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应以理性人应有之理解来解释
2019/12/2 19:38:23 点击率[1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合同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合同解释;理性人
    【全文】

      【裁判要旨】合同解释的理性人标准,即是合同条款应以一个与各方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的、通情达理的人(理性人)处于相同情况下时,对该合同条款和表述所应有的理解来解释。理性人的构建一方面是合同语境的确定(如当事人身份、当事人的知识和能力、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条款和表述的通常含义、交易习惯等),其实质是证据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原则所要求的理性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的体现(如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理性而不犯错误等),其实质是合同法基本原则在合同解释中的贯彻和实现。
     
      【案情】
     
      原告:A传媒公司。
     
      被告: B公司。
     
      原告A传媒公司诉称:2011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就联合投资影片《东成西就2011》事宜签订合同书一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投资款3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6%。影片发行后共取得国内外发行收益44875738.11元,但被告在分配发行收益时,单方扣除发行代理费5064824.84元,仅按39810913.27元分配收益。原告认为,被告拒不按实际发行收益结算并支付剩余分配收益303889.49元(5064824.84×6%)已构成违约,被告依法除应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外,还应赔偿原告相应损失并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
     
      被告B公司辩称:被告作为所有制片方(投资方)委托的资金管理方和结算方,其向各个投资方分配收益的基数是制片方应取得的影片收益;发行代理费是影片发行方的收入,不能作为制片方的收益进行分配。
     
      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3月3日,被告B公司(甲方)与案外人发行工作室(香港)有限公司(乙方)、北京金菲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丙方)、北京凯视芳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丁方)签订电影《东成西就2011》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由四方共同投资、联合摄制该影片。影片总投资预算5000万元(包括制作投资预算4000万元及宣传发行费用预算1000万元,其中国内宣传推广投入预算为500万元、国内发行投入预算为300万元、海外宣传及发行投入预算为200万元),除本协议四方约定共计出资3050万元外,各方同意可以有其它投资人对影片进行后续投资,被告B公司(甲方)作为影片制作和发行的资金管理及对外结算方,将代表协议各方与新加入的投资人另行签订合作协议,新加入投资人须同意并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和约定。各方同意委托案外人大地时代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时代发行公司)独家负责中国大陆地区的发行,其应收取的发行代理费为5%。各方同意委托乙方负责影片在海外市场的发行和放映,乙方应收取的发行代理费为15%。
     
      协议同时约定,影片净收益按照四方最终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并约定影片净收益=销售净收益+合作净收益+其他收益-编剧分成-项目奖励,其中销售净收益=销售收入-发行代理费-税金。被告B公司(甲方)作为代表合作各方的影片结算方,应将收到的每笔影片净收益按约定分配给投资各方。
     
      同日,上述四方与大地时代发行公司签署《东成西就2011》影片发行合同,约定由大地时代发行公司负责影片的发行工作,发行费用由项目管理委员会从投资预算中向大地时代发行公司拨付,发行收入直接回大地时代发行公司账户,发行代理费按净票房和版权收入的5%收取。合同对净票房定义为:净票房=总票房×(1-5%-3.3%)。上述四方同时与发行工作室(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代理合同,约定由发行工作室(香港)有限公司为影片提供专属及独家的海外销售发行服务,其有权收取毛收入的15%为佣金。
     
      2011年5月12日,被告B公司代表原投资方,就联合投资影片《东成西就2011》,与原告A传媒公司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投资3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6%。合同同时约定,原、被告双方按投资比例对该电影发行后的收益进行分配,如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投资款300万元。
     
      2011年11月,案外人大地时代发行公司与各地方院线公司分别签订影片《东成西就2011》发行放映合同,约定发行放映范围内影院的本片票房总收入在扣除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和营业税及附加等税费后的净票房收入,由大地时代发行公司按43%比例分成,院线影院按57%比例分成。
     
      2011年11月24日,电影《东成西就2011》上映。截至2013年11月,影片取得国内票房总收入81687935.36元,扣除国家电影专项资金(5%)、营业税金及附加(3.3%)后的票房净收入为74905401.87元,该票房净收入扣除院线影院方及中影数字分成,并扣除大地时代发行公司以净票房为基数按5%比例收取的发行代理费(3747468.95元)后,剩余金额为27059241.25元。影片取得的大陆其他版权收入为800万元,大地时代发行公司按5%比例收取发行代理费40万元,剩余760万元。影片取得中影新农村数字放映版权收入29306.55元。影片另取得香港地区票房收入3126191.30元及海外地区版权收入5723530.06元,扣除发行工作室(香港)有限公司按15%收取的佣金(发行代理费)后,剩余5122365.47元。被告以上述方式计算得出投资方应收影片总收入为39810913.27元,并自2012年3月7日起至2013年11月7日,按6%比例支付原告投资收益总计2388654.80元(其中截止2012年6月27日,共支付国内票房收入投资收益1623554.47元)。
     
      另查明,2015年4月15日,案外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崴盈投资相关诉讼的说明》中明确提及,(影视行业)业内比较认可的收益分配模式是,在制片发行方和院线影院分账之前,票房总收入先要刨除5%的电影专项基金和3.3%的税费以及中影数字的代理费(相当于先打了9折),打折后的票房收入再分57%给院线,剩余的43%票房仍然不是制片方和投资方可以分享的纯利润,还要扣除发行代理费、营销成本等等,剩下的钱才是可供制片和投资方共同分享的发行净收益。
     
      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法院向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进行了电话咨询,该公司工作人员答复为,发行代理费一般是以发行收入(院线影院分成之后的收入)为基数,根据前期是否先行支付相关费用在4%-10%之间浮动,如果按净票房(院线未分成)的5%收取就太高了。
     
      又查明,被告B公司与案外人大地时代发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荣,被告认可两公司为关联公司。
     
      【审判】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合同约定的按投资比例“对该电影发行后的收益进行分配”,此处的“收益”是否应扣除发行代理费;二、如果应该扣除发行代理费,则应按何基数和比例扣除。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当多份合同之间具有关联性,在解释其中任一合同条款时,则应根据其所属的整个合同以及其他关联合同、关联条款,并结合相关行业的交易习惯、待解释条款和表述在所涉交易中通常被赋予的含义予以解释。
     
      就本案而言,对于“该电影发行后的收益”应如何理解,原告认为不应扣除发行代理费,因为电影投资预算中的1000万元宣传发行费用已包括发行代理费。被告则认为,“宣传发行费用”与“发行代理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行代理费是发行方的收入,在投资方分配收益时应予扣除。从本案所涉多份合同的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与包括被告在内的四大投资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以及四大投资方与发行公司签订的发行代理合同、发行公司与院线公司签订的发行放映合同等多份合同之间均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我国电影产业链所包含的各个环节(制片、发行、放映)以及收益分配模式,在确定作为投资各方分配收益基数的“该电影发行后的收益”的准确含义时,应考虑上述关联合同中相关的条款和约定,以及我国影视行业的交易习惯、供投资方分配的“收益”在影视行业中通常被赋予的含义。就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无论是作为国内影视行业领军企业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说明,还是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发行公司之一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的答复,以及本案中多份关联合同的约定,都可以证明存在扣除发行代理费的交易习惯。投资方能够分配的收益,就国内票房收入来说,应该是扣除电影专项资金、相关税费、院线影院分成以及电影发行商应获得的发行代理费后的净收益。
     
      其次,对于多份相互关联的合同而言,如果具有披露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将其他关联合同内载明的重要信息披露给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不知且无法合理期待其知道该重要信息,从而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有不同理解的,则应根据责任法原理,结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以一个与各方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的、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时,对该合同条款和表述所应有的理解来解释。
     
      具体到本案来说,四大投资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大地时代发行公司应收取的发行代理费为5%,在作为该协议有效组成部分的附件6中,则明确发行代理费按净票房的5%收取。投资合作协议同时约定,新加入投资人须同意并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和约定,因此,作为四大投资方代表的被告,在与新加入的原告签订合作协议时,有义务将上述涉及投资收益分配的重要信息以适当地方式予以披露,以使新加入的原告能够对收益分配有合理的预期,并使双方的理解一致,而被告并未履行上述披露义务。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在投资方承担宣传发行费用的合作模式下,发行公司按净票房的5%收取发行代理费符合影视行业的交易习惯,从而可以合理期待原告应该知道该信息。因此,对于“该电影发行后的收益”的准确含义,不应该解释为按净票房5%扣除发行代理费。原、被告双方均系专业从事影视投资、制作的公司,其对于我国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和现有体制下的收益分配模式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一个诚实信用、通情达理的当事人在本案类似情况下不可能不预见到扣除发行代理费的交易习惯。同样,在本案投资方承担营销发行成本(宣传发行费用)的合作模式下,一个诚实信用、通情达理的当事人也不可能预期发行方按净票房5%的比例收取发行代理费。另外,公平交易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的风险与收益应该对等,在解释合同以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时也应予以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承担影片制作、宣传发行费用的投资方并未从投资中获得利润(以原告为例,原告投资300万元仅获得238万余元的收益),而与被告明显存在关联关系的大地时代发行公司并未承担上述成本,但仅国内票房收入发行代理费一项即获得374万余元的利润。综合上述因素,以院线分账之后的影片收益30806710.20元为基数,按5%比例收取发行代理费是公平合理的,被告作为影片制片和发行的资金管理方及对外结算方,对于原告因此未能获得的收益132428元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应赔偿原告相应损失。
     
      对于大地时代发行公司按国内其他版权收入的5%收取的发行代理费,以及影片海外发行方扣除的佣金,考虑到此部分发行代理费的收取并不存在像上述国内票房收益分配的稳定模式,以及影片海外发行可能存在的风险,法院不作调整。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法院判决:一、B公司给付A公司投资收益132428元,并承担自2012年6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的利息;二、B公司给付A公司律师费8000元;三、驳回A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存有争议而引发的纠纷,这主要涉及合同解释问题。从学理上说,合同解释有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分。[1]在当事人意思一致的场合,应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共同意思进行解释自不待言,此时合同解释的目的是发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对于合同等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确定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毋宁说,解释旨在查知相对人可以被理解为[表意人]意思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称作‘规范性的意思’。这个意思,即是应依法视为表意人所欲求之意思”。[2]换言之,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时,合同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确定(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是依法应视为表意人所欲求之意思,也是依法应视为受领人所应该接受之意思,即规范意思。在规范意思获得的途径上,理性人标准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合同解释活动拟解决的问题便是,特定主体在特定语境下所为表达的内涵是什么”,“将理性人置身于特定主体的位置,来考察其所为表达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成为契合问题本质的妥适方法”。[3]采用理性人标准进行合同解释,在相关法律文本中也早有体现。[4]所谓合同解释的理性人标准,根据相关国际法律文本的规定,可以表述为,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时,合同条款应以一个与各方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的、通情达理的人(理性人)处于相同情况下时,对该合同条款和表述所应有的理解来解释。理性人标准的核心问题是理性人的构建,即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构建一个与案件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设想其在特定语境下会对合同条款和表述有什么样的理解。理性人的构建一方面是合同语境的确定(什么样的当事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出了什么样的表达),其实质是证据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原则所要求的理性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的体现(一个通情达理、诚实信用、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在相同情况下对上述表达会有怎样的理解),其实质是合同法基本原则在合同解释中的贯彻和实现。
     
      一、合同语境的确定
     
      合同语境是合同订立时所有周围情事的总和,主要包括:当事人的身份、知识、能力、经历和经验、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当事人之间已确立的习惯做法、相关条款和表述在所涉交易中通常的含义、该行业的交易习惯等。合同语境的核心要素是当事人的知识和能力。知识涉及对相关交易信息的拥有状况,而能力则主要是理解能力、判断能力、表达能力等。[5]不同案件的不同当事人往往会具有不同的知识和能力。一般来说,从事商事交易的主体会具有比普通自然人更为丰富和专业的知识,拥有更多的商事交易经历和经验,因此,在构建商事合同的理性人时,应该考虑商主体所具有和应该具有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商事合同主体的知识和能力除了可结合其身份和主体资格(如营业执照中披露的经营范围)进行认定外,相关行业的交易习惯也常常构成商事合同主体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事人所应该拥有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往往与此也息息相关。
     
      合同语境的确定,无论是当事人的知识和能力,还是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当事人之间已确立的习惯做法、相关条款和表述在所涉交易中通常的含义、该行业的交易习惯等,实际上是对合同订立时相关状况的还原,说到底是证据问题,一般来说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当事人提供证据。但对于相关行业的交易习惯,因其往往“系商事交易中惯常性的做法,本身并无成文性的规定,能直接证明交易习惯的书面证据较少,当事人举证难度大”,[6]故“仅将商事惯例作为一种证据而用证据规则的方式将其固定为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范畴或法官依职权调查的范围都是不完整的,都不能使司法过程中信息交换和意思疏通顺利进行,从而有损诉讼程序的正义”,[7]因此应该允许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相结合。当然,法院的主动调查也主要是利用其他社会组织、行业代表等的信息和资源优势,为交易习惯的认定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如果合同语境的相关要素能够得以证明,并且一方当事人据此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与其相同,则合同应以该方当事人的理解为准,此时无须再引入理性人标准进行解释。换言之,如果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赋予某一条款特定的含义,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者能够合理期待其已经知道该特定含义的,则合同应按照第一方当事人的意思来解释。比如在本案中,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原告已经知道按净票房的5%扣除发行代理费的收益分配方式,或者在投资方承担营销发行成本(宣传发行费用)的合作模式下,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发行公司按照净票房的5%收取发行代理费符合我国影视行业的交易习惯,从而可以合理期待原告知道该收益分配方式,则合同争议条款即应按照被告的理解进行解释。同样,如果原告能够证明根本不存在扣除发行代理费的交易习惯,被告知道或应该知道合同的收益分配条款即是指不扣除发行代理费的分配方式,则合同争议条款即应按照原告的理解进行解释。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无法证明对方所理解的含义与自己相同,则应由法院引入理性人标准进行解释,从而得出争议条款的“规范意思”。
     
      二、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和实现
     
      理性人构建的关键因素是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合同解释不仅仅是事实和证据问题,也是价值取向问题。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8]公平交易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给付应该均衡,风险与收益应该对等。也就是说,合同解释中的理性人不仅仅是一个与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并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人,而且也是一个诚实不欺、不损人利己、公平公正的人,是一个愿意自觉遵守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的人,而不是任意变更交易习惯的内容却不履行告知义务(此时严格来说已经不是交易习惯),或者完全否认交易习惯的存在和法律效力的人。在本案中,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影视行业进行投资收益分配时,存在根据合作模式的不同,以院线分账之后的收益为基数扣除发行代理费的交易习惯,对此,原告完全否认,被告则在与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发行公司签订发行合同时,约定按净票房(而不是院线分账之后的收益)的5%收取发行代理费,并且未履行告知义务,双方均非诚信之人,其各自的理解均不应作为运用理性人标准进行合同解释的最终结果。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性人标准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部分表现在“可归责性”在合同解释中的运用。所谓可归责性,“是指合同当事人是否尽到了自己应有的注意而用一种明确清楚的表达使对方理解,或者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使自己按照应有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意思。任何一方违反这一义务,即具有可归责性,就要承担相应后果”。[9]可归责性即是以一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为标准,对于未尽相应义务的当事人,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在本案中,被告与发行公司约定以净票房的5%计算发行代理费已远远超出正常交易习惯的比例,其应该使用更为明确清楚的表达使对方理解其真实意思,却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和披露义务,因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同样,原告作为专业的影视投资、制作公司,在签订投资合同时应该知道本行业收益分配的交易习惯,应该理解对方的意思是按行业交易习惯扣除发行代理费,却在投资失败后故意否认交易习惯的存在,当然也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尽管一个理性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往往会与其中一方当事人的理解相一致,但不排除按照理性人标准对合同进行解释的结果有可能与双方的理解(至少在表面上)都不一致,此时,法院经解释得出的规范意思是否能直接作为双方当事人应有的合意,进而使得合同成立并生效,则仍应按照一个理性人的理解,在考察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基础上优先选择有效解释,因为一个理性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其无效。退一步讲,即使按照理性人标准对合同进行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完全超出了(一方)当事人的预期,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上的错误而可撤销的情形,其也可以主张因错误而撤销,而不是直接认定合同不存在或无效。在本案中,原告声称不存在扣除发行代理费的交易习惯,被告则按净票房的5%计算发行代理费,但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双方的解释均不符合事实,以院线分账之后的收益按5%扣除发行代理费的解释结论并未超出原、被告的合理预期,因此,本案按照理性人标准确定的解释结论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结语
     
      合同解释的理性人标准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即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存在争议,并且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法证明对方所理解的含义与自己相同时,才应由法院按照理性人的理解来进行合同解释。理性人虽然是一个假设的人,但他既不是一个脱离具体合同语境的完全抽象的所谓的通情达理、诚实信用的人,也不是一个仅仅是与当事人具有同等资格即可的人,而是两者兼备的人。理性人构建的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性人构建的完成意味着合同解释的完成,其结果即是以理性人对于合同争议条款的理解作为合同当事人(应有)的意思和理解。以理性人的理解为标准,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理解如果与理性人的理解相一致,则该方当事人的理解即被视为合同意思。如果双方当事人的理解与理性人的理解均不一致,则应在考察当事人真意的基础上,按照理性人标准对合同作出有效解释,而不应轻易否认合同的成立和效力。

    【作者简介】

    李涛,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注释】
    [1]叶金强:“合同解释:私法自治、信赖保护与衡平考量”,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1期。
    [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3]叶金强:“合同解释理论的一元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
    [4]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4.1,4.2,4.3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Ⅱ-8:101, 第Ⅱ-8:102条。
    [5]叶金强:“合同解释理论的一元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
    [6]樊涛:“我国民商事司法中的交易习惯”,载《法律适用》2014年的2期。
    [7]周林彬、王佩佩:“试论商事惯例的司法适用——一个经济法的视角”,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
    [8]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页。
    [9]李永军:“论合同解释对当事人自治否定的正当性与矫正性制度安排”,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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