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是刑事司法的阴影,文书说理是照亮阴影的那术光
2018/10/19 10:44:10 点击率[4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理学
    【出处】《法律文书革故与鼎新》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刑事司法;冤案;文书说理
    【全文】

      我们要抛弃不偏不倚,以全部身心坚定地追求善良、美好的生活。
     
      ——〔德〕拉德布鲁赫
     
      一、引言
     
      在法律研究者的笔下,错案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界定,以司法决定错误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可以将刑事错案划分为事实认定错误的错案和法律适用错误的错案;以有关司法人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为标准,可以将错案划分为责任性错案和无责性错案;以错案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为标准,可以将错案划分为形式错案和实质错案。
     
      司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纠正的37起重大冤假错案反复验证着一个常识性的法理命题:法治乃规则之治。
     
      倘若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不遵循法定程序和规则,错案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其不仅具有空间上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必然性。
     
      刑事裁判文书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能确保国家刑事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同时起到良好的法制宣传作用。实不皆然,其亦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
     
      本文意在将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置于刑事错案的语境下进行辨识,以重新审视那些关于法律文书尤其是裁判文书说理问题的理想化甚或常规化的想当然,意在重新质疑关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常识假设。
     
      笔者的叙事进路将迥异于当下对裁判文书梳理的正统性分析,因为正统性分析由正统教科书中自成闭合系统的脉络勾画而成,这些勾画都意在宣扬法律的客观性和说理性,导致裁判文书的说理似乎总能彰显和传递司法的公平正义,但问题的症结远不止于此。
     
      笔者将尝试着辨别并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裁判文书“说理承载公正”这个表面的虚像,才不可避免地扭曲了部分刑事裁判文书无法说理的内在实像。
     
      二、透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中国图景
     
      裁判文书说理,说不说、如何说,在社会大众看来只是法官笔下“愿不愿”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倘若对若干起经再审改判无罪的典型错案之原审判决书与再审判决书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无论是原审判决的一审、二审判决书,还是旨在纠错的再审判决书,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基本不说理”。
     
      例如,在呼格吉勒图案18年前的一审死刑判决书和18年后的再审无罪判决书中罗列的是完全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是这些证据在18年前是证明呼格吉勒图死罪的,而18年后却用其证明呼格吉勒图无罪。
     
      同样的证据,法官换一种说法,就能够得出截然相反的事实认定、霄壤之别的判决结果。空洞的裁判语言在赵作海、佘祥林等案件中如出一辙,这不得不令人思考,这样的悖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裁判规则的“液态化”与文书说理的“表面化”
     
      在“潜规则”与正式法律程序二元并存且前者力量显著强于后者,实质性地影响着刑事个案处理的场景下,当代中国裁判文书说理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中国图景:裁判规则“液态化”与文书说理“表面化”这一独特的、二律背反的模式。
     
      从刑事错案的视角进行探察,裁判规则“液态化”主要体现为对个案的处理不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决定的作出亦非依据正式的法律规定形成,而是非正式的法外行事。文书说理的“表面化”则直接体现为裁判文书中所载明的裁判理由与据以作出裁判的内在真实理由不相符,质言之,判决的作出表面看似合法合理,实则违法背理,从而导致裁判文书的非正常说理甚或虚假说理。
     
      具体说来,表现在一下方面:
     
      “在法的空间中,有法律程序的展开,控辩活动的推进,以及不同诉讼角色的扮演,而其围绕的中心,是法官对案件实体的心证形成”,应然层面的刑事庭审大抵如此。
     
      公正的诉讼程序乃法律决定正当化之基础,否则客观的、中立的司法判断便会消解于无形。但问题是,具体到刑事司法实践中,“诉讼程序本身被虚置,与审判结果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的情况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很显然,这不是诉讼程序与判决结果之间关系的正常状态,二者之间亦没有任何必然性。这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是现行制度设计的弊端和司法权力的异化使然。
     
      唯有遵循既存的法律秩序,才能决定何者为正当、何者为不法,而“在法外行事的弹性条件下,无论如何强调问责,实际上都无法要求审判者履行说明义务。因为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已经变得暧昧不清了,剩下的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刚性权力的彰显”,于刑事错案语境下进行考量,此情尤甚。
     
      司法证明的“非理性化”与裁判说理的“失据化”
     
      “英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威廉·特文宁曾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证明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证明,其直接目标就在于裁判的准确,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事实真相。”
     
      2016年6月8日,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聂树斌案复查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将该案的再审决定书交到聂树斌的母亲及代理律师手中。
     
      二十余年来,此案跌宕起伏,“一案两凶”,最终迎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然而,聂树斌案与呼格吉勒图案的司法证明过程实际上如出一辙,无论是在审前程序还是在审判程序中,事实真相可能都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而此种状态的形成与司法证明的“非理性”休戚相关。
     
      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合议庭究竟审查、运用、采信了哪些证据才得出与原来一审、二审结论完全相反的案件事实呢?
     
      用判决书中的语言来表述,就是 “上述事实,有证人闫某、申某某等人证实呼格吉勒图当天晚上活动及报案情况的证言,证实案发现场情况的现场勘查笔录,证实杨某某系被扼颈致窒息死亡的尸体检验报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对当天晚上活动情况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这段话。
     
      可见,再审据以作出无罪判决的是原来的证人证言,原来证实呼格吉勒图当天晚上活动及报案情况的证言,原来侦查机关制作的证实案发现场情况的现场勘查笔录,原来案发后被害人杨某某的尸体检验报告,原来的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对当天晚上活动情况的供述和辩解。
     
      也就是说,所有的证据都是原来的,却得出一个与原来截然不同乃至完全颠覆的全新的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是为什么?怎么做到的?
     
      同样的证据原来证明呼格吉勒图是杀人犯,现在却证明他没有杀人了?同样的证据原来证明呼格吉勒图犯流氓罪,现在证明他没有流氓行为了?
     
      这样的事实认定是基于什么思维、什么考虑、什么心理状态作出的?
     
      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所反映、折射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为什么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证明过程未能有效避免和抑制冤假错案的发生?究竟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出了问题,证明过程存在实质性缺陷,还是有其他难以名状的因由?
     
      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
     
      进一步而言,倘若我们能够通过呼格吉勒图案原审和再审裁判文书洞察出在这一典型个案中司法证明的“非理性化”,则无疑此种“非理性化”直接导致了裁判文书说理的“失据化”,这一点从前文援引的裁判语言中同样能够窥见其内里。
     
      裁判是司法运行的基本方式,而裁判文书必须依法作出。相应地,裁判结果是法律规定行为模式与具体案件事实相比对的结果,而非偏见、异想、政治等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
     
      通过刑事错案来考察裁判文书说理的实践面向,我们遗憾地发现,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依然不畅,无法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擅断,有效地避免错案的发生。
     
      从刑事裁判文书的生成空间来看,司法的证明过程和运行程序是非精细化、非规范化与非外在理性化的。但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法官制作出来的裁判文书甚至堪称“写意”之作,既没有呈现出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亦未阐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更没有针对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护意见采纳与否逐个展开说理,逐一评述,分析论证。质言之,根据裁判文书中公开的论证过程很难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判决的结果。
     
      由于裁判过程的粗糙,证明标准的降低或虚置,以及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调查流于形式甚或不调查,使得庭审无法相对准确地认定事实、采信证据,从而埋下错案的伏笔。这充分说明裁判文书的说理问题并非局限于裁判者本身,它还是刑事司法制度问题、理念问题的集中爆发点。
     
      近年来我国已发现和纠正的数起冤假错案并非刑事错案的全部,尽管在司法机关办理的全部刑事案件中占比极少,但是其触目惊心的致错过程却触动着每一个人的敏感神经,吞噬着人们对司法和社会公正的合理期待,拷问着裁判者的人性与良知,甚至动摇着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三、反思: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影响因子
     
      以法律为载体的国家意志和“法益”最终要通过司法的个案裁断得以实现和维护,而“实现和维护”的前提是“依循法律”,“依循法律”既是司法运行本身的合法性要件,亦型构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逻辑前提。故将当前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置于刑事错案语境下进行考量和深度阐释,反思影响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在因素是极为重要的。
     
      “权力主导型”裁判文书生成机制
     
      赵作海冤案纠错之后,在反思冤案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曾指出,按理说公安、检察院、法院三个机关应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但是有的过程却变成了相互配合,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很显然,在司法运行过程中,权力而非法律占据了绝对性的主导地位。
     
      法学界在若干年前就曾讨论并倡导过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人们不约而同地将引进对抗制作为改造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突破口。
     
      时至今日,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抗式庭审已不鲜见,甚至已成为刑事法庭审判的常态,具体到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之审理更是如此。
     
      然而,无论控辩双方如何激烈抗辩,证人、侦查人员依然鲜有出庭,质证仍局限于对书面言词证据和卷宗证据的诘问,法庭调查依然流于形式,合议庭一如既往地“合而不议”,“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观。
     
      “令人不堪之处,倒不仅仅是那些死刑圈里被告的个人命运,更在于这种决定生命去留的方式是一种缺乏明确性操作规则的方式,一种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方式”。
     
      这是刑事裁判文书得以生成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语境,由“超越”法律、“形式化”的法庭审理过程导出的裁判文书,说理岂非侈谈?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否破除沉疴,能否重塑话语体系与实践面向,决定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走向。
     
      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司法语境中,鲜有“以审判为中心”的提法,但其实质内核与精髓已然涵摄于刑事诉讼的制度实践之中。
     
      “然而,在中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无论宏观的诉讼结构还是微观的制度和技术,‘以审判为中心’的观念基本上是缺失的。”
     
      这使得我国刑事诉讼各程序环节之运转偏离了正轨,实质上的“侦查中心主义”取代了“法庭审理”的核心地位。
     
      之所以出现此种境况,缘于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在践行的过程中被异化成“刑事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的线性结构,而处于该线性结构上的后一环节只是对前一环节所形成证据和认定事实的接受和确认,而非独立的审查和判断。
     
      这说明各阶段的权力运行出现了问题,前一程序环节未能受到后一程序环节的有效检视和制约,后一环节的权力运行呈现出对前一环节权力运行的监督不作为,从而导致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的“权力混同”和“程序交叉”现象。其后果是本该由审判机关履行的定罪量刑的职能被侦查机关提前预演,审查起诉部门越位确认。
     
      近年来持续披露和陆续纠正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起初就是在这样的权力运行轨迹下形成的,因而剖解影响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因素不应脱离亦无法脱离这一制度背景和实践样态。
     
      “法退官进型”裁判主体思维模式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法官的工作就是“以心治心”,邪恶的心灵不能拯救邪恶,那是对正义的亵渎和嘲弄。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日本宪法》第76条第3项规定:“所有法官均应从其良心,独立行使职权,仅受宪法及法律之拘束。”在客观良心论者看来,该条文所称“良心”是指法官应当依照“宪法及法律”这个客观意义上的良心为裁判,足见法官的“良知”之于裁判的深邃意义。
     
      当下中国,许多司法裁判人员都受过很好的法学教育,但最终还是制造了冤假错案,除了司法不独立、权力干扰等外在因素,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心深处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当前我国的公权力普遍缺乏有效约束,现有的规范体系缺乏充分的自我完结性,司法过程亦受到过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法律解释学的积淀尚且较为薄弱,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映射于司法裁判的过程当中,从而导致法官的规范思维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真正形成,这必将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产生消极作用。
     
      冤假错案的层出不穷,亦从反向维度彰显出影响并决定法官对事实或个案进行判断的法外因素占据优位,在法律因素与法外因素的博弈中,“法律的地位被矮化,规范作用在隐退”的现实,不得不让人对刑事司法制度设计的有效性、正当性产生质疑。
     
      在这种“法退官进”型思维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司法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而法律受到了抑制,故而出现突破程序和规则办案、有法不依的现象。
     
      这是极其值得反思与焦虑的问题,因为倘若不认真对待规则,必然会造成规范功能的减退。
     
      更为糟糕的是,此种思维模式会冻结法官的人性,使得法律职业伦理观念难以被裁判者真诚接受,更无法内化于心。
     
      人性的第一维度是良知,它是法律人“以心治心”的标准和规范。信仰乃人性的第二维度。理性是发现从知识得来的命题的确定性或盖然性,这些知识是我们通过感觉和反省获得的。
     
      法官的公正、独立乃至对法律的信仰是由其作为“人”之人性本质所决定的,唯有守住人性才谈得上独立的人格和规范性思维,才能够秉持良知作出审慎专业的司法判断;亦唯有恪守住人性的底线,才可能调动良知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制作出承载个案公平正义、契合法律精神的裁判文书,以个案正义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
     
      在赵作海案中,当时被法院指定的辩护人胡泓强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既无辩护律师资格,也没有独立的办案经验,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供法律援助的条件。
     
      其未参与审判前程序,仅在审判阶段提供辩护,即便如此,他也能从案卷中看出认定赵作海杀人的证据不足,认为“尸源没查清就无法定案”,因此在法庭上为赵作海作了无罪辩护,发表了无罪辩护意见。
     
      根据媒体报道,对当时的证据提出怀疑的还有检察官汪继华、郑磊。然而公诉检察官最终还是选择了对赵作海进行有罪指控,制作并发表了指控其涉嫌杀人犯罪的公诉词;法官对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置之不理,且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便形成判决意见,并最终制作出完全错误和违法的刑事判决书。
     
      值得追问的是,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尚且能够发现案件存在的重大问题,撰写并发表无罪辩护词,公诉检察官也提出过怀疑,法官究竟有没有发现问题呢?难道其不具备判别是非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准吗?显然不可能。
     
      这一典型个案鲜明地折射出法官人性与良知的阙如,而一份缺乏人性的冰冷判决书该如何说理呢?
     
      在为梅因 Maine 的《古代法》所写的导言中,当论及裁判官的普遍衡平管辖权时,历史学家西奥多·W.德怀特 Theodore W. Dwight 说道:“乍想起来,裁判官的权力似乎没有限制,裁判官的行为可能危及社会秩序。但实际上,他的权力为他所属的法律职业的观念所约束。”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良知对法官司法行为的指引。
     
      上述因素尽管无法从整体上勾勒出刑事裁判文书内在“病理”的清晰轮廓,但尚可局部呈现出诉讼程序与行政管理的“双重结构化”对中国刑事审判实践的影响,这意味着诉讼程序本身无法独立生产值得信赖的司法判决。
     
      从此维度观之,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必然受制于社会历史传统与现实司法环境的双重张力。
     
      四、前瞻: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未来
     
      冤案是刑事司法的阴影,透过这片阴影,人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的漏洞和缺陷。
     
      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并不是一维的,同时包容了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伦理、司法良知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面向,在刑事裁判文书不能说理、无法说理、难以说理的背后,其实是不同理念之间的组合。
     
      因此,裁判文书说理模式的变迁在深层次上是理念的变迁,裁判文书说理的改革其实是随着司法改革理念和刑事诉讼理念的变迁对在法院系统内部承担裁判功能的审判人员思维层面的调整和转化。如果脱离这一层面单纯强调裁判文书说理,最终很可能会因为与司法制度理念的冲突而窒碍难行。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征程。
     
      然而,在这一特殊语境下探讨当前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问题,必然会在“司法制度”与“刑事诉讼”两种理念之间徘徊与嬗变。
     
      行文至此,似乎应当关注刑事裁判文书如何说理、路在何方、其应当受导于技术还是伦理,以及应追求何种目的。但由于对刑事错案语境下裁判文书洞察的有限性以及对刑事审判实践的预期尚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判断,故而很难对裁判文书说理的未来给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
     
      中国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究竟会向何种方向发展完善,主要取决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和诉讼理念如何调整,而非取决于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下,妥当解决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方式是匮乏的。裁判结论的合法性是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前提和基础,而合法性的前提却并非排他地建立在裁判结论的真实性上,其更深层次地取决于司法程序的正当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让案件审理者成为真正的裁判者,刑事裁判文书才有说理的底气和可能。然而,在刑事司法语境下,尽管法官有责任决定什么是社会的普遍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案件,但“法官只不过是个步兵”。就选择实现何种司法目的而言,通常不是法官自身所能掌控的。
     
      裁判文书说理无法脱离制度载体,其需要公开透明的司法过程、法官的良知信仰以及外在程序机制的支撑,否则就会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尽管当下的司法改革及其配套措施的跟进并非朝夕之间即可完成,但其每一个烙印都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思考或审视中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问题的方式。

    【作者简介】
    王春丽,贵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
    本文节选自「法律文书革故与鼎新」第189-1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原标题「裁判文书说理辩难: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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