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院的中国法律书
2019/6/26 13:27:54  点击率[6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绿竹猗猗:安守廉教授与中国法学界交流纪念文集》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三十余所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检索,描画了这些图书馆中国法律图书的藏书情况。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法学院之间差异很大,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大学拥有相当可观的中国法研究书籍,但多数法学院没有像样的中国法书籍,基本不具备利用本馆馆藏文献做中国法研究的条件。而在中国法律文献中,英文文献相对丰富,中文法律书籍在大多数法学院相当匮乏。本研究揭示了美国学界有关中国法研究的一个侧面,对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和访问交流可能有警示作用。
    【中文关键字】法律交流;法律图书;美国法学院;中国法研究
    【全文】

      一  问题的缘起
     
      美国法学院的图书馆有多少中国法律书呢?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知道,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资料来源有哪些、有多便利。虽然今天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数据库和互联网,学者们还可以借助访谈、研讨等方式获取信息,但图书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多数研究课题还是离不开图书的支持。我注意到,美国的图书馆相当开放,馆际互借很发达。但馆际互借,尤其是不在同城的馆际互借,毕竟不如上本校图书馆便捷。所以,法律图书的收藏情况仍然可以作为评估美国法学院状况的一个指标,也可以作为了解美国法学研究方向的一个窗口。
     
      虽然有数以万计的华人在美国法学院读书或者从事访问研究,但似乎极少有人专门关注过上述问题。十年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员张农基女士曾经撰文介绍美国法学院有关东亚法律图书的情况。[1] 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张农基女士没有提及的众多图书馆,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我决定对美国的图书馆做一番检索,为上述问题做一个初略的解答。我的检索范围为:(1)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2)有关中国法律的中文书籍;(3)有关中国行政法的中文书籍;(4)中国行政法学者应松年教授的著作。
     
      二  检索的范围和方法
     
      (一)检索范围的界定
     
      做检索前,有几个概念需要界定:“法学院”“中国法”“图书”。
     
      除了国会图书馆,有关中国法律的藏书多在大学。我选择了36所大学,其中包括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17年排名前24的法学院,还有几所排名相对靠后但开设有中国法律课程、可能关注中国法律研究的大学。
     
      美国大学法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是中国法律书的集中地。但有些大学还有其他院系或者研究机构,里面或多或少也有中国法律书。以哈佛为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东亚图书馆(H. C. Fung Library)有一批中文法律书,与哈佛独立但关系密切的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批可观的藏书。任何一个哈佛学生学者都可以直接在网上索取,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可以到近便的图书馆拿取。所以,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这些图书馆都可以算是“美国法学院”的图书馆。
     
      “中国法律”是一个不清晰的概念。在图书编目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有时单列,“中国”主要指传统中国或者今天中国的大陆地区。法律概念更是经不得细究,越说越复杂。尤其是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对法律的研究,不太好归类。我这里所说的中国法律书,以图书编目为准,只要包含Chinese law或者同时包含China和law,都可能被检索到。
     
      美国图书馆里涉及中国法律的图书,英文之外,中文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还有少量是用法文、日文等其他语言写的。为检索来自中国大陆的书,我把检索范围进一步限制为中文,也就是Chinese Law in Chinese。这样所找到的中文法律图书,包括了民国时期的中文法律书和台湾等地出版的中文法律书。至于从其他语言翻译成中文的法学书籍,尽管对中国法学界有重要意义,美国学界并不需要,美国的图书馆很少收藏。
     
      “图书”包括纸质书也可能包括电子书,但不包括报刊文章。从读者使用角度,电子书和纸质书没有实质区别。各图书馆对馆藏文献的分类标准不一致,有些限定纸质书,有的明确包含电子书,有些只标明“books”而没有明确是否包含电子书。我按照各个图书馆自己的分类进行统计。这对统计结果会有影响,但影响应当不是很大。
     
      检索时间为2017年3月28日至7月15日,主要分五次完成。虽有间隔,但对检索结果应当没有实质影响。
     
      (二)检索方法的说明
     
      查找某一本图书相对容易,而检索某一类图书有多少种就不同了。不同图书馆有不同的检索系统,各自的检索路径和检索标准不太一样。而且,任何检索系统都受制于图书编目的工作质量。检索过程充满困惑和沮丧。
     
      图书检索提供的检索路径通常有“书名”“主题”“关键词”等,有的还有“任何词条”(Any field或者Everything),后者是最宽泛的。原则上,我选择最宽泛的检索。但是,选择Any field或者Everything有时会出现明显不合理的检索结果[2],这时就采用关键词或者主题检索。
     
      在检索中国法律书的藏书量时,我先使用了“Chinese Law”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后来又使用China 和 law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这两种检索方法所得结果有的非常接近,如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也有的差异很大,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者为1795种,后者却达7213种。一般来说,用China和law作为检索词获得的条目要多一些。我的原则是,取条目多的检索结果作为结果[3]。这样可以更好反映图书馆的藏书量。
     
      尽管这样,还是可能遗漏不少著作。例如一本讨论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著作,如果在图书编目时没有使用Chinese Law或者同时使用China和law作为关键词,就很可能检索不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同时使用China(或者Chinese)和law(或者legal)。这样差不多能够穷尽所有藏书。[4] 但这样一来,不但检索的复杂程度增加了,有的还不一定能够获得理想的结果。我最后还是决定统一使用China和law作为检索词。
     
      (三)误差会有多大
     
      不同检索范围和检索方法,所得结果必然会有误差。如果按照张农基女士提供的数据,哈佛图书馆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达77,428种,其中中文书24,279种。而按照我前面所说的方法,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22,269种,其中中文书15,381种。检索圣路易斯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如果同时使用China(或者Chinese)和law(或者legal),能够得到4942个条目,其中中文书2729种;而我使用China和law,只得到3847个条目,其中中文书2419种。如果其他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实际藏书比我检索到的还要多,我一点都不奇怪。我希望读者理解,用我检索的数据来衡量各个图书馆藏书多少,并不那么精确,甚至是有较大偏差的。
     
      图书编目的问题有时也可能虚增了藏书数量。例如,当我用Chinese law为关键词检索某大学图书馆时,边栏显示的中文书有275种。但仔细检查,这275种图书有的并不是中文写的,也无关中国法律,如China and the Chinese;也有的与中国边都扯不上,完全是编目错误,例如IMF组织编写的Managing Systemic Banking Crises。这不是说人家有意为之,但情况确实存在,而且不是特例。
     
      总而言之,我检索的数据肯定有误差,但不致有量级上的误差,几千种藏书不会被说成几百种。除了检索各个图书馆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我还采用其他检索方法,包括在administrative law的主题下检索中国行政法图书以及检索特定作者的图书,不同结果可以相互比较印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可理喻的差异。我还请教了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员张农基女士。据她判断,美国一些法学院图书馆的中文法律书只有几十种,是完全可能的。
     
      三  检索结果
     
      (一)有关中国法律的书
     
      美国各个大学图书馆中,收藏中国法律书最多的无疑是哈佛大学。哈佛有关中国法律书籍达22,269种,其藏书与国会图书馆不相上下(后者22,709种)。居第二位的可能让很多人想不到,是康奈尔大学,15,597种。哥伦比亚大学居第三位,12,285种。这三所学校构成了明显的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是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可能还有斯坦福大学。他们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都在五千种到一万种之间。斯坦福的检索路径比较特别。我检索到的书籍只有三千余种,但从它的行政法著作和应松年著作收藏情况来看,应当不止此数。
     
      第三梯队的,是爱荷华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乔治·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他们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都在三千种以上。还有几个学校收藏在两千种以上,大体也可以归入这个梯队。例如纽约大学、马里兰大学、范德比尔特、埃默里大学、美利坚大学,可能还有杜克大学和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
     
      再往后的,象东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福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南加州大学、波士顿大学、锡拉丘斯大学。基本上,他们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在几百种的样子。
     
      (二)有关中国法律的中文书
     
      各个大学图书馆有关中国法律的中文书籍,更是天差地别。多的上万,许多图书馆估计是零。具体地说,居于第一梯队的哈佛15,381种,康奈尔9445种,哥伦比亚6979种。这与他们第一梯队的地位是完全相称的。居于第二梯队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可能还有斯坦福,也在四千多种。这与他们第二梯队的地位也是相称的(其中芝加哥大学的中文书略偏少)。居于第三梯队的,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爱荷华大学、夏威夷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估计还有西北大学。他们有关中国法律的中文书也有一两千种。余下的,多为几百种或者几十种。有几个图书馆,像福德姆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没有检索到。
     
      哈佛图书馆的中文法律书可谓齐全,值得赞叹。我曾经给哈佛图书馆的张农基女士一份《行政法书目汇览》——我自己收集的近20年来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著作,有两百多种——张老师一一比较,把没订的都订上了(教材谨慎选择、译著基本不订)。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份书目汇览上的著作,哈佛图书馆所缺不多。相反,一个图书馆如果只有几百种甚至几十种中文法律书,当然很难反映中国法律书的全貌。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例,中文法律书共一百多种,其中一半是法规汇编,十几种辞书,学术著作杂七杂八三十来种。从该馆有关国际法、华侨侨务、各国排华历史的书籍来看,很可能有人研究过相关主题,而这些书只是出于特定研究需要订阅的。[5] 有一些书,也可能是作者赠送的。
     
      总的来说,收藏中国法书籍越多的,其中的中文书比例也越高。收藏最多的三家,即哈佛、康奈尔和哥伦比亚,中文书都占三分之二以上。收藏少的,中文书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英文书都顾不上买,中文书就别提了。也有一些图书馆看来是出于他们的政策,基本不收中文书。例如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有关中国法的书籍多达数千,但能够检索到的中文书只有几十种。
     
      除了英文和中文,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中往往也有其他语种的。检索哈佛图书馆的中国法律书,总共22,269个结果中,有日文书404种,德文281种,法文258种,俄文92种,韩文52种,西班牙文36种,意大利24种,葡萄牙22种,越南文22种,阿拉伯文20种。我不知道这些书的作者是谁,他们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能够确定的是,哈佛图书馆也收藏了一些非英语国家的作者讨论中国法的书籍。从藏书的多少,大体上也能够推测上述国家对中国法的关注程度。
     
      有关中国法律的书籍中,中文居多是很正常的。如果换一个其他主题,中文书就变成“小语种”了。检索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行政法书籍,其中英文9133种;往后分别是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分别为2058、1966、1717种,都在中文之上;再往后的是意大利文、阿拉伯文、日文、俄文、荷兰文、葡萄牙文、波兰文、韩文,也有几百上千种;而印度尼西亚、匈牙利文、拉丁文,也有上百种。
     
      (三)有关中国行政法的著作
     
      我接着换了一种方法,检索有关中国行政法的中文书籍。我选择主题为administrative law、语言为中文进行检索。
     
      检索结果与前面的分布大体相似。哈佛大学和国会图书馆遥遥领先,分别高达1529和1181种。其余多个大学,从康奈尔、密歇根、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伯克利、华盛顿,也有三五百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爱荷华大学,也有上百种。
     
      反差较大的是纽约大学、宾州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美利坚大学等,只有个位数。在纽约大学图书馆网站,如果检索主题administrative law、语言为中文,只能得到三条结果,分别是《元典章》《光绪会典》和《中国官制大辞典》。如果检索主题“行政法”,只有一条结果,书名却是《分税与宪政》;如果检索“行政诉讼法”,结果是零;如果检索作者“应松年”或者“Songnian Ying”,结果还是零。这样的检索结果与它的中国法律中文书的藏书量(210种)也是相符的。
     
      (四)责任者为应松年的书
     
      为避免图书编目的误差,我再次使用一个最靠谱的办法:作者检索。我选择的作者是行政法前辈应松年教授。选择应松年作为个案,因为应松年教授作为中国行政法的领头学者,学术时间跨度大(从80年代中期至今),主编、编写的著作多,与他重名的人少(姓名完全重合的还没发现);还有,我对他的著作比较熟悉,很容易识别是不是他的著作。检索时,我同时使用中文“应松年”和英文“Songnian Ying”,检索作者(责任者,包括主编、总主编)。
     
      哈佛大学收录应松年的著作最多,计45种。如果考虑到应松年教授主编的教材、法规汇编通常不属于收录范围,45种著作的收藏量还是相当齐全的,与国内主要大学几乎可以媲美。国内收录最全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也就是应松年教授长期任教的单位),达83种,这可以视为应松年教授的全部著作。哈佛的收藏数量虽然不及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老牌法学院,但好于多数新兴的法学院,甚至好于几个名声赫赫的老牌法学院。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哈佛的收藏相当齐整。其中有他较早的著作《行政法总论》(1985年),也有新近的著作《法治政府》(2016年)。以我对应松年教授的了解,他的重要著作几无遗漏。这可以印证哈佛图书馆中国法律书的一般状况。
     
      哈佛的情况证明是特例。在它之后,就只有一二十种了,分别是伯克利(20种)、哥伦比亚(18种)、华盛顿(15种)、耶鲁(12种)以及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11种)。再往下是斯坦福、芝加哥、密歇根、康奈尔和国会图书馆,五六种。收录五六种的,当然难称齐整。在我检索的36个图书馆中,有21个图书馆收藏应松年的著作是零,包括纽约大学、宾州大学、乔治城大学、杜克大学、夏威夷大学。
     
      收藏某个作者著作的多少,不一定反映总体的中文法律书的藏书量,也可能是由于各个图书馆的收藏偏好。例如,多个大学收藏不少与中国法律有关的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书,但对当代法律制度的技术层面却不太在意。在当代法律制度层面,有的更关注与中国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具体问题,而对一般的行政法理论并无兴趣。与检索到的中文行政法著作总量相比,康奈尔、斯坦福收藏应松年的著作偏少,伯克利偏多,其余图书馆基本状况大体一致。
     
      四  几个相关因素
     
      美国各个图书馆收藏中国法律书差异很大。几个主要因素可能在于经费、研究和教学情况,以及专业的图书馆员。
     
      (一)经费
     
      持续、大量订购外国书籍,需要相当的财力支持。以哈佛大学为例,有关中国图书分别由校馆、法律馆以及与哈佛关联的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心等机构合作。法律馆的中国法书籍主要由哈佛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提供。东亚法律中心除了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光用在中国图书身上大约一年10万美元。为了简便,图书馆订阅中国大陆的图书基本上走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渠道。后者将封面硬化处理,每本书的进价比原价提高不少。订阅报刊比较贵,刊物每期邮寄,《法制日报》、政府公报走航空,邮寄费相当可观。缩微胶卷,往往也是一买几千美元。一些大学为了省钱,只订阅几个主要的电子数据库。
     
      经费的限制可能是一些学校不愿意订阅中国法律书籍的重要原因。在过去几十年,纽约大学法学院迅速崛起,跻身美国法学院第一方阵。但它用于订阅图书的经费有限,主要用于一些必需的电子数据库,订阅中国法图书并不多,中文书更是聊聊。虽然纽约大学法学院很早就雇佣了刘丽君女士那样专业的官员,也没有改变上述局面。密歇根大学收藏了应松年教授1992年以前的著作6种,但此后再无订阅。这估计是政策调整的结果,可能也跟经费有关。
     
      (二)研究和教学力量
     
      在一个大学内部,也难免存在资源的争夺。即使大学有钱,是否把钱投在某个领域则是另一回事。MIT有钱,但它没有法学院,更没有中国法研究机构,就不能指望那里有什么中国法书籍。
     
      哈佛、哥伦比亚历史久远的中国法研究机构为这两所学校带来了藏书的需求。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中心(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成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中国法学者孔杰荣(Jerome Cohen)、安守廉(William Alford)等先后担任中心主任。虽然英文名称只是一个Program,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心。美国从事中国法律研究的学者,半出其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也是这样的情况。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几个图书馆藏书不错,跟这些研究机构也很有关系。
     
      相比之下,那些新兴法学院即使开设了中国法课程,甚至成立了中国法研究机构,在短时期内也很难达到丰富的藏书。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法律书籍的多少大体上可以衡量一个法学院中国法研究的实力。
     
      (三)专业馆员
     
      一个良好的图书馆离不开专业的馆员。这方面哈佛大学法律图书馆的张农基女士提供了一个例证。张农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北大法律系本科、硕士毕业,后在美国读了图书馆学的硕士和法律政策与社会研究的博士。她从1990年开始担任哈佛法学院图书馆的助理馆员(Librarian Assistant),1996年开始负责东亚地区法律文献事务(bibliographer),是美国最资深的中国法律文献专家。她最近还完成了一部中国法学家词典的编撰。另一个例子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罗伟先生。罗伟曾经在厦门大学法学院任教,后在美国取得JD学位和图书和信息学硕士、法律图书管理员证书。他还出版过介绍中国法律和法律研究的著作。[6]
     
      除了上述两位,美国多个图书馆也有了中国研究或者东亚法律研究,甚至专门中国法律领域的图书馆员。如纽约大学(刘丽君)、圣玛丽大学(胡海滨)、耶鲁大学(Evelyn Ma)、密歇根大学(Liangyu Fu)。他们大多拥有法学和文献学双重学位,而且会中文。[7] 当国内许多大学还把图书馆看成安置闲人的地方,美国法学院已经有了高度专业的图书馆员,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并不差钱,但多年以来没有一个中国法律方面的专业馆员,其收藏的中国法律书籍也难称满意。在Administrative Law的主题下,检索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我发现,它的收录名单不能作为当代中国大陆行政法的学者榜,它收录的图书显然也不能反映当代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研究的面貌。[8] 不过,这也好理解:在没有专业图书馆员的情况下,收录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言的图书,确实是一个难事。既然无法识别哪些书值得购买,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碰到一本是一本了。而宣传某人“多部著作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人们也不必过于当真。
     
      启示
     
      长期以来,西方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则是西方观察的对象。对中国来说,这种学习的态势预计还将延续相当时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永远必要的。但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发展,中国也慢慢平视西方,努力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我们不但想知道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中国,也希望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研究。本文就是这种意识驱使下,试图回答的一个小小问题。
     
      本文的研究大体上揭示了美国法学院中国法律图书的藏书情况。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法学院之间差异很大,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大学拥有相当可观的中国法研究书籍,另外十几个法学院藏书也算可以,但多数法学院没有像样的中国法书籍,基本不具备利用本馆馆藏文献做中国法研究的条件。而在中国法律文献中,英文文献相当丰富,而中文法律书籍在大多数法学院是匮乏的。这部分地解释了英文学术圈讨论中国法律的论文,基本上只引用英文文献。美国学者从事中国法研究,除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还面临资料的局限。除了法律史等个别领域,美国的中国法学者确实较难——如果不是不屑——同中国同行对话。
     
      本文的研究对中国赴美学生和访问学者可能也有意义。中国学生到美国法学院读书,读的当然是美国法;即使法学院开设中国法课程,读的也是英文文献。你不能设想他们对中国法会有多少了解,也不能指望他们在美国做中国法研究。而对访问学者来说,来美国前需要考虑的是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美国问题。如果研究中国问题,那么,必须对美国法学院中国法图书的馆藏情况有个心理准备。除非是去哈佛、哥大这样的地方,你需要查阅的图书这里很可能是没有的。
     
      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法学院收藏外国法律书可能也有一点启示。中国法学院已经达到六七百家之多,但大多数法学院的外国法藏书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尤其考虑到中国学界参引外国文献蔚然成风,外国文献的不足尤其让人难堪。而绝大多数法学院要解决的,不但是图书经费的问题,还有专业馆员的问题。
     
      美国法学院有多少中国法律书,只是中美法律比较研究很细小的一个方面。而研究视角的转换、问题意识的更新,也许才是本文写作的主要意义。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问:中国法学院有多少美国法律书呢?这种比较会是有趣的,有待今后进行。

    【作者简介】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hehaibo@tsinghua.edu.cn。本文发表于郭锐、缪因知主编:《绿竹猗猗:安守廉教授与中国法学界交流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写于作者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作者感谢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律中心提供的便利,感谢哈佛法学院图书馆张农基老师的帮助、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罗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于丽英老师的意见。
    【注释】
    [1] Nongji Zhang, “Resources on East Asia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Nbr. 2-2008, October 2008,pp. 311-321; 张农基《美国中国法学资料的收藏与概况》,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
    [2] 用China 和law 在Any field 检索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得到52,779条,可能偏多;而检索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得到1,123,634条(其中中文17,498条),就不着边际了。后者估计是联库检索导致的。
    [3] 如果用关键词Chinese law检索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会得到15万多个条目,许多宽泛意义上的中国研究都被包括进去了;采取严格的关键词(即在Chinese law两边加引号)进行检索,得到1757个条目;而使用China和law作为主题词,则得到2667个条目。最后,取2667这个数。
    [4] 检索圣路易斯大学图书馆,如果使用Chinese Law作为关键词,只能得到825个条目;使用China和law,得到3847个条目;同时使用China(或者Chinese)和law(或者legal),则得到4942个条目。
    [5] 有意思的是,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倒有多个版本,从1864年版(电子版)、1901年版(电子版)到1998年台北出的版本(纸质版)。
    [6] Luo Wei, Chinese Law and Legal Research,Buffalo, N.Y.: W.S. Hein, 2005.
    [7] 美国大学图书馆中国法律领域专业图书馆员的更多资料,参见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www.eastasianlib.org/ccm/CEAL_Chinese_List_2010_5_21_Final.xls。相关讨论,见于丽英《法律图书馆员的职业素质:AALL关于法律图书馆人员的能力要求》,《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5年第2期;蒋隽《中美法律图书馆差异面面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技术部主任罗伟访谈录》,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677,2010年。
    [8] 当代大陆行政法学中,收录最多的是江必新,8种;杨解君、关保英,7种。接下来是收录4种的,有应松年、杨海坤、梁凤云、何海波、胡建淼、戚建刚、张树义、李卫华;收录3种的,有姜明安、章剑生、石佑启、王学辉、黄学贤、余凌云、刘莘。我查了一下另外几位学者,收录的情况分别是:马怀德2种,罗豪才1种,沈岿、王锡锌、湛中乐0种。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