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宪法世界——比较视野下的近代宪法汇编
2019/11/26 16:46:08 点击率[18]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宪法学
    【出处】《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从帝制晚期到共和时期,每到转型与制宪时刻,中国与德国都会编订具有代表性的“宪法汇编”。作为比较宪法(史)与比较制宪的知识工具,“宪法汇编”在勾勒世界宪法格局的同时,亦再现着编订者的意义世界。本文以比较视野,试图呈现中国与德国在不同时期的宪法汇编所再现的多重“宪法世界”。一方面,依赖认知前见与认知边界,宪法汇编如何塑造出差异性的世界想象:中国从复古到趋向最新潮流的进化式“宪法世界”,德国逐渐回归欧洲近代宪法传统,却始终固守着二元空间的对立式“宪法世界”。另一方面,通过宪法类型学,将想象的“宪法世界“进行实定法转化,实现政治诉求的规范性表达。在“宪法世界”的重叠景观中,在认知与规范的双重世界里,中国与德国分别代表了两种“宪法世界”的构造方式,两种进入“宪法世界”的典型路径,仍影响着当下的宪法观念。
    【中文关键字】宪法汇编;宪法世界;知识媒介;宪法类型;比较宪法
    【全文】

      一、 宪法汇编:从世界宪法到宪法世界
     
      作为比较宪法(史)与比较制宪的知识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宪法汇编”在勾勒世界宪法格局的同时,亦再现着编订者的意义体系,即一种容纳了自身处境与未来决断的“宪法世界”。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这个欧洲地缘政治的交界点,1648年诞生了欧洲近代国际法体系;1809年,仍在这里,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宪法汇编《宪法与行政规则的历史汇编》,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之宪法比较的起点。这一切都似乎透露着“宪法汇编”的一些不能被忽视的特质:诞生于交界的地域、交替的时代,形成一种自身与世界的交互关联。
     
      纵观世界宪法汇编的出版史,每到变革时代,作为独特知识载体的宪法汇编都会受到特别关注。作为最晚统一的欧洲大国,德国尤其热衷于汇编各国宪法,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帝国晚期,五大臣考察归来,1907年编订晚清第一部官方宪法汇编《列国政要》,通过“春秋”这个历史世界,勾勒出现实的世界格局。1909年,德国学者Paul Posenner编订的《地球各国宪法》,则展开了全球地理空间的殖民想象,呈现出帝国最后的野心。共和时期,中华民国为起草1923年宪法与1947年宪法,分别于1922年与1933年掀起汇编宪法的高潮,宪法汇编勾勒出进化的世界,趋向最新的潮流。同样的,德国在步入魏玛共和与波恩共和的制宪时刻,分别于1919年与1949年所编订的代表性宪法汇编则呈现出一个东西对抗的宪法世界,德国选择复归欧洲的近代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德国之宪法汇编的形成逻辑,代表了两种“宪法世界”的构造方式,两种进入“宪法世界”的典型路径,一直延续到今日。
     
      可见,宪法汇编作为一种文献集合形态,既是“世界宪法”的物质载体(materiality),又具有“宪法世界”的构造功能(function),从而充分透露着编订者的主观视角与认知状态,影响着现实的政治变革与宪法选择。换言之,作为知识媒介(media-technology)的宪法汇编,通过对历史或现行宪法文献的选取、排列与编订,控制着“宪法世界”的形成与分化,类别与层级,源流与趋向。因此,汇编不是简单的信息整理(collection),而是代表性要素的构成性汇聚(assembly)。如果说“宪法汇编”是比较制宪的知识前提,那么“宪法汇编”所再现的“宪法世界”则框定着汇编行为的认知前见,潜在地指引着编订者、阅读者,甚至立法者,如何理解自己,如何观察世界。因此,由“世界宪法”所汇聚的“宪法世界”,构成了一个可理解、可比较、可依凭的规范世界,一个可以锚定自身位置、选择潜在路向的参考系统。无论中国还是德国,宪法汇编就是制宪实践的一部分,实定法的知识前提。如果不去解释宪法汇编所包含的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便无法完全理解制宪实践中的选择行为,而选择就发生在“宪法世界”的构造之中。
     
      二、帝制晚期的宪法世界
     
      (一)  晚清的历史世界:1907年《列国政要》
     
      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分为两团,先后考察日本、欧美等十五个国家。第一组为端方、戴鸿慈,正式递交“钦颁国书”的考察对象为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与意大利等五国,其他国家多属游历或过境之参访。其中,德国停留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入境,共计67天。第二组由载泽率领,以日本、英国与法国为考察重点。1906年夏秋,考察团先后归国,支持预备立宪,主张德日立宪君主制。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近取日本明治经验,而远劭德国。五大臣除了上表奏折与考察报告,还出版了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和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另外,端方、戴鸿慈主持采译各国资料,编纂《列国政要》凡32册132卷,并提炼为《欧美政治要义》一册。《列国政要》不仅用于官方参考,并且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其中的 “宪法汇编”是今天理解晚清如何观察西方宪政的关键素材:在编订各国宪法的过程中,考察政治大臣流露出了何种认知前见,又如何构造晚清的“宪法世界”?这一切怎样经由公开出版而成为官方与民间的沟通媒介,从而唤起帝国上下的认知共识,最终影响预备立宪的方向选择?
     
      端方在《列国政要》序言中,如同很多晚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样,将晚清变局比作春秋乱世。一方面,端方将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视为管仲周知天下而匡扶天下的作为:“春秋之时,诸侯委而无归,管仲佐齐桓,起而收之,其为言云: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仲之所以能合诸侯,匡天下者,以其智先周乎天下也。”另一方面,端方又将归来后的编译、修订文献的工作,视为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大业:“孔子悯周之衰,谋振孱鲁,国事多故,邦交日亟,益治列国史记,以明世用。”可见,五大臣通过一种历史视角而认知世界,借助“春秋”的历史记忆,唤起帝国上下关于世界的认识想象:秩序崩裂、自我危机与匡扶使命。换言之,此时的世界已不复为天下,“天运少迁,列强复重其难”,但是“疏通知远之教,或犹庶几欤”。因此,采译各国法政文献,汇编一册的行为,正如同孔子“复取百二十国之宝书以作《春秋》”。《春秋》不仅是史学,也被公羊家视为万世立法。孔子以春秋笔法,笔削增减之间,框定了天下秩序的基本原则。晚清出洋考察大臣以孔子自喻,即便是虚掩的说辞,也透露着文化的自尊。观察主体的文化语境,以及面对危机的自觉自尊,都属于认知前见,影响着“宪法世界”的主观再现,决定着《列国政要》“宪法汇编”及续编中各国宪法的篇章结构。

     
      从各国宪法的篇章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欧美世界与俄罗斯的地域区分,欧美各国宪法之逐一介绍与十国比较自成一体,俄罗斯被编列于最后。第二,《列国政要》本编完全以意大利为核心,不仅以意大利开篇,独占三卷,而且十国比较完全围绕意大利展开,将意大利分别与其他九国分别比较。第三,《列国政要》续编只增补了德语区(德国、普鲁士、奥地利)的宪法资料,从而使德语世界的宪法占有最大篇幅,凸显了对德语知识的重视。其中,意大利等十国宪法的比较顺序,最能透露编订者的认知预设:第一,法国、比利时排在最前,只是为了说明这两个国家是意大利宪法的源头,其实“法意两国政体不同,故其宪法亦若各有殊秉,颇难比拟”。第二,英国、德国分列三四位,因为它们同属君主立宪政体。“欧洲君主宪法国与意大利体制相似者,尚有其一曰英吉利”。德国的重点则是君主立宪政体的“中央之权限”。第三,瑞士、美国与奥匈帝国分列其后,因为瑞士与美国属于联邦制,奥匈之“公共宪法”虽不属于联邦制,但能体现庞大帝国的多层治理。第四,奥地利、西班牙排在最后,主要参考王位继承问题。对此,我们不免追问,意大利既非欧陆宪法之发源国(如法国),又非当时的欧洲强国(如普鲁士),为何会被晚晴视为欧美宪法世界的核心。实际上,意大利亦不是五大臣的考察重点,它是整个行程的最后一站,戴鸿慈日记的意大利部分多是观光之事。但是,登船临别之际,戴鸿慈写下了欧洲之行的最后一段按语,若与《列国政要》对意大利宪法的介绍两相对读,仍可照见五大臣对意大利的复杂心态:
     
      義大利为古罗马之地,雄视天下。中古渐衰,分为诸小国,强国乘而陵之。千八百六十一年,国中志士力求脱强国之制,合为一国,以求自强,定立宪法。……罗马一隅,古迹最多,而街道之整洁、衣服之丽都,比之各国似有不如也。義大利宗教最盛,迷信最深。(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義大利为欧洲文明最早之古国,而于千八百五十年之顷,东北一带,为法与西班牙所蚕食,国境有日蹙之势。即千八百七十年之前,罗马亦尚为各国屯兵之地,列强环视,外交至为棘手,卒以立宪之故,统一全意。二十年间,陆军常备至二十七万余人之多,铁甲军舰五十七艘合二十四万九千余吨之盛,每年出款预算表数目增至一亿八百六十一兆,其魄力之雄厚,与列强并肩矣。(《列国政要》,卷一)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体会到五大臣,乃至整个晚清的迟暮心境,而这种帝国晚景似乎也出现在意大利:它曾代表文明,却为列强蚕食,陷入四分五裂,立宪之后逐渐恢复富强。质言之,意大利正是欧洲的中国,意大利的现状也似乎预示着晚清的转机。因此,意大利等十国宪法比较,不吝是假借意大利的身份,完成晚清与欧美九个强国的比较。至于比较的议题,诸如君主政体、中央权限、联邦分治与皇位继承,也都是晚清预备立宪的关切所在。《列国政要》续编所凸显的另一个参考点是德语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它代表了欧洲当时的军国崛起。戴鸿慈日记,几次谈及日本仿习德国宪政:“日本自政治、法律、风俗习惯,无一不描摹德派。”五大臣“东至扶桑,西穷罗马,经十有五国”,欧美各国不同于俄国,欧美各国之中又以意大利与德国为基本参照点。如果说意大利是晚清的对镜自拟,协助中国完成步入世界的身份替换,那么德国则代表了晚清的改革方向,日本明治宪法就是模仿德国的绝佳范本。面对异质的文化传统,晚清通过唤起“春秋”这个历史世界,而走入现实中大国争霸的“宪法世界”。
     
      (二) 全球的殖民竞赛:1909年《地球各国宪法》
     
      1909年,在地球的另一边,德国学者Paul Posenner主编了一部欧洲视角的宪法汇编《地球各国宪法》(Die Staatsverfassungen des Erdballs),它几乎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地方。不同于《列国政要》潜在的历史意识,《地球各国宪法》呈现了全球空间的殖民竞争。如果说《列国政要》的认知前见是“春秋”的历史世界,那么《地球各国宪法》则通过国际法的精密概念,将地球上各国宪法全部纳入国际秩序,凸显了一种将殖民地纳入本国宪法体系的概念尝试。从这本书对欧洲与亚洲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那个相互套嵌的“宪法世界”:
     
      欧洲包含25个主权国家(souver?ne Staaten);其中,两个(德意志与瑞士)联邦国家(Bundessstaaten),含有25个邦(Einzelsstaaten);一个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的君合国(Personalunion),奥匈与德意志都是帝国(Reichsland)。丹麦有一个自主的附属国(Nebenland):冰岛;同样情况有,俄国的芬兰,土耳其的克里特岛与萨索斯岛。英国在欧洲有两块殖民地(Kolonien):直布罗陀与马其他。
     
      北极地区的岛屿,Jan Mayen,B?reninsel,Spitzbergen,Franz-Joseph-Land,属于无主状态(Herrenlos)。
     
      亚洲有12块独立国土(unabh?ngige Staatsgebiete):阿富汗,阿拉伯,中国,日本,韩国,尼泊尔,阿曼,波斯,俄国(亚洲部分),暹罗,土耳其(亚洲部分)与萨默斯岛(Samos)。一大部分之前的自主国家(selbst?ndige Staaten),如今从属于殖民政权(Kolonialmacht)。此外,尚有部分亚洲属于领地(Besitzung),殖民地(Kolonien),保护地(Schutzgebiete)与租借地(Pachtgebiete)。
     
      上述两段描述了欧洲与亚洲的国家概况,概念使用存在非常微妙的差异。欧洲内部的国家类型非常复杂,包括单一国与联邦国、君合国与帝国,甚至存在附属国与殖民地,但是这一切都被纳入主权国范畴。相反,亚洲的独立国家被归入面目模糊的独立国土,作者不仅刻意回避了对于亚洲国家之主权身份的承认,也暗示了这些目前尚存的独立国土,将从自主国家的状态,逐渐依附于殖民政权。因此,承认亚洲国家的主权地位,将造成欧洲推进殖民的障碍,故不单纯是一个概念涵摄问题。另一方面,亚洲从属于殖民政权的部分则被不断细化,诸如领地、殖民地、保护地与租借地等等。亚洲从属地与欧洲殖民国之间,介由不同的国际法概念所表达的不同依附属关系,相互套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殖民体系。
     
      《地球各国宪法》的全书体例,完全贯彻了国际法概念与欧洲殖民体系。首先,全书按照大洲分为五章,欧洲列于首位,其他四章按照各洲名称首字母,依次排列为亚洲、非洲、美洲与澳洲,形成以欧洲为中心而统摄其他四洲的格局。其次,每章之内,享有该洲领地的欧洲殖民国与本洲独立国家,同等独立编目,按照名称排序。因此,欧洲殖民国的身影可以遍布其他四大洲。仅就亚洲部分而言,单独编目的欧洲殖民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俄国与美国。这些几乎都涉及到中国:胶州是德国租借地,广州湾是法国租借地,英国拥有香港主权,葡萄牙拥有澳门主权,满洲被视为俄国的附庸国(Vasallenstaat)。根据《地球各国宪法》,仅就欧洲之德国及其海外领地(Gebiet),亚洲之中国及其租借、割让之领土,列表如下。

     
      如上表所示,欧洲殖民国(如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横向开拓,非殖民国(如中国)的领土则被不断区分与切割,二者彼此交错,连接点就是双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Paul Posenner介绍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基本情况,未收录正文。但是,德国领地的胶州部分(编号95),则收录了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全文。因此,如何理解“宪法汇编”中的国际法“条约”,成为我们进入《地球各国宪法》所再现的“宪法世界”的关键。从德国而言,1886年帝国国会(Reichstag)通过《保护领法》(Schutzgebietsgesetz),第一条规定德意志皇帝得以帝国名义,对德意志保护领行使监管权(Schutzgewalt),这几乎相当于主权。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才完成内部领土统一,并由帝国国会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联邦领土(Bundesgebiet)的范围。通过国会立法,帝国宪法所辖“帝国领土”(Reichsgebeit)与《保护领法》所调整的“殖民地”(Kolonien laut Schutzgebietgesetz)构成了二元领土空间,统摄于德意志皇帝。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地球各国宪法》将中国内地十八省与满洲、西藏、新疆与内蒙相区别,将后者视为中国的附属国(Nebenland)。此外,通过不平等条约,进一步租借、割让中国领土,使中国领土空间趋向二元化分裂。以《胶澳租借条约》为例,它既承认中国对地区享有主权(Souver?nit?t),又确认其属于德国租借地(Pachtgebiet),租期内完全由德国管辖。因此,德国通过帝国宪法、《保护领法》与条约(如《胶澳租借条约》),形成了欧洲殖民的完整规范链条。换言之,殖民地经由“条约”而成为《保护领法》的调整对象,纳入国内法体系,进入帝国秩序空间。如果殖民地是帝国的空间延伸,那么“条约”就是帝国宪法的规范延伸。
     
      《地球各国宪法》将本属于国际法的“条约”纳入“宪法汇编”,凸显着德国人对“宪法世界”的竞争性想象,一种将殖民地纳入本国宪法体系的概念尝试。一方面,欧洲主要殖民国家,以及俄国、美国与日本,构成了德国的竞争对手。老牌如英国备受重视,《地球各国宪法》以大量篇幅介绍英国殖民体系,各洲相应殖民地被单独编号排列。新兴如日本,以短短几十年的改革抛弃了数百年的孤立,拥抱全新文化,获得近代民族的巨大成就。这个“新”日本是一个年轻的强国,它是亚洲唯一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另一方面,世界上其他的独立国土则是德国的殖民对象,潜在的领土目标。因此,《地球各国宪法》是德国参与全球殖民竞赛的资料参考,将宪法纳入国际法的复杂概念体系,维系着殖民者与殖民地之二元交错的“宪法世界”。除了北极的零星寸土,整个地球的一切地域都裹挟于这场殖民竞赛,通过“宪法世界”而彼此接触。
     
      三、共和时代的宪法世界(1911-1949)
     
      (一) 趋新的中国:进化的宪法世界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一举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立意欲“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现实却始终徘徊在帝制与共和,党国与民主,革命制宪与毁宪革命之徘徊。中国之内,各种势力交替掌控政权,以重新制宪来确立法统;中国之外,两次世界大战,强力改写了世界版图与世界格局,战败国与新兴国家往往会选择制宪,以重整秩序。因此,民国时期的历次制宪都牵连着国际影响,吸纳着不断产生的世界各国的宪法经验。尤其是两部正式公布的宪法,二三宪法与四七宪法,分别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并不是时机的偶然。围绕这两部宪法的制定,民间与官方分别于1922年与1933年掀起了两次“宪法汇编”的编译高潮。虽然时局略有不同,但两次“宪法汇编”运动分享着趋向最新潮流的心态,共同勾勒出了一个进化的“宪法世界”。
     
      1.北京政府:1922年《欧战后各国新宪法》
     
      1922年之前,宪法汇编只有三部:《法美宪法正文》(1911年)、《世界现行宪法》(1913年)和《世界现行宪法续编》(1913年),全部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一方面,《法美宪法正文》旨在追溯近代成文宪法的源头。另一方面,《世界现行宪法》初编、续编,全面介绍世界各国现行宪法,共收录63个国家的宪法文件,编订顺序以公布时间先后为准。1922年8月,民元国会第二次复会,恢复制宪。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另一本代表性的宪法汇编《世界新宪法》,作为之前《世界现行宪法》之初编、续编的补编。例言指出“本书采集战后产生之新宪法七种,以备学者、政治家检阅之用”。但是,这部《世界新宪法》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之前两编:其一,译述者由留日学生陈锡符、萨孟武担任,而不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集体完成;其二,编订顺序,打乱了既往的时间顺序。值得注意,1922年出版的另外两部宪法汇编《世界最新宪法》、《欧战后各国新宪法》,分别由早年留日的王揖唐、邓毓怡编译。这三部宪法汇编的知识源头都是美浓部达吉于1922年1月出版的《欧洲诸国战后新宪法》,却又一致地呈现出不同于日本观察的中国眼光,列表对比如下。

     
      中国的三部宪法汇编,基本接受了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观察:一方面,美浓部达吉将“中欧”作为“宪法世界”的焦点,关注一战对欧洲中部之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五部宪法不以时间为序,而更接近以德国为中心,从北至南的空间排列,暗示出美浓部达吉对德国魏玛宪法的关切。其实,早在1920年,张君劢、李剑农就分别从德语与英文版本,翻译出版了魏玛宪法的中文译本。但是,关于一战后欧洲宪法的整体演变,中国知识界仍依赖着日本学者的观察视角,依赖着德日宪法知识的一脉相承。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于日本视角的中国眼光。第一,《世界最新之宪法》(王揖唐)与《世界新宪法》(陈锡符、萨孟武),不约而同地将奥地利的位置提前,将德语国家编订一处,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学者对德语宪法知识的青睐。王揖唐版的序言中提到,当时联省自治运动中, “湖南省长地位似采德国制度,浙江省长地位又似取普鲁士”。虽然各省制宪思路相互抵牾,但是“德普奥三国宪法,尤足为主张联省自治者所借鉴。”第二,《世界新宪法》(陈锡符、萨孟武)超出美浓部达吉的空间视域,收录了1918年苏俄宪法,编列最末,暗示地缘与渊源之不同。以此为继,邓毓怡以《欧战后各国新宪法》三册篇幅,先后收录远东共和国宪法(1920)、苏俄宪法(1918)、苏联宪法(1922)、立陶宛宪法(1922)、拉脱维亚宪法(1922)与爱沙尼宪法(1920),照见了一个以苏俄为中心的东欧宪法版图。一战期间,俄国内战之独立运动,同样解体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复而合并为苏联体系。第三,邓毓怡的《欧战后各国新宪法》三编,简单介绍了西欧(战胜)国家的战后宪法变化,仅收录了法国、比利时与荷兰对该国宪法的部分修订。
     
      不同于日本视角对德国的侧重,1922年中华民国的三部“宪法汇编”,尤其是邓毓怡的《欧战后各国新宪法》三册,勾勒出一战后中欧、东欧与西欧的全景。除去对君主制小修小补的西欧,德国魏玛共和与苏维埃俄国被锚定为中欧与东欧的两个典范。并且,中国“宪法汇编”将帝国解体而转向共和政体,视为一种崭新的世界潮流。一方面,一战中各帝国纷纷解体,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中华民国亦不必徘徊于帝制与共和、复辟与革命之间,应该顺应世界趋势。《欧战后各国新宪法》初编“所收凡七国,均在战前为君主制,或并附于君主国者,而战后新造或光复,则概易共和制焉,此岂偶然而已哉。世界趋势,不适者不复得存。”另一方面,“欧战后为世界进一步之时代,各国新宪亦应此运而生”。这里所谓的进步性主要体现为社会革命:“现代人类之精神,大著于战后之新宪。余窃以为有两潮流焉:一曰民治主义之趋向,……一曰社会主义之趋向”。张君劢进而将宪法史分为三个阶段,1787年美国宪法代表十八世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之个人主义,1875年法国宪法代表着十九世纪民权自由之精神,而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代表着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潮流。因此,德国魏玛共和与苏维埃俄国不仅代表了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趋势,还支撑起宪法之社会革命的新阶段。虽然时人洞察了德国魏玛与苏维埃俄国之显著不同,但是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判断自身前途的两个关键参照点,成为中华民国与世界趋势“相见于二十世纪之今日”的认知预设,奠定了1922年宪法汇编所构想的进化的“宪法世界”。
     
      1.南京政府:1933年《各国宪法汇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华日益深重。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通过“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决定起草宪法草案,召开国民大会。1933年,立法院编译处出版《各国宪法汇编》,作为比较立法与公开讨论之依据。其中,第二辑收录世界各国现行宪法四十种,分为元首制共和国宪法、委员会制共和国宪法与君主立宪国宪法等三个范畴,各以公布时间先后排列,具体列表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各国宪法汇编》没有采纳宪法分类的一般标准: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议会制与总统制。立法院编译处乃至制宪主导者,决定采用元首制、委员会制与君主制的三分法,不吝是给予苏俄一席之地,亦延续着1922年“宪法汇编”所再现的“宪法世界”——以德国魏玛为代表的中欧,以苏俄为代表的东欧,以及小修小补的西欧。首先,以西欧为主的君主立宪国占有较大比例,却不是编订者或制宪者的关注重点。因此《各国宪法汇编》必须对此作出额外说明:“其国家政体,虽与我国政体不同,然事实上各国多采内阁制。其宪法之规定,亦有足供参考借镜者,故一并采入。”其次, “委员会制”仅包含三部宪法:一战前之瑞士、一战后之苏俄以及苏联。如果说瑞士一直是联邦制与直接民主的治理典范,那么苏俄、苏联才是作为世界一极的关键力量,足以打破政体分类的经典范式,独立支撑起“委员会制”。第三,对于“元首制”,德国魏玛宪法是编订者、制宪者最青睐的代表性宪法。但是,这一判断却无法从“宪法汇编”本身得出,而必须借助《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以《说明书》对各国宪法的援引情况,具体分析制宪者对各国宪法的实际态度。这里仅举关于宪法序言的部分予以说明:
     
      国家创立之由来、建国之目的、制宪之准据,以及制宪之机关,在宪法正文前正中揭示,所以昭宪法之尊严,而固国人之信守。……当立法院发表宪草初稿征求全国意见时,多有主张增列序言者,现代国家宪法,如德苏等国,亦有此例,故特冠以序言。
     
      对于宪法最显著的序言部分,这段说明的比较法部分仅提到 “德苏等国”,足以证明德国、苏联位于中国制宪者之“宪法世界”的核心。此外,美国、法国等宪法发源国未被提及的原因,可能在于这段说明中“现代国家宪法”的限定。孙科在《各国宪法汇编》的序言中提到“自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号于世,一时风靡全欧……抑十九世纪为政治革命,而二十世纪倾向于社会革命,欧战后新国家之宪法,遂对社会主义之成分。总理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已预嘱及此。”可见,不是具体某个人排斥了美、法,而是时代选择了德、苏。1930年代南京政府的宪法编订者以及1940年代的宪草说明者,仍坚持着1920年代北京政府时期关于世界宪法趋势的进化论。如果不能理解宪法进化的时代潮流,就“无以完其新时代宪法之任务”。德国魏玛宪法与苏联宪法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之社会革命的两种面向。
     
      为起草二三宪法与四七宪法,近代国人分别在1922年与1933年掀起编译世界各国宪法的热潮。虽然时局略异,但是宪法汇编的编译者,乃至制宪者,分享着一致的关于世界宪法潮流的判断,关于进化的“宪法世界”的共同想象。1922年的诸位编译者,分别借助日本视角,却又一致性呈现出不同于日本观察的中国眼光。一方面,延续着德日宪法的知识脉络。另一方面,将视野扩展至东欧的俄国革命与苏俄宪法,将魏玛宪法与苏俄宪法视为代表世界趋势的两条道路。1933年的制宪者仍延续着这个判断,甚至以此为认知前见,打破宪法的习惯分类,将苏俄宪法、苏联宪法单独纳入“委员会制”,作为共和政体之下的独立类别。总之,德国与苏联,魏玛宪法、普鲁士宪法与苏俄、苏联宪法,作为两个核心参照点,共同驱动着中华民国不断趋向那个持续变革、愈发激进的“宪法世界”。
     
      (一) 复归的德国:对立的宪法世界
     
      德意志的共和时代,因两次世界大战与两德统一,大致分为魏玛共和(1919-1933),波恩共和(1949-1990)与柏林共和(1990至今)。为了制定1919年魏玛宪法与1949年德国基本法,德国学者分别编订了三部有代表性的世界宪法汇编:1919年《近代国家宪法:文本与本质》(Moderne Staatsverfassungen ihr Wortlaut und ihr Wesen)、1947年至1949年《近代国家的宪法》(Die Verfassungen der modernen Staaten)四卷本以及1950年《国家宪法:过去与现在的重要宪法汇编》(Staatsverfassungen:Eine Sammlung wichtiger Verfassungen der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这三部世界宪法汇编,要么带有“近代”限定,要么含括过去与现在,一定程度反映着德国学者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如何面对战争失败与国土分裂,如何在制宪时刻重新理解宪法传统与现实世界格局,如何在“宪法世界”中重新确立自我认同,正是近代德国人一再面临的近代命运。
     
      1.魏玛共和:1919年《近代国家宪法》
     
      1919年3月,魏玛宪法的制定期间,Karl Zuchardt出版了《近代国家宪法:文本与本质》。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收录了六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以及德国国会拟定的两份宪法草案;第二编对各国宪法予以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两编对各国顺序的排列存在微妙差异,列表如下。

     
      第一编宪法文本之国家排列,表面上以现行宪法为限,以时间为序,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到1918年苏俄宪法。但是,德国部分稍显特别,不仅收录了现行宪法(1871年俾斯麦宪法),还加入了两个历史文本:1848年临时中央权力法和1849年保罗教堂宪法。这种作法当然便于德国读者纵览自身的立宪史,却在无形中制造了一种微妙印象:德国宪法传统早于瑞士与法国。实际上,不仅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同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一样,一同开启了欧美宪法传统,并且法国大革命所影响的1874年瑞士宪法对德国联邦制有直接影响。不过,Karl Zuchardt更在意外国现行宪法与本国宪法史,特别是一种由外国现行宪法构成的平面世界与本国历史线索的交错构造。那个交叉点,或许就是作者所理解的新秩序(Neuordnung)。可见,表面上的时间排序,因为拒绝其他国家的历史性宪法文本,间接取消了更广阔的欧美宪法传统,从而扭曲为自我凸显,透露着空间性的隐蔽冲突。
     
      第二编宪法评论部分,上述空间性冲突感愈发强烈,无论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还是在欧洲内部本身。首先,欧洲内部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与法国代表着两种宪法典范,西班牙与意大利则属于“欧洲其他国家”,只是简单提及。其次,“欧洲其他国家”也是欧洲与非欧洲的边界。对于空间上不属于欧洲的美国,视同欧洲,甚至是作者青睐的对象;对于空间上横跨欧亚的俄国,勉强列为欧洲,但是俄国正走向不同的道路,而无法通往民主式的自由与平等;对于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明确排除在欧洲之外。作者将苏俄与日本基本归为一类:一方面,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与1906年俄国宪法,都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范本,以君主立宪制完成帝国近代化;另一方面,日本议会运转不良,君主立宪制十分软弱,类似沙皇的惨痛经验,并没有显露出真正民主精神。
     
      作者以有限篇幅勾勒出一个空间对抗的“宪法世界”,欧洲拒斥着非欧洲,日本之所以被提及,大概由于日本通过一战而成为地缘政治的大国,夺取了德国的东亚属地。但是,Karl Zuchardt认为明治宪法本身的实际运行还停留在沙皇时代。欧洲内部同样存在中心与边缘,乃至异端。德国学者通过编订宪法文本的顺序,将欧洲区分中心(美国、法国)、边缘(西班牙、意大利)与异端(苏俄),构筑起非此即彼的二元“宪法世界”,从而锚定自身在“宪法世界”的位置。一方面,美国与法国之间,Karl Zuchardt更倾向于美国式民主。只有人民,大多数的人民,而非哲学王,才是国家宪法的强有力的保障。1787年以来,美国压倒性的公民多数使美国宪法坚如磐石。相反,哲学王们往往导致不民主与动荡,无论法国的洛克、卢梭,还是活跃于德国的斯宾诺莎与康德。另一方面,苏俄走向了相反,自以为1918年苏俄宪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却并未意识到这部宪法执意偏离着民主原则,无论是国家性质、议会体系,还是对人权与财产权的限制,这是一部武装起义的法律的再次浮现。面对“宪法世界”的二元对峙,Karl Zuchardt认为这部宪法汇编有助于德国选民获得一种批判能力(Kritikf?higkeit),认清将来的魏玛共和到底属于哪种选择:走在民主道路的国家,贯彻民主原则的国家,还是苏联所信仰的排除民主的国家。如果1871年匹斯麦宪法已经贯彻了民主原则,实际上德国人面前只剩下两条道路:要么美国,要么苏俄;要么民主,要么反民主。
     
      在魏玛宪法制定过程中,Karl Zuchardt所编订的宪法汇编,与其说增强了读者的判断力,不如说简化了选民的判断难度,将纷繁复杂的宪法关系(Verfassungsverh?ltnisse)抽象为二元对立的“宪法世界”。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仍延续着1909年《全球各国宪法》所透露的空间感,从殖民者与殖民地,过渡为欧洲与非欧洲、民主与反民主。但是,此时的德国已经从全球殖民的主导者,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Karl Zuchardt以为,国民大会的过去与当下都不足以保障德国人民的自由尊严(Freiheitswürdigkeit),应该用希望来鼓舞自我,这种希望正来自一种心态的转变:“危机与不幸正是教育人民的无情学校,要好过胜利者的目空一切”。不过,这种从胜利到失败的心态转变,却并未取消竞争意识本身。换言之,宪法汇编所收录的各国,除了中立国瑞士,尽是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及其盟友(美国、日本)。外国现行宪法与自身宪法史的微妙组合,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性知识框架,维系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宪法世界”。
     
      1.波恩共和:1949年“宪法类型学”
     
      魏玛共和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因德国十一月革命而生,于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执政而结束。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为英、美、法、苏四国分占。1948年,美、英、法三国决定合并各自占领的西部区域(Westzone),构建西德(联邦德国);苏联退出同盟管理会议(Allied Control Council),着手设立东德政权(民主德国),造成了东西德四十余年的分离与对峙。本部分所讨论的两部“宪法汇编”,《近代国家的宪法》(1947-1949)与《国家宪法:过去与现在的重要宪法汇编》(1950),编订于德国基本法(1949)制定前后,分别出版于汉堡(英占区)与慕尼黑(美占区),代表了联邦德国再次走向波恩共和过程中对“宪法世界”的理解。
     
      《国家宪法:过去与现在的重要宪法汇编》出版于1950年,具体编订则结束于1949年夏天。那时,联邦德国基本法已于当年5月通过,而民主德国宪法仍要等到10月才会颁布。历史学家Günther Franz便以时间为由,解释该宪法汇编为何没能收录德国东区(Ostzone)的宪法。较之编订者对现实的忽略,这部宪法汇编确实更侧重历史文献,透露着德国回归欧美宪法传统的意愿。该汇编以国名首字母排序,一国之内又以时间先后为准,具体编目排列如下。

     
      不同于1919年的《近代国家宪法:文本与本质》,仅收录德国自己的历史性宪法文献,造成德国历史的自我凸显。1950年的《国家宪法:过去与现在的重要宪法汇编》将德国宪法史纳入整个欧美的主流宪法传统。不成文宪法追溯至1215年英国大宪章,成文宪法则分别溯及1776独立宣言、1787美国宪法与1791年法国宪法。无论美国宪法的岿然不动,还是法国宪法的频繁更迭,这些历史文献都有着超越各自时代的影响。[]仅就欧洲大陆而言,1791年法国宪法奠定了了欧洲自由法治国传统,确立了君主制原则(monarchische Prinzip)。1831年比利时宪法,以君主立宪制容纳了人民主权原则(Prinzip der Volkssouver?nit?t),它分别影响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的君主制与1919年魏玛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就此而言,魏玛宪法只是以共和制替换了君主制之国家形式(Staatsform)。此外,1874年瑞士宪法的联邦制同样影响了德国内部的统合方式。因此,法国、比利时与瑞士是欧洲大陆的三种宪法范例,尤其在编订者看来,分别影响了德国宪法某一方面的制度机理。
     
      欧美各国的宪法之间,不是平行的叙述,而是彼此交叠,经过长久的妥协与平衡,共同编织出一种共享的宪法传统。换言之,对于1949年的德国而言,不能脱离历史而决断当下,更不能抽离欧洲而理解自己。但是,Günther Franz的宪法汇编中存在两个例外,苏联与中国,编订者并没有收录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件,尤其对于苏联。德国学者看来,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三民主义与五权结构,符合中国特质,却不同于欧美宪法传统。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则通往着另一条道路。Günther Franz收录中国、苏联的现行宪法,或许是考虑到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毕竟二者都位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不同于Günther Franz稍显中立的表述,Bodo Dennewitz将欧美与苏联之间的差异,抽象为两种对立的宪法类型。面对《现代国家的宪法》所呈现的对抗性的“宪法世界”,德国必须做出决断。Bodo Dennewitz以四卷篇幅,完整呈现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以及世界格局在德国境内的割据与对峙:第一卷包括英、美、法、俄国四个占领国的历史性宪法文献与现行宪法。第二卷包括美、法、俄三国自占领区内各州制定的宪法。第三卷涵盖德国的历史性宪法文献,以及英国占领区内各州制定的宪法草案。由于西柏林大区为英、美、法三国共同管理,因此也仅有宪法草案。第四卷则涉及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于1948年的修订版,并未收录1949年民主德国宪法。综合各卷内容,列表如下。

     
      Bodo Dennewitz编订的《现代国家的宪法》将Günther Franz隐而不宣的世界宪法格局与德国处境,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德国不仅身处美苏两极的世界冷战体系(雅尔塔体系),并且已被冷战所分裂,自己彻底沦为冷战的前线。因此,一方面,Bodo Dennewitz与Günther Franz一致,作为德国西区(Westzone)的学者,试图将德国宪法纳入更广阔的欧美宪法传统,以彼此交织的宪法史化解当下的宪法认同危机。另一方面,Bodo Dennewitz从宪法史中重新梳理宪法类型学(verfassungstypologisch)的基本教义,在五种宪法类型(Verfassungstypen)基础上,[]制造了宪法国(Verfassungsstaat)与行政国(Verwaltungsstaat)的两极对立(Polarit?t):受传统约束的西半球国家,主要是美国、中欧与西欧,属于权力分立、法治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宪法国的典型(Typus des Verfassungsstaates);苏联所涵盖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属于行政国的典型并且,宪法文本只是形式宪法(formelle Verfassung),未必与实质宪法(materielle Verfassung)相符合。宪法国实现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而行政国却导致二者的背离。[]因此,至少对于德国西区而言,重新回归欧美宪法的传统,意味着选择宪法类型的母题(Muster von Verfassungstypen),进入宪法国的总题(Generaltypus des Verfassungsstaates),只有那个才是19世纪以来保障自由的政治夙愿,也才是权力分立与法治国的理想类型(Idealbild)。至此,Bodo Dennewitz同样没有收录1949年民主德国宪法,这似乎透露出他在两极对立的“宪法世界”中的方向选择。
     
      1919年与1949年,德国人分别站在魏玛共和与波恩共和的入口处。为重新制宪而编订的三部宪法汇编,要么带有“近代”限定,要么含括过去与现在,一定程度反映着德国学者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如何面对战争失败与国土分裂,如何在制宪时刻重新理解宪法传统与现实世界格局,如何在“宪法世界”中重新确立自我认同,正是近代德国人一再面临的近代命运。一方面,如果说1919年的宪法汇编残留着凸显自我的意味,1949年前后的两部宪法汇编则断然选择回归欧美宪法传统。另一方面,两个时段的宪法汇编都将纷繁复杂的宪法关系,抽象为二元对立的“宪法世界”:1919年的民主与反民主,1949年前后的宪法国与行政国。从凡尔赛合约到雅尔塔体系,德国人将欧美(主要是英、美、法)与苏联视为宪法传统的两端,现实世界的两极,以正反两种力量构造着对抗性的“宪法世界”。作为两极化“宪法世界”的冷战前线,波恩共和不断说服自己选择“宪法世界”的欧美传统,回归“宪法国”所代表的欧洲近代性,融入“近代”宪法所自我赋权的世界近代国家体系。
     
      四、 从认知到实定化:比较视野下的宪法世界
     
      对于比较研究而言,任何完全中立的视角,既无法实现,又不值得期待。各国宪法汇编构造了差异性的世界想象,这个世界远非真实(truth),却貌似可信(plausible)地建构于比较者所持的立场与认知偏好,沟通着比较者的经验、认知与实定法体系。一方面,编订者的认知前见与认知边际,已经限定了宪法世界的构造方式与呈现形式,尤其依赖于每个民族关于时间与空间两个基本维度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宪法类型学,宪法汇编将潜在的政治方案(political programme)表达出规范属性(normative character),将经验素材进一步抽象为实定化的宪法世界。因此,中国与德国在不同时期的宪法汇编,分别从时间、空间两个认知维度呈现出宪法世界的重叠景观。不过,无论基于全球化的现实驱迫,还是规范性诉求,无论是认知体系,还是宪法类型学分类,中国与德国通过想象的宪法世界而不断接触,形成了差异性的交叠景观。
     
      一方面,宪法汇编所勾勒的宪法世界,依赖着时间与空间两个基本认知维度,但各国的具体构造却各有侧重。中国的宪法汇编始终以时间为媒介,通过春秋的历史世界,抑或面向未来的社会改造,以复古或趋新的方式,加入世界竞争。换言之,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疏离的,一切现实的注入都经过时间缓冲而稍稍脱离于当下,悬置于遥想的历史或切近的未来。但是,从复古到趋新的时间倒错,又彰显着中国参与空间性竞争的迫切心理,拿未来牵引着当下的变革期待,一种由被动逐渐变为主动,甚至趋向激进的超越心态。德国的宪法汇更侧重现实的空间感,无论是帝国晚期的殖民全球,还是共和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国土割裂。德国的宪法世界始终呈现为空间性的二元对立,诸如殖民者与殖民地,欧洲与非欧洲,西欧与东欧,欧美与苏联。但是,从两次大战失败重新步入共和的关口,德国人逐渐复归欧洲近代传统,将自己编入时间性的欧洲疆域,以缓解身份焦虑,重新确立自我认同。
     
      另一方面,宪法汇编以宪法类型学,构造了实定化的宪法世界,实现政治诉求的规范性表达。中国近代宪法的母题一直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绵长的帝制历史时常浮现于共和时代的国民记忆。晚清将君主立宪政体,连接于复古改制的春秋记忆。1907年《列国政要》以意大利为中国的身份替代,论述完全围绕君主制。1922年欧战后最新宪法汇编,由帝制转为共和,聚焦于魏玛宪法与苏俄宪法所代表的最新潮流。1933年立法院编订的《各国宪法汇编》打破惯常的宪法分类,以“元首制共和国宪法”与“委员制共和国宪法”分别安放魏玛宪法与苏俄宪法、苏联宪法。质言之,时间维度的复古与趋新,经由宪法汇编的规范性转化,被表达为宪法类型的君主制与共和制,以及共和制的两种社会革命方式而影响至今。德国宪法汇编从世界的二元性空间,引发了宪法类型的根本对立。全球殖民竞赛时期,1909年《地球各国宪法》凸显了殖民国与殖民地,主权国家与独立国土之间的二元对立。1919年与1949年出版的近代国家宪法汇编,分别以欧美与苏联为素材,抽象出民主国与反民主国,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宪法国与行政国的根本对立。因此,通过宪法类型学,宪法汇编对教义学构成一种间接却深刻的影响,主导着研究者的比较视野与分析框架。作为一种行为学(praxeology)意义上的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宪法汇编所再现的观念前提,虽然被研究者所普遍忽略,却真实主导着中国的制度选择与宪法建构,从而影响着宪法实定化过程。
     
      无论帝国晚景还是共和初肇,每到时代转折的关节处,出版商、知识人与立法者都会编订宪法汇编,重新勾勒宪法的世界图景,锚定自身的位置与走向。今天亦概莫能外,世纪之交的2000年,德国学者Horst Dippel筹划了《世界宪法》(Constitutions of the World)大型文献汇编。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德国学者仍据守于欧洲宪法的观念疆域,试图更完整地勾勒欧洲宪法传统,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2012年,八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出版了两部大型宪法汇编。虽然都聚焦当下,却仍延续着趋新的时间观,“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顾1982年宪法实施30年的贡献、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思考未来中国宪法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谦、韩大元主编的《世界各国宪法》突破体例,收录了几份历史性宪法文件: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以及1924年、1936年与1977年苏联宪法。可见,魏玛宪法与苏俄、苏联宪法作为尚未退却的潮流,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两种范式,仍占据着中国未来的宪法想象。因此,今日中国学者所编订的宪法汇编仍延续着1922年与1933年的世界观察,牵连于更为复杂的宪法世界的重叠景观。

    【作者简介】
    李富鹏,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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