时候这个题目人家做了多少次了,做到什么程度了。要是谁都没有做过的,你要去做有时候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你找不到资料。要是做了无穷多了之后你再去做也是很困难的。我记得有一年在教研室答辩的时候,写合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里里外外学生加起来有四个写类似的题目。这样的题目你还怎么能写深写透呢?有千百人说过,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说过,东西不过就是那一点。”
     
      难道“博导”进行学术研究也要去检索学位论文吗?也要去参阅硕士论文吗?
     
      敢情,中国的学术作品,除了文献综述,就是对文献综述进行文献综述……
     
      选题检索,相当重要。务必要留心、千万要注意:这块馍,人家到底都已经嚼过多少次了。该文作者的肺腑之言、金玉良言:“要是谁都没有做过的,你要去做有时候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你找不到资料。”
     
      我的天呐!如果没有直接匹配的文献,那可怎么去综述呀?这话说的,是不是也太那个了——太露骨了。
     
      为什么“做了无穷多了之后你再去做也是很困难的”呢?为什么“有千百人说过”的题目就不能“写深写透”呢?难道他人平庸、众人无能也会影响题目选择和水平发挥吗?难道文章的质量还会受制于题目的选择吗?
     
      恐怕令人担心的不是“东西不过就是那一点”吧?而是有太多的人都只会说“那一点”吧。
     
      “法国的或者德国的制度安排,到底谁优秀?我现在看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过去我也曾经鹦鹉学舌地说德国法好、德国给当事人和受害人选择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就像我们今天《合同法》第112条那种规定。”
     
      对法国的制度安排与德国的制度安排进行比较并作出评价,恐怕中国本土学者的身份并不合适、远不恰当。至于这到底是一个理念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样的判断就已经根本不重要了、无必要了。
     
      好一个“鹦鹉学舌”!为该文作者的光明磊落、胸襟坦荡点赞、喝彩!!!
     
      敢问:“鹦鹉学舌”,这还能够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吗?
     
      “后来我到德国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通过翻译欧洲侵权行为法,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该文作者可能是——过于自信了。“到德国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通过翻译欧洲侵权行为法”,仅仅根据这些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理由,就胆敢说“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这最多也就可以被认为是——勇气可嘉。
     
      走马观花,便言搞懂;蜻蜓点水,即称毕功。该文作者很可能还不知道敬畏学术,还不知道何谓学术。
     
      “什么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有这个差别?甚至人家德国人从来没有嘲笑过说法国人做的不怎么样,是因为前提不一样。”
     
      好一个“前提不一样”!请问:到底是什么“前提”?到底什么是“前提”?难道仅仅是债法体系吗?难道不也应该包括民法框架、法律精神、民族特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地理差异、历史传承等等等等吗?
     
      请问中国学者:您还敢贸然妄议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吗?甚至您还敢草率轻言自己的祖国——中国吗?
     
      还是先找到北,再来谈学术研究吧。
     
      “经过了这么一场学习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来发现有如此多的人去写这个选题的文章还是搞不清楚个中缘由,我就觉得挺可笑。我自己曾经也是很可笑的,所以建议这样的题目你是不能选的。”
     
      该文作者其实并没有“明白”什么“道理”,而只是大致知道了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局部、片断事实。
     
      如此众多的中国学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在从事学术研究,而是在开展行为艺术。
     
      可笑,倒是蛮可笑。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好一个“这样的题目”!请问:到底哪样的题目“是不能选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说破、不说透的话,恐怕还会有无数后来人会误入歧途、掉进火坑。
     
      “资料需要有数量要求,没有读过一百本书,两百篇文章或者三百篇文章,基本上不足以支撑一篇博士论文。当然经典著作不算在这个数字里面。我刚才说的黑格尔、康德、萨维尼等,你可能也要读十本、八本。如果是研究理论法学的,则需要读更多。”
     
      说这话,也不怕——穿帮!
     
      请问:阅读“一百本书,两百篇文章或者三百篇文章”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是精读的话,那么时间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来的;如果是走马观花、一带而过的话,那么时间可就不好说了——多少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这不是——此地无银、不打自招嘛!
     
      当前时髦的趋势:论文注释的数量和参考文献的篇目那可是相当之多——足以达到令人炫目的程度,这简直就是必须的。否则的话,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亮相。
     
      大实话:如果不“参考”足够众多的文献资料,那可怎么“支撑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呀。
     
      请问:需要阅读经典著作吗?也许有人会笑道:难道这还是问题吗?
     
      鄙人曾经阅读了、正在阅读着一些经典著作(暂且仅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中的法律或者法学类书籍为例:《联邦党人文集》,精读全书,历时约半年;《论法的精神》,精读前三章,历时约数月。以上所示的时间显然并不是全部用来阅读相应书籍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当然还要同时开展许许多多的其他工作和事务),面对这一问题,我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如果不是出于批判的目的而是出于学习的目的的话,那么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坚决不要阅读这样的经典著作!!!因为完全无效!完全就是浪费时间、虚掷光阴!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显著之处就在于:前者的研究对象注定是变动不居的,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则几乎是毫无变化的。如果没有揭示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律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和价值几乎就是零。
     
      《论语》已经有两千多年的生命了。以今天甚至未来的标准来衡量判断的话,多数都是糟粕,只有少数才是精华。基本结论:孔子本无过,社会进步了。
     
      “我刚去《中国法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是我的前任批准的。”
     
      这篇文章后来被“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该文作者给活活“烧死”了。
     
      请问包括《中国法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期刊:你们的审稿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呀?该不会都是主观标准吧?该不会都是主编的个人标准吧?到底有没有准谱儿呀?到底有没有建立外请专家双向匿名盲审制度呀?
     
      你们现在推行的这套密不示人的游戏规则,让那些真正的有智且有识之士可怎么与你们在一起玩耍呀?
     
      “那篇文章总共才7个注释,有3个注释是引用一本书的,有4个注释是引用法律条文的,我说是不是可以稍微提高一下?”
     
      坦白而言:这样的注释,也确实足够奇葩!足够扯淡!有,几近于没有;有,还不如没有。
     
      请问:注释的数量,是想提高就可以提高的吗?请不要搞错!这可不是在贴狗皮膏药,想贴多少就可以贴多少。
     
      “当时没有杀鸡儆猴的意思,是要强调让我们的责任编辑清楚,缺乏注释、没有资料积累的文章是没有文化积淀的,你在那个地方东说西说鬼相信你。”
     
      请问:是谁在审稿?是责任编辑吗?是责任编辑的领导(如:该文作者)吗?倒要请教:应该由谁来审稿?责任编辑具有审阅专业论文的能力吗?难道不应该是外请专家进行双向匿名盲审吗?
     
      并非开玩笑:如果真的能够在没有“参考”文献(而不是故意隐匿)的情况下,不是东拼西凑一大篇而是“东说西说”一大堆的话,那可真是难得的人才呀。
     
      请教该文作者:到底什么是“文化积淀”?难道在自己的文章中大量展示注释和参考文献,这就可以算是“文化积淀”了吗?
     
      由此观之:该文作者更愿意相信在论文中呈现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内容,而根本就不愿意相信论文作者的观点(只有鬼才会相信)。我就纳闷儿了:您这是在看论文呢?还是在看论文里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写论文呢?
     
      这足以使人产生如下合理联想:学术期刊责任编辑的水平可能也就仅限于去数一数在论文中呈现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数量,进而进行比较大小的判断。
     
      “我们还要有案例,要有数据、田野调查资料。任何法律论文都要有案例,不能说这是一篇法理的文章、是一篇宪法的文章或者是一篇法律史的文章,就没有案例,那是不行的。法律史也有案例,历史上的案例多得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不是案例吗?狄仁杰难道没有断过案吗?不能道听途说,即使讨论古代案例或事件也要有可信的来源。”
     
      好一个“任何法律论文都要有案例”!这话说的绝对够霸气!
     
      可问题是:真实的现实情况(包括《中国法学》在内)到底是什么?是否支持、支撑该文作者的这一高论?是否在打该文作者的脸?是否让人怀疑该文作者会不会是从火星来的?是否让人猜测该文作者会不会是来自于娱乐行业?
     
      拜托!《杨乃武与小白菜》,那可不是什么案例,而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狄仁杰倒是有可能断过案,但愿该文作者不是从电视剧中获得相关信息的。
     
      能够满嘴跑火车的人,咱见过。经典代表就是传销大师或者评书高手。
     
      “如果你想证明这个社会一直是黑暗的,可以找到很多负面的材料和案例。如果你想比较客观的去判断呢,两个方面的资料都要找,看哪个方面多一点。还要去找它形成的原因,分析它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要去进行这样的分析。后者得出来的结论会比较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请问:难道“找到很多负面的材料和案例”,就可以“证明这个社会一直是黑暗的”了吗?难道这个判断是可以用列举法进行证明的吗?难道这不就是典型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吗?
     
      客观判断的基础,应该是尽量全面了解各方情况。但是,客观判断的形成,却与某一方面的资料多寡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错!科学性和说服力,不是来自于现象陈述,而是来自于细致分析。论文的精髓和价值,不在于论据罗列,而在于论证展示。论文的生命,就是说理,而不是其他。
     
      唯有客观,才是科学的根本保障。
     
      第四题  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
     
      “法律解释的方法也称为法解释方法,与解释有关、与诠释有关,与对法律条文汇总包含或可能包含的立法者的意图(教义)有关。”
     
      法律解释的恒定基准,永远都是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法律的文字表述,不过就是实现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的手段罢了。
     
      中国古训: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法律解释的方法,都必须服务于、服从于这一基准。
     
      “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学的好的,无论四年、七年还是十年,你无非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法律,这是你们最核心的知识、能力、方法和技能。”
     
      该文作者所言不谬!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在法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十年(就更不要说四年或者七年了),其结果“无非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法律”。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其教师的那些在法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多年的人,其能力、水平、意识、思维,也仅“无非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法律”。
     
      这可以是绝大多数法学学子“最核心的知识、能力、方法和技能”,但却肯定不应该是较高水平法学学者“最核心的知识、能力、方法和技能”。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学者的使命,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法律”。关于这一问题,鄙人曾经专门撰文展开讨论——《不批判,毋宁死——读〈不要以批评刑法立法为时髦〉》(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一条法律条文出来之后,你觉得其中的用词是什么意思,结构关系如何,有哪些构成要件,这条法律跟那条法律可能还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用到法学研究上,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的问题。”
     
      请问:在法律条文中出现的用词的意思,需要去“觉得”——进行猜测、理解、分析、判断吗?除非,这是一个创新的用词。
     
      真正需要、更加需要读懂、把握的不是法律条文的文字表述(这一点也是必须做到的),而是蕴含在文字表述中的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图。
     
      相当遗憾、尴尬的是:中国法律无论是文字表述,还是价值取向,都已经糟糕到了一塌糊涂、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兴趣者,请参阅拙作——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约有百部法律),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鄙人的工作:不是解释法律,而是批判法律。
     
      “最近学界一直在说法教义学的问题,我们很多教师写了许多相关文章的。《中国法学》一篇没有发。为什么没发?我觉得这是本科阶段应该解决的问题,用不了那么大的牛人鼓吹宪法、刑法、民法教义学是什么样的。我说,你本科所有的学生就是围绕教义学把这个法律读懂了。”
     
      中国的法学界盛行时尚、时髦的风气——要么是一窝蜂、要么是一阵风。浅薄、幼稚、庸俗、乏味到令我这个旁观之人都为之羞臊的程度。
     
      请问:法律或者法学是宗教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又何来“教义”呢?
     
      也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找出来的“教义学”这么个蹩脚名词,其吸引力怎么就那么大呢?言必称“教义学”,否则的话,就好像落伍了、就要被淘汰了。
     
      看到那么多“那么大的牛人”都争先恐后、蜂拥而上,真让人感到反胃、恶心!
     
      时装模特之所以能够抢眼、抢镜,绝对不是因为衣着华丽、引领潮流,而是因为形象出众、身材惹火。仅仅凭借一两个时髦名词,就来闯荡法学江湖,还是算了吧、还是歇歇吧。
     
      “我们之所以进行这么长时间的法律解释训练,解释出来跟别的法律人是一样的,解释出来跟别的律师、跟法官、检察官的解释是八九不离十的,这就是要发挥法律共同体的作用和效果。”
     
      如果法律或者法学专业人士对法律条文的解释都是一样或者相差不大的话,那就足以说明法律解释根本就不是什么创造性工作,而仅仅只是重复性工作。
     
      所谓的“法律解释训练”,不过就是数量庞大但却简单易学的知识认知。说的再浅显、再直白一点儿:就是对法学知识和理论的记忆性学习。
     
      各种不同身份属性的法律人(也包括法学人),永远都不可能形成什么“共同体”。尽管他们的专业学科背景和专业思维模式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大不相同的。
     
      “无论是政法大学,还是北大、清华、人大法学院,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有区别,但是对绝大多数法律条文的解释、对法律案件的判断都是一样的。这是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请问:造成学生区别的成因在哪里?不在于学习对象(主要内容都是相同的),而在于个体差异。
     
      请千万不要搞错!不错,法律人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对法律案件的裁判可未必也都是一样的。原因很简单:决定案件裁判结果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难看出,该文作者不仅没有裁判过任何案件,而且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案件的诉讼。仅凭想象,可是不能开展实践活动的。
     
      愚以为: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不在于让接受法学教育的人都整齐划一,而在于使接受法学教育的人能够信仰并追求——法律精神。
     
      “所以,法律解释方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学研究与写作方法。”
     
      这一高论绝对石破天惊!至少已经把我给吓到了。
     
      法律解释的方法,怎么可能会是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学写作的方法呢?在下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任何一篇文章或多或少的都要用到法律解释。”
     
      这一高论与“任何法律论文都要有案例”这一高论,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限于此的那些“金句”,也许能够令许多读者过目难忘、记忆犹新。
     
      “对条文的解释,对法律行为的解释,遵循着法学的一般方法和逻辑。”
     
      请问:“对法律行为的解释”,能够算是法律解释的范畴吗?需要对法律行为进行“解释”吗?
     
      再请问:“法学的一般方法”,到底是指什么?与“法律解释方法”是何关系?
     
      “以文义解释为例,通常的文义大家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我们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文义跟别人的不一样?”
     
      请问:到底什么是“法律规定的这个文义”?到底什么又是“别人的”文义?此二者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都二十年整了,有一个合同叫’居间合同‘,有人要改成’中介合同‘。为什么要改呢?说有人认为这个’居间‘不通俗。我说如果是现在新起草一个法律用’居间‘这个词可能不够通俗,你可以作为一个理由要求改。但是《合同法》都二十年了,认为不通俗是你没有认真读书,你没有搞懂它。为什么二十年你都没有搞懂今天还说不通俗呢?这种意见是如此苍白,我一提出来大家哄堂大笑。”
     
      请问:“居间”二字,通俗易懂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该文作者对此也不持异议——请看清楚:是“现在”这个词还“不够通俗”。
     
      请问:法律颁行了二十年,其中的不通俗易懂的专业术语就会自然而然的变为通俗易懂了吗?
     
      请问:能够提出将“居间合同”改为“中介合同”这一建议的人,能够算是“没有认真读书”和“没有搞懂”吗?难道所谓的“居间”不就是——居于中间、进行介绍的意思吗?难道这不恰恰与“中介”完全吻合吗?
     
      提出建议之人不仅早就搞懂了,而且时至今日“居间”二字依旧不够通俗。
     
      这一建议丝毫也不苍白!如果未被采纳(刚刚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其中就是中介合同,而不是居间合同)的话,那完全就是习以为常、积重难返的原因。
     
      诸位恰恰应该对该文作者的这番高论——哄堂大笑!
     
      “在乡间经常说无酒不成席、无案不成文。”
     
      前一句,咱倒是经常听说;可后一句,咱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也许是因为咱不生活“在乡间”的原因。
     
      “有的说我写很多案例,有的说我只写一个案例,有的说我详细分析,有的说我只是蜻蜓点水地点到某个案例,这都算有案例。”
     
      我晕!“写很多案例”的文章,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章?
     
      请问:“只是蜻蜓点水地点到某个案例”的文章,还能够算是“有案例”的文章吗?这不就是糊弄事儿嘛。
     
      “我们在多数实体法的文章中,都会对案例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可能是对一个个案的,也可能是对一组案例的。”
     
      请看清楚:这句话中的关键词可是“在多数实体法的文章中”。而之前的观点则是——“任何法律论文都要有案例”、“无案不成文”、“而在法学文章里面,没有案例的基本上就不是一篇成功的法学文章”。
     
      这算不算是前言不搭后语呀?
     
      如果是“对一组案例”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文章的篇幅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那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也到朝阳法院蹲点了一个月,搜集了从1986年《民法通则》开始到后面十年左右的关于名誉权审判的案件,进行了粗浅的统计学分析:查明一个法院收了多少案件,这个趋势是什么样的,像模像样地也在做这样的分析,尽管意义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像打拳一样的,摆出架式。你的学位论文不就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嘛?那篇文章对原告情况、被告情况、诉讼情况、赔偿情况都加以分析。”
     
      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到一家法院去“蹲点了一个月”,这可不是一般的特殊待遇呀。
     
      该文作者所进行的分析,居然只是“统计学分析”。恐怕也就只有统计学的意义吧。至少肯定不是法学的意义。“那篇文章对原告情况、被告情况、诉讼情况、赔偿情况都加以分析”,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些恐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吧?恐怕都仅仅只是事实罗列、情况介绍吧?
     
      钦佩之至!该文作者可是真敢说实情、讲实话呀!写法学论文,不就是虚张声势、花拳绣腿嘛!不就是表面文章、糊弄傻子(不知道是不是也包括该文作者)嘛!
     
      这很有可能就是该文的灵魂所在!!!
     
      “观察到人民群众维权的意识变强了,还说新闻媒体成为被告的情况是特别严重的,因而媒体要加强自己有关的内控建设。这样的案例分析,不就提出意见来了嘛!还有一个媒体被告,几个案子都拒不出庭,那时候没有像今天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今天他敢不出庭?那是我对一组案例进行的分析,得出好多有价值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仅写在了这本博士论文上,而且被后来的几个司法解释差不多是照单全收。”
     
      敢问:“人民群众”,这到底是指谁呀?这是法言法语吗?
     
      请问:判断“维权的意识变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请问:判断“情况是特别严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请问:媒体需要加强的只是“自己有关的内控建设”吗?
     
      拜托!如此这般的“分析”,能够算是法学专业的“案例分析”吗?其他专业的小伙伴能够答应吗(因为即使是没有法学专业背景的人也能够轻松作出这样的“分析”)?这就能够算是提出“建议”了吗?
     
      请问:在那个时候,任何个人和组织就不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就不需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了吗?
     
      请问:在今天,那家媒体为什么就不敢不出庭了呢?在那个时候不出庭与在今天不出庭,有什么区别吗?据我所知,在那个时候与在今天,《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不出庭的相关规定,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由此观之:该文作者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其价值体现在给司法解释输送“炮弹”。中国的司法解释的制定者与该文作者真可谓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国法学与中国法律的“良性互动”。
     
      “我一直希望有人去做一个实证的研究,说这十年来它的变化趋向是什么样的,它的成败得失是什么样的。”
     
      我一直提倡中国的法官能够普遍且坚持书写“办案手记”——一案一记,主要的内容不是记述过程,而是表述心得和感悟。而且完全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展示:当事人的自然状况和现场表现、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适用法律(广义而非狭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手记,不是用来独自欣赏的,而是用于奉献(有偿或者无偿)社会的。
     
      这是什么?这就是法官的经验、法官的智慧!这就是极其宝贵的无形财富!其中的上品,堪称——无价之宝!这样的法官,就是名副其实、货真价实的法律大家!
     
      开窍的法官,无需我多言,早已经在路上了;不开窍的法官,就是累死我,也还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觉醒,这是开展其他一切活动的先决条件。
     
      “因为我们当时在写这个法律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就是通过这个法律规定去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使得医闹少一点,人民群众对医疗制度的满意度提高一点,医疗损害赔偿方便一点,赔偿的钱多一点,这个愿景到底在实践中怎么样不清楚。”
     
      该文作者总是爱说实话。
     
      请看明白:中国法律的草稿,是由如该文作者一样的人书写的。
     
      请看清楚:中国当代的立法,是需要完成 “政治使命”的。
     
      特定法律本应固有的内在规律、内在逻辑、内在价值、内在机理统统都是不重要的,至少要屈从于、让位于——“政治使命”。
     
      人们不禁要问:现实中国有真正富于法律精神的法律而不是名曰法律的政策吗?
     
      “我特别希望有人做实证的田野调查研究,比如在北京找一个海淀区,再找一个中等城市,再找一个基层的县,选三个地方来看这个案件上升或下降的状况,起诉到法院里面的比例是多少,赔偿的数额变化状况是什么样的,回过头来检验这个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否达到了我们当时所立法时预期的那个效果,来检验它是一个良法或者恶法或者是一个比较懒惰的法律。”
     
      好一个“实证的田野调查研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倒是轻巧,谈何容易!
     
      多问一句:为什么非要写成“田野调查”呢?为什么非要赶人家的时髦呢?“田野”到底在哪里呀?总该不会——到处都是“希望的田野”吧?为什么就不能写成——实地调查呢?
     
      大量的经费何来?充裕的时间何来?过硬的关系何来?如果没有关系,恐怕是进不去任何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和医院)的后门的。走前门所能够得到的信息,恐怕是不会有太大的价值的。
     
      请问:如何计算“起诉到法院里面的比例”?到底是哪一个数字与哪一个数字进行比较的结果?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您“当时所立法时预期的那个效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效果呀?用什么标准来检验一部法律到底是“一个良法或者恶法或者是一个比较懒惰的法律”?其中的“懒惰”二字,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这样的法学研究有没有意义?我想是有意义,你的创新性不就出来了嘛,你把数据和趋势,以及这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拿出来,不就好了嘛。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写这样的文章。那么多人着急想去评副教授、评教授,为什么不在这个上面多动脑筋,做这么一篇文章出来呢。这样的好文章。想都不用想我是会用的;不仅是我会用,其他的任何一家牛杂志都会用。”
     
      请问:“创新”到底在哪里?难道“把数据和趋势,以及这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拿出来”(难道白纸黑字的法律还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就能够算是“创新”了吗?这种操作手法与新闻报道的差距并不明显。难道记者朋友们天天都在搞“创新”吗?
     
      请问:那些“着急想去评副教授、评教授”的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能力“在这个上面多动脑筋,做这么一篇文章出来”呢?他们可不是爱谁谁、想咋咋——可以微服私访、能够四处巡游的康熙皇帝呀。
     
      依您的这个意思、看您的这个话茬儿,他们这些人一定是思维短路了、脑子进水了。
     
      我晕!这样的文章真的很好吗?到底好在哪里呢?难道好就好在酷似新闻报道、陈述客观事实吗?难道“任何一家牛杂志”(请别误会:不是偶蹄动物协会的会刊)都会欣赏这样的文章吗?
     
      该文作者俨然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国法学》的替身了。
     
      “所以我们进行案例的分析和调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有说服力的结论,服务于我们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
     
      对案例进行分析与对案例进行调查研究,这分明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通过对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应该“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但是,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却未必能够获得“有说服力的结论”。能否具有“说服力”,这可不是当事人一厢情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
     
      “我不太主张法学家去代理官司,虽然一辈子代理一次、两次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整天去打官司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也没有什么法定理由去说人家什么。”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法学家”呀?标准是什么呀?当代中国有“法学家”吗?该不会法学教授或者法学“博导”就可以算是“法学家”吧?
     
      真正的“法学家”可能“整天去打官司”吗?真正的“法学家”到底应该干些什么,难道还需要法律依据、“法定理由”吗?
     
      真正的法学学者是不会去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既不会去兼职,更不会去转行。倒不一定是因为——不屑,而主要是因为——不舍。学术与实务,这根本就是两种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尚且未必能够功德圆满。除非是“打酱油”,要想做到极致,此二者绝对不可兼得。
     
      套用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学者不可以夺志。
     
      第五题  法学论文的创新要求
     
      “法学是尊重秩序的,是守成的科学,是教你如何去维护一个社会的平稳状态往前走的。”
     
      拜托!“尊重秩序”与“守成”(即墨守成规),此二者是等值、等价的吗?“尊重秩序”也需要创新、也离不开创新,所有的秩序都是对动态的把握,而不是对静态的维持。
     
      为什么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平稳状态”呢?为什么不是创造一个社会的平稳状态呢?如果社会发展已经都不平稳了,难道还要去“维护”吗?
     
      秩序,恰如走钢丝,肯定是一种平衡,但却是——在动态中求得平衡。
     
      只要社会发展变化,法学就不能不随之而变。法学,恰恰就是力求随时适应不断变化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是最富于创新的科学。
     
      “我们收了一个香港的学生,论文环节老是梗住。说创新不足、理论性不强。我说你让他创什么新、弄什么理论性,他把话说清楚就行了。”
     
      这似乎就应该算是该文作者对学位论文(而应该不是针对香港学生而言的吧)的基本属性、基本定位的明确表态——无需创新、无需理论性、只要把话说清楚就行了。
     
      真是太大气、太经典了!
     
      请千万别误会!我不仅高举双手赞同这样的主张,而且还会更进一步:彻底废除学位论文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专题文献综述。
     
      “而且有专家说文章没有研究民法,我说人家写的这篇文章就不是民法的,写的是医疗管理制度,是医事法的东西,只不过不小心让民法专家去审了。如果真负责任的话,应该学点医事法才有资格评审这篇文章,而不是让人家去学民法。”
     
      拜托!医疗管理制度与医事法,此二者可不是一回事呀。以医疗管理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不仅有可能不是民法学论文,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法学论文。至于医事法,虽然可以成为法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其内涵、外延、属性、原则等等诸多问题,恐怕都有必要明确交代。
     
      新鲜事物绝对不是可以蒙混过关的恰当借口。
     
      好一个“不小心”!该文作者足够幽默!如果该论文的专业属性不是刑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话,恐怕也就只好交给——民法学专家去评审了,因为民法学与该论文的专业属性有可能最接近。
     
      让论文作者去学习民法学,显然强人所难、于理不通。但是,要求论文评审者专门去“学点医事法”,恐怕也只是相当滑稽的玩笑话吧。
     
      “法学本身是保守性的,因为他所服务的对象决定了他的保守性。”
     
      法学的服务对象就是法律。法律的本性可不是什么“保守性”,而是趋于或者求取——稳定性或者秩序性。保守与稳定或者秩序,可不是同义词。
     
      “所以,法学家不像经济学家那么创新。今天提一个这样的方案,明天提一个那样的方案,从来都不需要论证,搞对了就搞对了,搞不对反正我得一笔咨询费。”
     
      好一个“从来都不需要论证”!该文作者如此不着边际、枉顾事实的评价经济学学者(当然不会是经济学家了——当代中国有经济学家吗),实在是不应该。请问:如果“搞对了”的话,那么又能够得到什么呢?
     
      不禁令人遐想:该文作者完全有可能经常提出“一个这样的方案”和“一个那样的方案”,从而总是能够得到“一笔咨询费”。
     
      “法学不能这样,因此他的创新性是渐进的,是在已有的制度、已有的实践经验和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多数创新都是些微的,你要遵循已有的机制体制、已有的话语。”
     
      请问:哪个领域、哪个学科的创新性不是渐进的而是突进的呢?毫无疑问:所有的创新都一定是渐进的而不是突进的,都一定是“在已有的制度、已有的实践经验和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在这一点上,法学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只有“遵循已有的机制体制、已有的话语”的创新,才是“些微”的创新,而那些具有突破性质的创新则显然是不需要“遵循已有的机制体制、已有的话语”的。当然,前者是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而后者则只是少数甚至是极其少数。
     
      毫无异议:那些“些微”的创新,也是创新。
     
      “有的法律或法典几百年了,我们都不是把它推倒了重来。要推倒了重来之后做出来肯定更漂亮,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谁也不同意你推倒了重来,而只是修修补补。”
     
      不能把某些历史悠久的法律推到重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其调整对象本身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我曾经多次说过:法律不过就是现实的镜像。现实是否改变,决定法律是否因此而改变。
     
      该文作者根据什么就敢断言:“要推倒了重来之后做出来肯定更漂亮,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一观点恐怕就是大有问题的:到底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夕,绝对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把唐诗和宋词都推到了的话,那么请问:谁还能重来?
     
      之所以可以修修补补,那是因为船还不会沉。
     
      “在某一个地方添块砖、加块瓦补漏洞。这就是你的创新。甚至对某一个学科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好的设想,也是你的创新;对某一个表达方法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后被采纳了也是创新。”
     
      添砖加瓦,不仅是明智之举,而且也是创新之举。即使是所谓的推到重来,如果放在历史长河之中进行评价的话,那么也不过就是添砖加瓦罢了。
     
      提出批评、设想、意见和建议,不论是否被采纳,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就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贡献之举。
     
      创新,当然来自于不同,而不是来自于雷同。文献综述式的学术作品绝对不可能产生创新。
     
      “如果说你能提出来系统的解决方案,你的创新诚然是可嘉的。你能对我们法治建设中的某些事项提出改进的方案,诚然是可取的。你提出一些微小的意见或者建议也是可以的。”
     
      真正学者的使命,绝对不是提出各种各样的行动方案,不论是系统的方案还是零散的方案。提出关于法治建设方面行动方案的恰当主体,通常是国家或者政府的高参或者智囊,而绝对不可能是书斋里的学者。
     
      提出针对不同对象的各种各样意见或者建议,倒是学者的职责所在。
     
      “基于你文章的级别不一样,有的是博士论文,有的是硕士论文,有的是老师大咖们写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的论文,创新程度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请问:学术作品的创新程度是由“文章的级别”所“要求”的吗?难道只要是“要求”高,创新也就一定会高吗?难道只要是学术期刊的级别高,创新也就一定会高吗?难道只要是学术作品作者的身份、地位高,创新也就一定会高吗?
     
      这都是什么诡异逻辑呀!
     
      “其实在座的老师们,我特别建议你们不需要去抠那些硕士论文有什么创新。他都有创新了你干什么吃呢?那是不可能有太多太大创新的,就是说让他比划一下走那么一个过程知道文章怎么写就行了,是一个训练过程。”
     
      该文作者公然宣称:硕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对此,我深以为然。但是,我的理由却与该文作者截然相反:导师自己都不会创新、都没有创新,那又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去要求学生去实现创新呢?
     
      最为可悲的是:学生绝对不能、也不敢去创新!原因一目了然、不言自明:创新的必然结果就是学生超越导师。在今日之中国,这可是“大不敬”的滔天罪行。其结果就是:优秀的他(即学生)都有创新了,平庸的你(即导师)也就没什么好吃的了。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到底应该怎么“比划一下”呀?到底应该如何“走那么一个过程”呀?到底应该怎样操作就可以“知道文章怎么写”了呀?到底这是要“训练”什么呀?该不会就是——文献综述法吧!
     
      试问天下:没有创新的文章,那么还能够算是有任何价值的学术作品吗?
     
      第六题  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
     
      我晕!真正的学术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有半毛钱关系吗???
     
      这个话题无法讨论,因为这个话题不让讨论。
     
      既然是不让说,那么咱就不去说。
     
      惹不起,咱躲得起。
     
      “法学专业与其他不一样,将来都是要在主流社会里面去工作,主流意识形态要自觉培养,无论是年轻的老师还是同学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仰天长叹:当代中国何谈法学学术?
     
      呜呼哀哉!不说也罢!
     
      第七题 文法和语言方面的要求
     
      我也可以算是读过几篇当代中国法学学术作品的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朱苏力先生。其风格是:文学修养比较深厚,力求展示思维过程,特别是思辨过程。此外,许章润先生的文风比较华丽。还有一类就是走向喧宾夺主、华而不实的反面:刻意过分、精心过度使用时髦、冷僻、晦涩、艰深词汇,似乎给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感觉,其实作品内容却相当空洞、乏味。其余绝大多数作品就都平淡如水、乏善可陈了。
     
      学术作品的行文原则:在确保精确、精准、精当的前提下,追求明白、晓畅、简洁、细密,也可以表现个人风格。
     
      对学术作品的基本要求是:内容为王,形式次之。
     
      “对一个法律条文进行法律解释研讨的文章,无非就是它怎么来的,它是什么、怎么用它。”
     
      如此三问,可以说是固定格式、常规套路。
     
      如果仅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样的文章应该是记叙文和说明文的综合体,而与议论文的关系不大。
     
      中国式的论文,论点和论据倒是可能都有、都在——满篇皆是,可唯独恰恰把论证给丢失了。
     
      “我这篇文章,首先写这个条文(第111条)出台之前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储备,说这个条文还没有开始起草的时候有哪些学术研究和知识储备。第二部分写的是立法形成过程,知识储备是讲的这个条文的’砖瓦‘备料情况,第二部分写这个立法形成过程是如何把它做成’房子‘的。第三部分写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是个人信息概念与个人信息权利(权益)的解读,说清楚在这个条文里面,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子。第四部分,接下来是对这个条文里面的规定进一步的解释,说它的权利赋予、义务设定。这是这个条文的核心内容,它赋予了个人信息主体有什么样的权利(权益),它给谁设定了义务、设定了什么样的义务。最后是关于适用。”
     
      感谢该文作者能够将自己的作品(即《〈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发表在2019年的《中外法学》)拿来进行——“解剖麻雀”。
     
      从该文作者的自我介绍来看,这篇文章全篇内容除了叙述、还是叙述,最多也就是夹杂了一些说明和解释。应该不难看出:这根本就不是一篇正宗的学术论文,而只能算是一篇资料汇编,其技术含量甚至还不如文献综述。
     
      有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鄙人的如下结论:占有和编排资料,成为中国法学学术的基调和主流。中国法学还停留在中小学作文中的记叙文的层次和水平。
     
      这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小儿科”。甚至,根本就是“江湖郎中”、“蒙古大夫”。
     
      试问:没有论证,何来论文?
     
      有人会问:如何论证?愚以为:辩论,就是最典型、最常规的论证。
     
      结论:没有批判,何来学术。
     
      “我今天查了一下这篇文章的数据,大概有1900多篇次下载,有9次引用。”
     
      我当然没有必要去怀疑上述数字的真实性。可问题是:为什么下载?为什么引用?下载的是什么?引用的是什么?答案昭然若揭:拿人家的砖,盖自己的房。而且盖的一定都是上不了档次的低矮平房。试想:仅有资料(即“砖头”)而没有思想,怎么可能建筑摩天大楼呢!
     
      中国式法学论文,其实质就是——文字搬运 + 排列组合。看上去还是挺唬人的,其实就是纸老虎。
     
      在左明并不凌厉的攻势之下,还没有哪一篇我所阅读的论文是站得住脚的。
     
      收尾的话:师傅请进门,修行靠个人
     
      “文章的写法有很多种,有一句话叫’师傅请进门,修行靠个人‘。大家多看看别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我所知道的这一句谚语的表述似乎应该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也许是我记错了,也许是有不同版本。
     
      重要的问题是:在“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的道路上,到底谁是我们的师傅呢?也许是自己的导师,也许是该文作者。而我的答案则是:任何人都可以、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师傅。更进一步:请不要再去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师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哪一位学术大师是依赖一位有形的、特定的师傅而功成名就、永载史册的。
     
      唯有个人独自的修行、不停的修行、持之以恒的修行、永无止境的修行,才是不二之选。
     
      请诸位也看一看鄙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本文结语
     
      学术,也需要规则。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
     
      该文和本文所讨论的都是与学术规范有关的问题。
     
      该文作者作为一位手中握有学术权力的人,可以自由思想,但应谨言慎行。
     
      作为学者,当然可以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尽情、快意的抒发“我觉得”、“我认为”。因为他们这是在行使天然权利,他人完全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作为手中握有学术权力的人,是否可以在讨论势必影响学者行为的问题时也尽情、快意的抒发“我觉得”、“我认为”呢?这恐怕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了。
     
      学术规则,绝对不应该是那些手中握有学术权力的人通过“我觉得”、“我认为”而产生的。
     
      学术,需要规范;学术权力,也需要规范。
     
      这一结论显然不会仅仅是法学学者的心声。
     
      鄙人,以学人自诩,不仅手无寸铁,而且手无寸权。但是,我却有权利、有资格为建立、健全学术规范和学术权力规范出谋划策、献计献策。
     
      真正的学者,应该努力追求“无需扬鞭自奋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高人生境界。
     
      很多东西,归根结底都需要人的自觉、自醒、自悟。否则的话,即使是累死了老师,某些人仍然、依旧是不觉、不醒、不悟。
     
      2020.01.06.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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