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行使的障碍与解决思路
2020/1/7 16:11:41  点击率[1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人身权
    【出处】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个人信息权;障碍;解决
    【全文】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成为我国近些年制订各种法律时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理论与实务界也一直呼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其实,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应只着眼于立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个人信息权的行使问题以及消除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障碍和困境。
     
      从理论与实践情况看,个人信息权的行使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障碍:
     
      一是权利的行使与信息自由之间的冲突。个人信息中的人格尊严与信息自由虽然都体现了权利主体的意志和自主权,但是在对信息主体的价值上却又是完全对立的: 一方面要求排除他人的不正当获取,另一方面又要求信息的最自由利用。这一冲突在价值上表现为信息的权利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博弈。
     
      二是对信息相对人的监管存在漏洞。一方面,在信息收集环节中信息的收集缺乏正当的依据。虽然法律都有关于经营者收集消费者和客户信息的限制性规定,如不能在没有征得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对信息进行收集,更不能用欺骗和强制性手段对信息进行非法获取,但实践中一些自动收集信息的软件(如Cookies程序)并未被法律所规制。
     
      另一方面,在信息处理和使用环节中存在安全隐患。实践中,消费者个人信息被经营者第三方平台利用所产生的侵权类型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具体来说,对于有偿的许可个人信息的使用(如事前付费与事后授权和补偿)来说,如果对信息的利用没有给予权利人财产上的某种合法利益,则是一种对信息财产权的侵害;如果是侵权人捏造虚假信息从而给权利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则是侵犯其名誉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如果通过个人信息骗取公民银行卡账户和密码或者盗窃钱财,则是对公民财产权而非信息财产权的侵害。
     
      三是救济权行使的障碍。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人信息侵权赔偿数额普遍较低。按各国侵权法的规定,侵权的经济赔偿标准一般是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或权利人的维权成本;至于权利人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虽然我国也有相关的规定,但实践中争议较大。高投入、低收益已成为个人信息救济权行使的障碍之一。
     
      第二,举证模式导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个人信息侵权属于一般侵权,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原告需要证明侵害行为之确实存在以及对自己造成了损害的不利后果,还要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实践中,作为信息主体的被侵权人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限制,很难明确证明结果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对个人信息权行使的上述障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决:
     
      第一,明确权利行使和信息自由之间的主次。一方面,应保障权利行使的优先性,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个人信息权。另一方面,应体现对信息自由价值的兼顾,即在保护信息主体利益的大前提下,通过利益优化配置实现对信息自由的保护。信息相对人和权利人可达成如此共识:在不侵害权利人重大利益的条件下,允许权利人自己的信息在一定范围之内参与社会流通与使用。
     
      据此,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允许某些行业协会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在法律规范指导下对行业的相关事项进行规定,以达到对法律的补充目的。这样既发挥了行业规则的实时性和灵活性,又确保了法律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第二,建立严格的信息相对人监管制度。一方面,应加强执法力度并采取第三方监管。第三方监管机构(如信息专员制度)是对现有司法系统的补充,即让独立的第三方监管组织在公民个人信息权被侵害时,能够及时介入调查和分析情况,并决定是否将侵权人进行司法移送。
     
      另一方面,在强化行业自律的同时,优化互联网行业协会的管理,例如:各级互联网协会所订立的自律规则宜报请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和审查批准,信息保护的标准应保持一致性或者以更高的标准来进行要求;同时,引进测评体制,定期对各网站的隐私条款与信息保护状况进行抽检,抽检结果应透明化。
     
      第三,加强个人信息救济权的救济。一方面,适当统一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可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统一赔偿标准,依照网络人格权侵权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在某一类型案件中能够统一适用的标准。例如,对名誉权与隐私权的侵害,其赔偿标准应该是不同的;即使是侵害名誉权的案件,造成受害者的精神性疾病或者是由于精神上的痛苦引起的身体损害,其赔偿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此外,可引入保险机制,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投保强制保险,由保险人分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以民法的公平原则为指导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衡量当事双方的举证能力来选择适用一般举证还是举证倒置;坚持过错归责原则,将过错作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标准;明晰举证责任内容,即使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被侵权人至少要证明损害事实的真实性及服务提供者泄露信息的高度可能性。

    【作者简介】
    刘满达,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寻,宁波大学民商法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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