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尊严与自由——写在第34个教师节之际
2018/9/10 13:30:45 点击率[11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出处】中国宪治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教师;尊严;自由
    【全文】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不知道这十二个字是否别有深意。今年,教师的三桩事件件牵动人心,其一是集体讨薪(食),其二是性骚扰(色),其三是因言获罚(言)。身为教师,评论教师之事,虽有违反自然公正之嫌,但也只是无足轻重的言论,姑妄听之。
     
      (一)
     
      中小学教师集体讨薪,近些年不绝于耳,尤以今年的“六安事件”引人关注。讨薪在某些人看来有悖于教师的传统道德形象,教师岂可与孔方兄为伍,教书岂可为稻粱而谋?社会对教师的期待的确很高。但这里可能需要区分两种关系,一种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关系,这里有金钱的因素,但绝非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的;另一种是中小学教师与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这里的薪酬待遇就是一个重要内容。教师的工资水平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法治社会,维护法制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教师法》第25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06年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第31条第2款也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第42条第3款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市县政府财政负担。固然,各地因经济水平、财政能力不同,在提高教师待遇上可以有程度的差别,但不得违背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律要求。在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得到提高之后,教师们去争取自身的工资待遇,这不仅仅是维护教师群体的合法权益,也是维护法制的尊严。那种视此为“闹事”、甚至拳脚相加、拘留、驱赶的做法是非法的、粗暴的。
     
      34个教师节就要过去了,也没能在官员们的心里形成尊师重教的观念;1993年的《教师法》也有25个年头了,也没能实现法条的相关要求。这本应由地方政府去落实法律的规定,而不必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提出要求,但没有国务院限期整改达标的督查,可能就难以有教育法律的落实,这或许是我国法治状况的一个缩影。当然,唯人不唯法、唯上不唯下的积习,也并非不治之症。要让官员尊重法律,就需要在处理问题时尽可能明确规则,而不仅仅是处理了问题;要让官员眼睛朝下看,一个根本的办法是实行选举民主,让他们懂得民意的重要性。
     
      (二)
     
      性骚扰问题在米兔(Me Too)运动的推动下引起了广泛重视,高校作为还可以被曝光问题的地方,不时蹦出猛料,沈阳事件、张峰事件等此起彼伏,一时间舆论哗然。校园性骚扰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还大学一片净土的应有形象。
     
      显然,曝光性骚扰对涉事双方而言都不是体面的事情,通过网络举报当初的教师性骚扰,是非常需要勇气的。而根据新闻舆论传播的规律,性骚扰的新闻远比性骚扰的辟谣传播得快、传播得广,对涉事双方都影响巨大。所以,从双方利益的权衡来看,学校应当建立一个系统,让学生和教师双方有机会以适当的渠道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也让学校有机会及时了解情况作出适当处理。但事实上,学校往往将此视为关乎大学声誉的丑闻,一有网络举报,便大肆删帖,压制舆论;即便暗地里调查核实,作出处理,也不作公开说明。当然,也有个别大学已着手拟订反性骚扰的规定。这是一个应有的态度,发现问题就着力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另一条新闻去遮蔽这一条新闻。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早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就写入法律。然而,“性骚扰”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认定上的难度。大学应当正视性骚扰问题,可根据内容、方式、意志关系等要素将“性骚扰”类型化,再以手册、指南等形式予以具体化。校方可设立专门机构,开展反性骚扰的教育培训,建立投诉程序、调查程序、处理程序、申诉程序,对双方当事人实行同等保护,给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济和帮助。校方应以相关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建章立制,让有过者受罚,让无过者免于恐惧。
     
      (三)
     
      高校教师因发表批评性政治言论而受到处分甚至被开除掉,今年也屡屡见诸报端,这也让人后脖颈嗖嗖冒着冷风。就笔者所在的学科而言,法学注定是带有批判性的学科,法律原本就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拟定的规范。看到现实与法律的不一致却无动于衷、不置一词,那就失去了法学存在的必要性。从职业伦理的角度而言,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属于职务性言论,应与教学内容相关,而不应口若悬河离题万里。但相关要求可能也仅限于此。讲课不是播放留声机,教学应当容许多样性,应当容许有批评的分析。批评有对有错,可以有反向的批评,鸦雀无声、噤若寒蝉反而不是正常的现象。现在的社会已经较为分化,很难出现完全一边倒的现象,也很难想象现在的大学生会迷信老师的言论。对于批评乃至对于舆论,其实不必过于紧张。
     
      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是宪法第35条、第41条保障的基本权利,高校教师的言论也受宪法保护。高校教师的教学自由更是受到宪法第47条的保障,该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自由是创新的本质要求。没有科研自由,就失去了创新的能力。科研自由受宪法保障,并不意味着宪法只保障科研,而不保障教学。科研是教学的基础,教学是科研的延伸。
     
      2018年修宪在“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之前加入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法治等成为宪法共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教学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教学自由并不免除对宪法的忠诚。但还不能从如此宏观的原则推导出具体的行为规范。高校的教学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有红线,但这应当是一条事前划定的、明示的红线,否则就违反法的明确性原则,缺乏制裁的正当性。如果是事后划定红线,就让人无法在事前规划自己的行为、预测行为的后果;如果是不明确的红线,就容易让教师畏首畏尾、更容易导致执法人员上下其手恣意妄为。我们通常在大学对教师的处分决定中看不到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也无从知晓相应的规则。难道在今天的文明社会,我们还要玩“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把戏吗?
     
      大学对相关教师的处分,或许也是情非得已,因为根源不在大学。大学办学高度依赖政府,政府也可以通过人事任免、财政拨款等等手段干预大学管理。在胡萝卜大棒均可滚滚而下的形势下,不要指望什么大学都有很强的抗压能力。但是,从国家的长远考虑,国家应该给大学一定的空间,应当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针,而不能让大学人人自危。给大学多一点自由,不仅不会添什么乱子,反而会给社会增加一点希望。
     
      从机制上说,至少首先应当废除学生信息员制度,告密之风万不可长。其次,在处分时应当遵守正当程序。有的学校已制定教职工纪律处分规定,建立起专门的处分程序。专门的处分委员会应当有教师代表参加,应当赋予教师陈述申辩的机会,提供复核申诉的可能。对于那种瞬间作出处分决定的做法,起码在程序的正当性上是可以质疑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当让大学享有自主权,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减少对大学的政治干预。我们需要的恐怕绝不只是听话懂事的大学、唯唯诺诺的教师吧。
     
      (四)
     
      正如《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所指出的那样,“教育领域是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领域实现了法治,聚沙成塔,自然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化。但不可忽视的是,法治的系统环环相扣,教育领域法治化绝非教育系统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教育领域法治化,首要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教育行政机关不应当视学校为自己的下属机构,以一纸通知就能让全国的中小学生在同一时段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权力。教师相对于学校、学校相对于政府具有教育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应当获得制度性保障。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曾在二战时期被人列为四大自由。时至今日,两相对照,仍令人不胜唏嘘。当然,若能兑现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其他也许都可以水到渠成。

    【作者简介】
    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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