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事知不足——我的求学之路
2019/5/30 14:27:44  点击率[5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出处】《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求学之路
    【全文】

      一、童年
     
      我父母的祖籍都是江苏镇江丹徒,大约在1852年太平天国攻占镇江之前,高祖一辈从镇江到江苏兴化。他们本以为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还回镇江,谁知世事变迁,不得回乡,就流寓在扬州。我父亲在少年时代只身来到苏北东台县学生意。1949年,我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哥哥也来到东台与父亲团聚,从此在东台安家。所谓“安家”其实只是租住一间房而已,我家赤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我于公元1955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东台县,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以东台成为我的家乡和故乡。东台处于长江之北,黄海之滨,本是鱼米之乡,但我记事时正赶上中国的大饥荒,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饥饿。从记事起到1979年我离开家乡上大学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饭,最奢侈的愿望是能吃到肉!我小时候曾在饭馆捡过别人的剩饭吃。有一次捡到两个客人留下的半块甜糕,兴奋极了,第一次吃到那样的美味,至今不能忘怀。1959-1962年,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饭馆里捡不到吃的了。我捡过其他吃的东西,诸如水果摊上削下的果皮、水果店扔到垃圾箱里腐烂的水果、人们仍到地上的萝卜皮、散落在码头地上被踩得稀烂的小鱼、小虾,等等。
     
      父母生了六个孩子,四男二女,大哥名沂官,生于1944年,估计是为纪念孔子与弟子们浴于沂水时的逸事;二哥名沅官,生于1947年,估计是纪念屈原于沅江之滨吟诗的故事;大姐名婷姝,生于1950年,是因为出生地东台古称东亭,而且“婷”有停止的意思;二姐名芷姝,生于1953年,可能来自于屈原《九歌》中“沅有芷兮澧有兰”之句,芷为香草之意,也有停止的意思。我排行第五,生于1955年,父亲给我起名余官。据别人说,“余”是多余的意思,这只是开玩笑而已。父母并没有视我为多余,而是历尽艰辛将我养大成人。后来我上中学时擅自改为“宇冠”,现在号“愚冠”。1962年,父母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取名禄官,希望他一生有富有福禄。
     
      小时候,我家八口人,租住一间小平房。两个哥哥很早就出去工作了,不在家里睡觉。父母和姐姐们住房间里,我睡在堂屋,其实是一个过道而已。穿过堂屋,后面是户主的天井和正房。我从记事起到12岁就一直在这个过道中睡觉。这个堂屋是几家邻居的公共地方,大家在这儿吃饭,走路,说话。我一个小孩子也不懂得什么叫隐私,每天睡得如一头小猪,不知道有什么不方便。只是冬天不好过,屋檐下挂着约一尺长的冰柱,我们叫冻冻钉儿。寒风穿过堂屋,被子里冰冻得让人不敢进去,进去后不敢伸脚。早晨被子里才有点热气,但屋里又冷得不行,脸盆都冻在桌子上,拿不起来,冻得不敢起床。但因为堂屋是几家邻居公用的,我必须起床,而且我还要工作和上学,也不能多睡一会儿。那时家庭困难,我没有早饭吃,每天起床之后,饿着肚子去工作或上学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因为家庭困难,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参加劳动,为父母减轻负担。约六十年前,我跟着两位姐姐到农村去拾草。就是把荒地里散落的枯草捡起来,带回家当燃料使用。我当时大约是三岁,二姐五岁,大姐七岁。在农村的大地上、路边的小沟中,我们用小手一根一根地捡拾枯草。一天下来也只能捡得一点点。有一天,我们在拾草,看见一个农民,拖着一个“草耙子”从我们前面走过,耙子将地上散落的草拢到一起,他不需要弯腰就可以拾到很多的草。我们姐弟三人都很羡慕,共同说:“我们能有一个草耙子就好了。”我的人生第一个愿望是有一个“草耙子”,形状如猪八戒的钉耙,竹子做成的,可以把地上散落的草收集起来。记忆中拾草的时节大约是冬季,农村的天地一片荒凉,三个小小的人儿许下了我们人生第一个心愿。这个愿望至今并没有实现,因为后来我们不再拾草了。大约我从五岁开始帮助家里做外包工,我的具体任务是将麻的外表皮和里面的纤维分开,二位姐姐的任务是将麻纤维做成绳子。这个工作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下脚料,如麻的皮,可以当草烧。我们就不再需要草耙子了。小时候为捡每一根枯草弯腰的场景深深印在记忆的深处,使我毕业珍惜每一根草、每一粒粮食,甘愿为每一颗米折腰,为每一分钱折腰,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换得每一份粮草。这份记忆使我对每一根小草都心存敬畏,不能随便浪费。
     
      小时候,虽然我家缺吃少穿,我没有钱交学费和书本费,每到新学期发新书,我没有课本,只能借同学的课本看一下。但那时我的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我的哥哥、姐姐们每学期都有新课本,还经常借一些课外读物回家,不管什么书,我都能沾光很快读完。我七岁上小学,八岁时就可以看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铁道游击队》。我反复看直到把那一本半新的书看烂了。小时候,我看一切能够找到的书。我在上小学时把哥哥姐姐们中学的语文书、历史书、地理书、物理书、常识书等都看了,当时只是当玩儿,但记忆极深。我上小学三年级文革开始,从此我就没有正经上课了。我家也没钱买课本,每到开学,看到同学们发了新课本,我只能等人家不用的时候借来一看,很快归还,但这也养成了我自学的习惯。由于那时也找不到更多的书读,但每家都有毛主席著作、诗词和语录,我就反复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正文和注释都读得很仔细;还读了《毛主席诗词》,每首诗词都能背诵;我还反复读了《毛主席语录》,每条都能背诵,至今印象极深。除此之外,还读了我所能找到的鲁迅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那时阅读并非为了学习,也没有任何人让我读,阅读只是我的爱好和习惯。
     
      1968年,我在小学混到五年级就毕业了。当时家里穷,就不想让我读初中了,在家中做家务和外包工赚钱,我自己也无可无不可,认为反正读书无用,不如挣钱重要。后来我的小学老师冒雨到我家劝说我继续上中学。于是就被分配到东台中学读初中。初中两年基本没有上课,主要在家做工,偶有时间就读能找到的一切书籍,包括《史记》、《汉书》以及中国四大名著和一些古典小说。当时读这些书也不是有人要求我读,家里从来不鼓励我读书,而是要求我完成每天工作的定额。读书这种事情只能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才可以做,为了多读书,我读书速度很快,通常一个晚上就能读完一本书。
     
      二、参加工作
     
      1970年,我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不能继续上学,就到江苏东台县新曹农具厂做徒工学打铁。第一个月拿到两块钱工资,还是老师傅们因为我的二哥在该厂做会计而照顾我的。干了不到一年,回到城里,先在街道服务,后来到东台服装厂做工。我初进工厂被分在包装车间,每天和一帮老头老太一起折叠衣服,干得没劲,我一心想学裁缝,但未能如是愿。在包装车间只干了三个月,上级让我去学会计。我学了半年财会,上级就任命我为工厂的总账会计,一直做了八九年,才到我考上大学。我从十六岁开始整天坐在账房里打算盘。有时上下班路上路过中学,看到别的孩子在明亮的教室中学习,我心中偶尔惆怅,觉得还是做学生自在,只是再也回不到中学去了。我虽然不喜欢做会计,但我干得极辛苦。每天晚上加班算账到午夜。有一次为赶制财务报表,三天三夜没离开办公桌,一直在算账和填写财务表格。
     
      那时工作虽然十分繁重,但我还是能够找到一点时间读书,记得有一次我到别的工厂查账,看见该厂办公室摆放着《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革命书籍,因为那时这些书是可以找到的,其他书不好找。我借来阅读,如获至宝。其实这些书籍我当时并不太懂,只是囫囵吞枣而已。除了这些书之外,我每天还反复读毛主席著作和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特别是读其中的注释,我从这些书籍中学到不少历史知识和成语。当时不是有人要求我读,而是当时家家都有毛主席的书,鲁迅的书也很容易得到。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每天睡觉前要读上几篇。
     
      1978年,我厂里的一个同事参加高考,他劝我也参加高考。我一笑置之,以为天方夜谭,因为我只上过两年中学,还没有好好学习,实际水平也就小学三年级,怎么能考大学呢?1978年我的同事没考上大学,准备1979年再考,他又劝我也参加考试,我在中学做老师的大姐也表示支持我报考。在亲友的劝说下,我也就报了名。但是,我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复习,一天也没有请假。而且考试时也没有请假。我小时候因家贫,没有早饭吃。在我参加高考时,也没有吃上早饭,只能空着肚子去考试。反正也习惯了。
     
      三、我的高考
     
      我因为基本没有学过数理化课程,高考只能报文科。高考时家里照例没有早饭吃,厂里工作忙也不能请假。所以,高考时每场考试我都是第一个交卷,因为考试的当天交卷后我还要去工厂上班。我不会外语,进考场写上名字后在选择题中随意打了几个勾就到厂里上班去了,整整工作半天,到中午回家吃饭时,才见到别的考生从考场出来,我很奇怪:别人怎么能在考场中那么长时间,都干什么呢?
     
      我数学很差,勉强做了一条勾股定理的证明和一些最简单的题,得了27分。我语文还可以,两道作文题目任选一道,我故意写了两篇作文,还觉得余勇可贾。我地理也可,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看地图,梦想周游世界。我历史科目也还可以,因为小时候就喜欢读历史书,特别喜欢读一些伟人著作的注释,而这些注释中包含了大量历史知识。
     
      高考过后就不再想此事了,照常上班。后来分数出来后,我居然侥幸在当地名列前茅,再后来接到北京政法学院录取通知。我非常兴奋,交接了会计工作,提前数天到学校报到。到北京那一天,我扛着行李,里面是母亲给我准备的一条大棉被,外面用麻袋包着,一手提了一个箱子,放些杂物,为了节省几毛钱公共汽车票钱,我从北京站步行走到位于蓟门桥的北京政法学院。因为还没有到学生报到时间,我到达大学之后只能在学校大门口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幸好遇到学校的一位老师,她把我带到学校一号楼暂时安顿下来。过了数日,同学们纷纷到来,我也开始了大学生涯。
     
      四、大学生活
     
      离开中学,工作九年后,我考上大学。重新上学,我的知识比别的同学差了很多。以外语为例,我是大字不识,而有些同学的外语已经很好了。学校根据学生的外语情况,分了四个班,没有外语基础的同学到慢班;有外语基础的同学在中班;外语较好的在快班;外语特别好的同学在特快班。我对外语一窍不通,当然被分在慢班。当时我们学的是《许国璋英语》,慢班是从第一册的字母学起,中班是从第二册开始学、以此类推。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自学了《许国璋英语》第一册,向学校要求调到中班。经过简单测试,我顺利调到了中班。我又花了一星期时间自学了《许国璋英语》第二册,又向学校提出调到英语快班,结果又如愿以偿。快班是从《许国璋英语》第三册开始学,我又花了大约两周的时间自学完该书第三册,又要求调到英语特快班,结果又被批准了。我非常感激学校对我的照顾和通融,在开学数周的时间内连续照顾我三次,为我今后外语学习打下了基础。
     
      我在大学里读的书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外语方面。因为我发现,法律比较好学,老师讲的我全能记住,能够理解,考试能拿高分,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在课程上,而外语需要每天复习和积累。朋友问我学外语的方法,我一直未能作答。之所以迟疑,是我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自己使用的方法未必是好的,介绍给别人怕耽误了别人。但别人询问,不回答不礼貌。所以讲讲我的体会和教训,供朋友们参考:
     
      1.下笨功夫
     
      我自己是一个笨人,学外语是花的笨功夫。我从二十五岁开始学英语,至今四十年了,中间几乎没有间断,每天在学,经常使用。现在还没有“开窍”,只是在本专业范围内能做到可以听说读写而已。
     
      2.选择教材
     
      学外语要选一套好教材。我开始学英语使用的是《许国璋英语》,两年时间学了一至四册。前三册较快,到第四册就慢了。学每篇课文时先看一遍,然后查生词,再看一篇,然后学习语法,然后听。我有一个亲戚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王若瑾教授,英语专家,后来她到联合国任职去了。我请好她读每篇课文并录音,反复听,直到完全听懂。现在人学外语不要这样了。可以学《新概念英语》一至四册,网上和书店里都可以找到课文和录音,不必请人录音了。真是方便多啦。
     
      3.一鼓作气
     
      外语可以突击学,学生可以花半年或一年的时间突击掌握一门外语是可能的。学外语不能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我除了英语之外,还学过日语、法语和德语。都没有学成。原因就是没有坚持。我还以为学生学外语主要靠自己,大中小学生如果按部就班地跟着课程进度学,很难比别的同学得更好,这样在今后的竞争中难以处于有利地位,也很难达到“能用”(即能与外国人自由交流的程度)。如果要比别人好,必须自学,即超出课程进度,先把外语掌握了,使之成为学习其他知识的工具,而且学成之后不再需要跟着老师的进度学,省出的时间可以学别的知识。
     
      4.学以致用
     
      学外语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我之所以英语坚持下来,其他外语没有坚持下来,是因为我的工作每天要用英语。这也给我很大的压力和动力。如果我不会英语,我就不能工作,就不能养家糊口。每想到这一点,我只能坚持学下去。我不太赞成全民学外语,很花时间和精力的。我以为,如果学外语是为了生存,一定要学会;否则也不一定要学。
     
      五、继续学习
     
      我在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四年,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希望能够出国学习。但在我在研究生期间未能出国。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到司法部外事司工作,担任英语翻译。1987年,我到位于日本东京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预防犯罪研究所学习,本来想趁机学习日语的,但未学成。1991年我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93年伦敦大学毕业后短暂回国,很快通过考试被录用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工作,1995年回国继续在司法部工作,主要工作是外事接待、担任翻译、与国际组织联络,参加联合国领域内的各种法律活动、组织法律界人士赴各国考察。
     
      由于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学习不够努力,自己深感知识严重不足,于是我在1999年重新回到学校,在中国政法大学跟随恩师陈光中先生攻读法学博士。2002年,我完成博士学业留校做了教师。学校对我很照顾,我博士毕业第二年就评为教授,2005年晋升为三级教授,2007年晋升为二级教授,2018年评为钱端升讲座教授(A层次)。我自己也付出一些努力,任教二十年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撰写了十几本书。
     
      时间过得很快,如今我已经步入老年,更觉得时间紧迫,每天学习不止,在校期间,为了做论文或为了找资料,我还分别去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作访问学者。现在,我除了教书和做研究之外,每天还要读一些书,特别是一些法学经典和国外的案例,通常是中外文对照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一些法学名著有多人翻译过,但因为翻译人员可能不是学法律的,有些词句表达有误,影响阅读。例如:洛克的《政府论》下编第94段的原书注解中有此句 “Civil Law being the Act of the whole bodyPolitick, doth therefore overrule each several part of the same body.” 一些中文译本把此句中“Civil Law” 译为“民法”,把“Act”译为成“行为”。我认为,此处的“Civil Law”指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的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不仅是民法,还包括指刑事法律等;这句中的“Act”指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英美法系中供议会讨论的议案称为“Bill”, 议会通过之后再由国王或总统批准生效后则变为“Act”或者“Law”,而且法律名称中也称之为“某某Act”。
     
      再如,《政府论》下编第92段中有这样一句话:“where this sort of Government is grown toperfection, he that will look into the late Relation of Ceylon, may easilysee.”以前一些中文本中译为:“有些君主们在他们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家长?它能为公民社会带来多少幸福与安全?这样的政府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要研究一下锡兰最近的情况,就很容易弄明白上述问题。”就这一句的内容,我查找了洛克之前锡兰发生的情况,但并没有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后来通过查找有关参考资料,发现洛克此处并非让我们看锡兰最近的情况,而是说,让人们读一下近来出版的《锡兰的历史关系》(An Historical Relation of the Island Ceylon)这本书,这一句就很容易看明白。
     
      在阅读法学名著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一些笔记,后来花了三年多时间把这些整理成法学名著的“译注”,已经出版的有潘恩的《常识译注》、培根的《法学文集译注》、洛克的《政府论译注》、密尔的《论自由译注》。我不敢说我的翻译和注解比别人做得好,但我的翻译有一些特点,例如对原文所涉及的典故、人物、引用论据等都加了注解,以方便读者。另外,我对每一部译作都撰写了很详细的导言,介绍了作者生平、写作背景、内容提要、与同时代学者的学说的比较、历史影响等。对于一部分读者而而言,我的这些介绍也许多余,但对于不了解该作品的读者,我写的导言可能有助于他们了解该作品。
     
      我小时候梦想做一个图书管理员,读尽图书馆的藏书。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时我是多么不知天高地厚。世界上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前人的著述是无限的,我能阅读到的只是很有限的。回首我的求学之路,从本科、硕士、博士、留学,一路读下来,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每当遇到新的法学问题或者案例,我就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马上查找相关书籍资料,经常叹息自己读书太少,抚事知不足,临时抱佛脚。这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条件好好读书,现在有条件了,又老眼昏花,错过了读书的好时光。每念及此,自责不已。
     
      现在学生们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得多,一定能够比我学得好。我很羡慕学生们赶上好时候。我的读书经历不足为训,希望同学们都能好好读书,以我为戒,远远地超过我。我现在只希望:“但得桃李成才后,愿借寸土好种花。”

    【作者简介】
    杨宇冠,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司法部翻译、处长、联合国刑事司法处官员、联合国开发署官员,兼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相关文章: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