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018/8/15 11:21:20 点击率[188]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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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国家机构组织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监督法;公职人员;法律规制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监察机关及其职责
     
      第三章 监察范围和管辖
     
      第四章 监察权限
     
      第五章 监察程序
     
      第六章 反腐败国际合作
     
      第七章 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8年3月20日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解读:
     
      深化改革,这到底是一个结果,还是一种过程?本法到底是改革的阶段成果,还是促进改革的手段?
     
      “监察体制”,有没有搞错!此监察还是彼监察(即原有的行政监察)吗?此监察能够与彼监察同日而语吗?这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彻底的破旧立新。
     
      难道不加强监督,就不应该制定本法了吗?本法的立法目的到底是“加强”,还是“监督”?
     
      “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均需名词解释。
     
      “国家监察”,难道还会有民间监察吗?
     
      “全面覆盖”,愿望虽好,恐难实现。惊天一问:谁来监督监督者?
     
      “腐败”,绝对需要法律界定!!!在法律中,使用法言法语,很必要;“法盲”用语,应避免出现。
     
      本法绝对具有重新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超级重大意义!至于是否能够产生实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效果,则大可疑问。
     
      “现代化”,标准到底是什么?
     
      本法是当之无愧的基本法律。当然应该以根本大法--《宪法》为直接依据。
     
      本条规定似可改为:为了确立国家监察体制变革成果,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请务必不要搞错:本法的立法目的当然不应该是规范被监督者,而是规范监督者!
     
      第二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解读:
     
      某政党“领导”国家某项工作,这明显是将党置于国之上、置于国之前的节奏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得是多么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呀?要想把它们都整明白,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敢打赌:每更换一次执政党的党魁,这一条款就一定会修改一次。
     
      这样的内容首次出现在规范国家机关及其行为的法律之中,堪称开天辟地、开创先河!也不知道其他类似法律是否都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
     
      果然是进入了“新时代”。
     
      面对这样的法律规定,可能会使为数不多的国人十分窘迫、万分尴尬!!!
     
      难道我国还会有不集中统一、不权威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体制吗?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如果其他国家或很多国家都没有什么“国家监察体制”的话,那么所谓的“中国特色”可能就不是什么特色了,而只是名副其实的奇葩。
     
      第三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解读:
     
      “专责机关”,新颖表达。专责,也许就是专门负责的意思吧。尽管这一用语的实际意义不大,但至少比专权机关的表达要好。如此表述,明显欠妥,回避了极为重要的问题:国家监察职能或监察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应该由法律来明示。尽管,法律即使是明示了某种职能、权力的属性,也未必就符合事实、尊重现实。
     
      “公职人员”,绝对需要名词解释。如果实在是难以清晰、精确进行学理界定的话,至少也应该明确划定范围。理论可以模糊,操作却不能含糊。
     
      对所有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这也许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但是、但是,能否仅仅因此、因此、因此就新设一种(请注意:不是--一个)新型的国家机关呢?这难道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吗?
     
      由此看来,监察对象不包括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请问: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是不需要监督呢,还是需要另行立法规范予以监督呢?
     
      “调查”,绝对需要名词解释。“调查”,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
     
      “调查”犯罪与“侦查”犯罪,此二者之间到底是何关系?有何区别?拜托本法立法者对我等愚民进行一下扫盲。
     
      拜托,监察机关的职责或职权该不会仅仅就是“调查”吧???难道不拥有相应的处置权吗?难道不应该在此处公开明示其所拥有的相应的处置权吗?果真如此的话,监察委员会似乎应改称--调查委员会。
     
      “廉政”与“反腐败”,都是典型的“法盲”用语。
     
      敬请特别注意:调查的内容不包括职务违纪!!!换言之:违纪行为肯定不在监察范围之内。
     
      我已经彻底晕菜了!难道违纪行为真的不应该在变革后的监察范围之内吗?原来的行政监察机关可是专门干这件事儿的。倒要请教:在《行政监察法》被依法废止、行政监察机关被依法取缔之后,查处违纪行为的工作到底应该由谁来干呀?法律依据何在?该不会是也取消了这项工作吧?
     
      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如何体现?恐怕并不是每个国人都能够比较靠谱儿的回答这个问题吧?如果连如何体现都不知道的话,那又何谈什么如何“维护”呢?
     
      一个人的尊严,如何体现?也许有人会抢答: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且慢!我们到底应该对什么顶礼膜拜、绝对服从?难道是随便一个什么人吗?当然不是!当然应该是一个值得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之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认知,成为体现尊严的重要条件。除此之外,用暴力、武力去强迫、胁迫他人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恰如强奸者的强奸行为一样,也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尊严的体现。
     
      不区分成因的强大,也许就是尊严的体现。不探究来源的权力--合法的暴力,也许就是尊严的体现。
     
      第四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
     
      解读:
     
      “依照法律规定”,难道不就应该是依照本法规定吗?真是十足的幽默!
     
      难道要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国家主席或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干涉吗?
     
      “办理”“案件”,说的可真是“高、大、上”,难道不就是开展“调查”吗?
     
      “执法部门”,这到底是指谁呀?难道不应该是行政机关吗?
     
      既然已经规定了“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干涉,那为什么还要规定“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呢?如果需要依赖、依靠“配合”,那又如何能够“独立”呢?如果受到了“制约”,那算不算是受到了“干涉”呢?
     
      这恐怕就是寓言故事所说的自相矛盾吧?
     
      “有关机关和单位”,难道不包括个人吗?难道应该不包括个人吗?
     
      “应当”“协助”,这可是法定义务。
     
      “依法”,依什么法?如何行动?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关于“协助”的表述不就是扯淡吗?
     
      第五条 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权责对等,严格监督;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
     
      解读:
     
      “宪法和法律”,由此观之,排除、排斥了法规和规章,就更不要说其他规范性文件了。善哉!善哉!!善莫大焉!!!就怕这条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荒唐!荒唐!!实属荒唐!!!在适用法律上,当然应该区别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对待。
     
      “保障”,请问: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再请问:当事人是否享有诉权?
     
      诉权,比天大!比所有其他的权利都大!如果没有诉权,那么所有其他权利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请问:对监察机关而言,“权”与“责”,如何“对等”?难道“权”不就是“责”吗、“责”不就是“权”吗?难道“权”与“责”不是一回事儿吗?
     
      区区一个调查权,又何谈、奢谈什么“惩戒与教育”、“宽”与“严”呢?真是笑话!
     
      第六条 国家监察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加强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解读:
     
      请问:何为“本”?腐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区区一个调查机关,凭什么能够治本?
     
      区区一个调查权,又怎么能够妄议、妄想、妄图什么治理、问责、惩治呢?
     
      监察的对象分明是公职人员,监察的矛头根本就不直接指向国家权力,而是指向行使权力的人,那与“制约和监督权力”又有什么关系呢?
     
      监察机关难道还要肩负“教育”的使命和重担?我十分不解:这是法律主体的法律行为吗?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相当困惑:这是法律主体的法律行为吗?
     
      俗语:有贼心,却没贼胆。请看:是愿望受制于胆量,而不是相反--胆量受制于愿望。如果有贪腐的胆量,怎么可能没有贪腐的愿望呢?反之亦然,如果没有贪腐的胆量,自然也就打消了贪腐的愿望。是贪腐的胆量决定贪腐的愿望,而不是相反--贪腐的愿望决定贪腐的胆量。因此,“不想腐”绝对不是“不敢腐、不能腐”的递进高级境界。
     
      勇气与能力,是成就目标的两大条件。而愿望却不是成就目标的条件,而是设定目标的前提。如果没有愿望,勇气与能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敢腐”与“不能腐”,难分伯仲、不相上下。
     
      请再也不要将“不敢腐、不能腐”与“不想腐”此三者相提并论了。
     
      当然,这些表述都只是法外话题,只关涉思维逻辑而根本就与法律无关。
     
      本条规定的行文完全就是领导训话、工作报告的风格。纯属画蛇添足之举。
     
      第二章监察机关及其职责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
     
      解读:
     
      作为最高监察机关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其他种类的国家机关相比较,真是一种“土掉渣儿”的命名方式。冠以“国家”前缀,这在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命名中经常被采用,例如: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等等。现实中并没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人民政府、国家军事委员会、国家人民法院、国家人民检察院的命名。
     
      请注意:大多数种类的国家机关的命名中都有“人民”二字(例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奇葩的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除外)。这绝非巧合,明显是有意为之,是开国元勋们精心策划的产物。俱往矣!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诞生的新型国家机关的命名似乎又有了新思路、新套路。不过从结果上来看,实在是不敢恭维!
     
      有学者建议(李洪雷:《论我国监察机关的名与实》,《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可将监察机关命名为:人民监察院。先不论好看、好听与否,至少做到了成龙配套--与其他种类的国家机关的命名协调一致。仅从命名这一纯粹的技术细节角度来看,在下对此建议深以为然。应该为该学者点赞!中国还是有明白道理、事理之人的!十分遗憾:决策者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市,又可分为两级:设区的市(司局级)与不设区的市(县处级)。其实,还有一级--较大的市(副省级)。把市置于自治县之后,实在是大大的不妥。
     
      再请读者诸君参考一下《审计法》第八条的相关表述:“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两相对比,优劣立判。
     
      “设立监察委员会”,似应改为:设立相应级别的监察委员会。
     
      第八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解读: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确是出身高贵、血统纯正。
     
      “主任”,似应改为:主任一人。
     
      “若干”,这两个字的力量确实十分强大。因为数量不明、上不封顶。不论设置多少,都肯定不违法。
     
      “选举”,候选人如何产生?
     
      “提请”,人选能否被否决?
     
      “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表现难道仅仅就是“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一个人吗?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其他组成人员(即副主任、委员)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的。那么似乎应该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既然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委员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的,那么能否因此而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产生”的呢?或者:国家监察委员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产生”的呢?第四款的规定也恰恰引证了这一点:“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前言(即第一款表述)不搭后语(即第二款表述),这是不是有点儿小尴尬呢?
     
      请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出缺或不能胜任,该当如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大会”,是一种组织、是一种国家机关,存在“任期”的问题吗?难道“任期”不应该是针对人员而言的吗?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由此观之,并不禁止断续任职超过两届。
     
      请注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是标准的拥有监督权的监督机关。可问题是:监督什么?怎么监督?
     
      十分好奇:国家监察委员会或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到底是什么级别?从中国《宪法》的架构和惯例来看,有可能是副国级。在此之前的六种国家机关最高首长的级别略有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是正国级。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则都是副国级。为什么同为、都是《宪法》设置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最高首长,其级别却有所不同呢?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问题。
     
      从各种国家机关最高首长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即可推测出该国家机关或该国家机关最高首长的级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任职者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职者居然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本届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任职者也没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否挂有“国家”二字的头衔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是:监察委员会是七种国家机关之一种,因此国家监察委员会或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级别应该不会低于副国级。
     
      第九条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解读: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我很困惑:乡镇一级的公职人员到底应该由谁或什么机关来监察呢?因为乡镇一级并没有设置监察机关。我希望答案不会是:由县级监察机关来监察,因为乡镇隶属于县。这一答案明显荒唐,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去理解的话,那么全国只需设置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就足够了,因为其辖区是全国,自然也就把全国所有公职人员都监察了,因此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根本就不需要设置。
     
      拜托,请给出一个高明的答案。
     
      由此观之:监察机关首长的任期限制仅限于最高级别--国家监察委员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均没有任期限制。
     
      上一级监察委员会也“监督”下一级监察委员会。请注意:这里的“监督”明显不应该是监察机关的本职工作--监察--针对公职人员而言,而应该是针对下一级监察机关的全面工作而言。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与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有何不同?
     
      国家监察委员会只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而无需(实际上是没有)接受上一级监察机关的监督。开个玩笑:只有一个“婆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被模糊的认为是一个主体,尽管它们的的确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
     
      “人大”的监督,该不会仅限于罢免自己“产生”的各位领导吧?
     
      没有明确、细致规范的“监督”,仅仅就是口号。
     
      第十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解读:
     
      如果不需要“负责”的话(“负责”关系只发生在上下紧邻的两级之间),那么拒绝被“领导”又能奈其何?
     
      跨级“领导”,实属大忌。
     
      第十一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解读:
     
      “监督、调查、处置”,不难看出:“监督”是虚的,而“调查、处置”则是实的。“监督”,不仅是监察的实质、本质,而且其实就是监察的另类表达。“调查、处置”只不过就是“监督”的具体表现形式罢了。因此,这一表述,实属不当。如果非要设置一种与“调查”相区别的职权,可将第一项中的“监督检查”改为:检查,并取代“监督”一词。
     
      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出现了“处置”!!!!!!!!!
     
      如果只有“调查”权、“检查”权而没有“处置”权的话,那么所谓的监察权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本法第三条“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表述,严重不当!!!
     
      事关监察权的本质和内容从而地位极其重要的第三条的表述必须重写。
     
      “教育”,这根本就不是法律行为,当属隔靴搔痒。法律也好、权力也罢,似乎都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还是算了吧!还是免了吧!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只不过就是“依法履职”的具体表现罢了。此三者不宜处于并列地位。
     
      此外,“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的表述,也似乎欠妥。监督检查的对象当然应该是中性的,当然不应该添加任何价值判断。因此,“依法”、“秉公”和“廉洁”,如此美妙动听的修饰词汇纯属画蛇添足。既然都已经“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了,那还监督检查个屁呀!
     
      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这到底要意欲何为呀?这到底是关乎“职务违法”呀,还是关乎“职务犯罪”呀?这到底是关乎“廉政”呀,还是关乎“腐败”呀?法律与道德,难道不应该有所区别吗?
     
      怎么聊着聊着,您就跑题儿了。
     
      综上,第一项,似应改为:对公职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检查。
     
      中国法律起草者的能力着实堪忧:在该凝练之处,废话连篇;而在该详尽之处,却又惜墨如金。
     
      请问: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犯罪(实在抱歉!本人心有所属、无暇旁顾,对现行《刑法》的具体规定相当生疏,不能确定、不敢相信“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行为是否入罪、罪名为何。这两个文学色彩浓重的词汇,似乎不宜出现在法律之中)进行“调查”,到底与刑事“侦查”是何关系???如此重大问题,本法不应回避!!!!!!!!!
     
      “政务处分”,够新潮、够时髦!拜托,请立法者名词解释。与行政处分是何关系?要命的问题是:有没有与“政务处分”相匹配、相搭调的法律规范?在本法中率先启用的新颖名词,该不会是一马当先、一骑绝尘,把友邻部队、兄弟法律甩出去几条街吧?那可怎么具体适用呀?
     
      “问责”,到底是什么东西、“神马”玩意儿?拜托立法者进行名词解释。倒要请教:“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是否属于“违法”?所谓的“问责”是不是针对领导人员而言在“政务处分”之外的法律责任?
     
      “移送”,终于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原来“调查”与“侦查”注定具有前世姻缘!!!!!!!!!
     
      所谓的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就是:提供线索、输送炮弹。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二者似乎不应该、没理由被置于并驾齐驱的地位。
     
      “监察建议”,又应该名词解释。性质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前提条件是什么?换言之:针对什么情况下的什么主体(请参看本项前三种情况)需要作出什么“监察建议”?这似乎不应该是终点吧?后续是什么?其最终结果该不会是所谓的“政务处分”吗?
     
      “提出监察建议”,能够算是“处置”权的表现吗?应该与前三种情况相提并论吗?
     
      第十二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对派驻或者派出它的监察委员会负责。
     
      解读: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政党呢?这算不算是党派歧视呢?由此观之,在“中国共产党机关”中,一定会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而在其他政党的机关中是否也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就不得而知了。
     
      倒要请教: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同级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到底是哪一级、叫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否已经“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了呢?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这一表述实属不当。在行政法学领域里,分别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这两个概念。但是,却绝对没有法律法规委托的组织这样的概念(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概念)。委托法律关系,一定要有委托人,一定要明示委托人,而这一表述却“隐匿”了委托主体。法律法规肯定不是主体,法律法规可以进行授权,但却万万不可能进行委托。在“授权”与“委托”之间使用“或者”进行连接,实属荒唐可笑。
     
      基本法理: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公法主体;而受公法主体委托的组织,则肯定不是公法主体。顺理成章,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工作人员可以是公职人员,而受公法主体委托的组织的工作人员则肯定不是公职人员。
     
      本法起草者的法学功力实在单薄。
     
      此外,“本级”“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到底是哪一级呀?难道它们都是按照“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级别相应设置的吗?
     
      “行政区域”,这只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主体概念。那又如何“派驻或者派出”呢?
     
      “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如何理解?1.向上述各种主体“派出”监察专员,如果是为了进行监察、开展工作,那么合情合理;2.向上述各种主体“派驻”监察专员,这明显是长期打算、扎根下去的节奏呀。这不仅有碍上述各种主体正常运转,也有悖“独立行使监察权”原则的贯彻落实;3.向上述各种主体“派驻”监察机构与“派出”监察机构,并没有本质区别。把一个国家机构(国家机关的下设机构)设置在其他主体之中,这不是潜伏或卧底,而根本就是掺沙子或乱搅局。荒唐至极!
     
      拜托,“监察专员”能够用“它”来指代吗?
     
      敢问:中国各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各级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到底有多少个?姑且仅计算县级以上(因为监察机关最低设置在县级,但是,监察对象却不应该仅限于供职于县级以上机关、单位的公职人员)的各级上述机关、组织、单位、区域、企业等,到底有多少个?
     
      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对这样的设问难以准确、精确回答。针对第二个问题,只能是约略估计:如果相当克制和保守的话,大约应该在数十万之众。我自信:虽不中,不远矣。
     
      如果每一个上述机关、组织、单位、区域、企业等只派驻或者派出监察专员一人的话,那么中国的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非要死乞白赖、死皮赖脸的跑到人家单位去赖着不走呢?难道是想全程跟踪、实时监控吗?可问题是:人手够用吗?忙得过来吗?
     
      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排便、做爱,确实会使人产生心理障碍甚至行为障碍。
     
      还是应该文明一些、再文明一些。我坚信:就是不派驻、派出监察机构或派驻监察专员,而只是正常的派出监察人员,一样可以依法监察,同样能够出色、圆满的完成任务。
     
      立法者,您的气魄与您的智商,似乎有点儿不够匹配呀。
     
      第十三条 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
     
      解读:
     
      “授权”,这到底是谁的授权?还是什么的授权?烦请明确交代清楚。
     
      拜托,这到底是向谁“提出监察建议”呀?是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还是向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的监察机关?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一个看似奇怪的问题呢?理由如下: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只是行使监察权的行为主体,而不是法律责任主体。监察行为的法律责任主体一定是监察机关,而一定不是其所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因此,结论很清晰: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只拥有监察建议权,而不拥有监察决定权。此处的“授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结论。
     
      这条规定有悖法理,莫名其妙。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监察官制度,依法确定监察官的等级设置、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
     
      解读:
     
      “监察官”,需要名词解释。
     
      “依法”,真是不好意思:法在何处?
     
      《监察官法》,何在?何时能够存在?
     
      真敢往上招呼呀!这明显是签发“空头支票”的节奏呀!这不是商业欺诈,而是立法忽悠。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人民怎么看?
     
      “国家实行监察官制度”,至少也应该改为:国家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实行监察官制度。
     
      这样的表述,真诚,倒是足够真诚;只是,如此立法,也太不像话、也太不像样了吧。
     
      第三章监察范围和管辖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解读:
     
      “有关人员”,应该名词解释。到底是与什么“有关”呀?与履行公职是否有关?
     
      怎么突然之间又冒出来了“有关人员”呢?这明显与本法第三条的表述不一致呀!为什么非要自己跟自己拌蒜呢?为什么非要反反复复拉抽屉呢?这又何必呢?这又何苦呢?前后一致、自我和谐,这分明是分分钟即可搞定的小事情,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
     
      立法,可不是小孩子玩儿过家家的游戏。
     
      事关监察权的本质和内容从而地位极其重要的第三条的表述必须再次重写。
     
      由此观之:在“下列”人员中,并不都是公职人员。这一结论,至关重要,切切注意!!!!!!!!!
     
      “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如此表述的最大好处就是:对该条所列各种人员不做明确划分,到底什么人员是公职人员,什么人员是有关人员,无需一一指出。反正不是公职人员,就是有关人员;不是有关人员,就是公职人员。
     
      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中国共产党机关”,敢问:这是法律术语吗?具有法人资格吗?符合法人条件吗?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拜托,请问:人民代表大会有自己独立的机关吗?难道“其常务委员会”不恰恰就是其常设机关吗?不设常务委员会的乡镇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有自己独立的机关吗?
     
      “人民政府”,拜托,政府可不等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包括政府和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换言之:政府与其所属工作部门,可不是同一个法律主体。只有政府,而没有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监察委员会”,乖乖,这明显是自己也要、非要监督自己的节奏呀!但这却未必就真正做到了全覆盖、无死角。请往下看:
     
      国家主席(既是国家机关,也是工作岗位),似乎也有、也是公职人员吧?难道不应该被囊括其中吗?
     
      中央军事委员会,似乎也有公职人员吧?难道不应该被囊括其中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奇怪!为什么其他主体均未出现“各级”字样,唯独只有“政协”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呢?
     
      本法立法者的头脑那可是相当诡异呀。
     
      “公务员”与“公职人员”,到底是何关系?当然应该分别名词解释。
     
      本条第一项规定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公务员法》的“背书”条款--对公务员的种类和范围进行了具体列示,《公务员法》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终于由本法给弥补了。在中国的法律家族中,本法的地位高于《公务员法》。
     
      换言之:公务员出自“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尽管其中有一些机关(如:中国共产党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根本就不是国家机关。
     
      中国的法律,不讲法理,只有王八的屁股--龟腚(规定)。俗语:板儿砖破武术。现实则是:规定胜法理。
     
      没有法理的法律,不知其可!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这简直就是中国法律的开拓进取、锐意创新之举!现有法律不仅不能够对这一奇葩表达进行合理界定,而且居然也没有给出明确列示。中国法律就擅长开展猜谜语、藏猫猫的游戏。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这一表述是正确的。而本法第十二条的表述“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则是错误的。理由参见本法第十二条的解读。
     
      立法者,您可真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呀!
     
      我就纳闷了:本法的起草者是不是一拨儿人呀?在最后定稿的时候,难道也不审查一下吗?互不和谐的表述,就摆在那里,就敢交差了吗?
     
      “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其中的“依法”二字,十分重要,明显排斥、排除了依意委托--依据自己意志的委托。
     
      “公务”,也需名词解释。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当然需要名词解释。国有企业,很难辨识;管理人员,需要界定。
     
      “公办”,需要名词解释。
     
      “管理”,需要名词解释。
     
      本人供职于“公办”教育机构,工作岗位是专任教师,应该被排除在“管理”人员之外,进而被排除在监察对象之外。本人与“腐败”无缘!本人从行政机关跳槽至高等学校,这就是不想腐,根本就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不敢腐、不能腐的可能性。
     
      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在干净做人与肮脏为鬼之间,我义无反顾、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前者。
     
      公务员,到底是人是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能真会有人不太清楚,但我却绝对门儿清。
     
      “公职”,需要名词解释。
     
      从第六项规定中的“其他”二字来看,根据简单的语义逻辑,可以直接推论:前五项所列人员均为“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这可就奇了怪了!敢情本条规定的都是“公职人员”呀!那“其他人员”都藏在哪儿呢?都长什么样儿呀?立法者,您在本条开始的时候,说的可是“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呀!然而“有关人员”却根本就没有明列。怎么说着说着,就把“其他人员”给弄丢了。这不是前言不搭后语吗?
     
      当然,还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解释:第六项的表述可能欠妥,但却并不能因此得出前五项所列人员均为公职人员的结论。换言之: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前半部分(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这样的组织是公法主体)所列人员均为公职人员;而第二项的后半部分(即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公法主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未必就一定是公职人员)以及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人员均为有关人员。
     
      这也许也是一种说得通的解释。
     
      与其说本法对“公职”范围的圈定(而不是概念的界定)可谓比天还大,还不如说中国公职人员的范围可谓比海还阔。这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对立法而言,只写(书写)而不解(解释),这只能算是半截子工程,而根本就不是产成品--合格的产品。
     
      本条规定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困惑!无尽的烦恼!
     
      第十六条 各级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管辖本辖区内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所涉监察事项。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监察机关之间对监察事项的管辖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监察机关确定。
     
      解读:
     
      毫无疑问,上级监察机关的辖区必定包含、包括下级监察机关的辖区,因此上级监察机关与下级监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就必定会发生交叉、重叠。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表述欠妥,似应改为: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既然是“可以”与“也可以”的关系,况且对“必要”又未进行明确界定,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区分,而应该统一表述为“可以”。因此,第二款应改为:监察机关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案件。
     
      “有争议的”,肯定不会是“监察事项的管辖”(道理很简单:因为监察事项的内容是法定的,不可能因此而发生争议),而应该是监察案件的管辖。也许,本条各处的“监察事项”,均应改为:监察案件。
     
      第十七条 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将其所管辖的监察事项指定下级监察机关管辖,也可以将下级监察机关有管辖权的监察事项指定给其他监察机关管辖。
     
      监察机关认为所管辖的监察事项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监察机关管辖的,可以报请上级监察机关管辖。
     
      解读:
     
      第一款的表述多有不当:1.“上级监察机关”,应改为:监察机关;2.“监察事项”,应改为:监察案件;3.“其他监察机关”,应改为:其他下级监察机关。
     
      第一款应改为:监察机关可以将其所管辖的监察案件指定下级监察机关管辖,也可以将下级监察机关有管辖权的监察案件指定给其他下级监察机关管辖。
     
      第二款中的“监察机关认为”,表述恰当,当然不应该表述为:下级监察机关认为。
     
      第二款中的“上级”,似有不妥,似应改为:上一级。理由:越级请示,那可是犯忌的。试问:县级监察机关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监察案件直接报请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吗?
     
      本法的起草者在遣词造句、文字拿捏方面,那绝对是相当的不过关。
     
      国家主席的工作地(可能也是居住地)据传是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南海。敢问:假设(注意:仅仅是假设)国家主席是监察对象的话,那么到底应该由哪一个监察委员会管辖呢?
     
      如果不对本法第十六条的“管理权限”进行名词解释或明确规定的话,那么有人有可能就会认为:北京市西城区监察委员会应该有管辖权,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也应该有管辖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更应该有管辖权了。
     
      如果在考试中遇到这道题,可真是苦煞、哭煞考生了。
     
      本法关于监察管辖的规定,实在是乱成了一锅粥:有下级的监察机关在管辖的问题上完全可以上下其手、随心所欲。
     
      第四章监察权限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督、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毁灭证据。
     
      解读:
     
      我晕!难道“监督”与“调查”此二者居然会是并列关系?难道监督权不应该包括调查权吗?难道调查权不应该是监督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吗?
     
      强烈建议:将“监督”改为--检查。
     
      看来,被调查的公职人员似乎、好像、也许是享有沉默权,无需“如实提供”相关证据。反倒是“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坦白交代”,不得保持沉默,否则严惩不贷。
     
      这不是在抓贼,而是在为难目击者:把你看到的都说出来,不然的话,老子(并非李聃)可就不客气了。
     
      保密或泄密,既可以是监察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如果是公务行为的话,那么就构成了监察机关的行为)。
     
      “伪造、隐匿或者毁灭证据”,性质恶劣,情节达到一定程度的,应该入罪。
     
      本条规定分别为不同主体设定义务,均与“监察权限”这一主题相去较远。
     
      第十九条 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
     
      解读:
     
      好一个“可能发生”!请问:对不可能或可能不发生职务违法的对象,是否也要进行监察呢?可能、不可能、可能不,此三者如何判断?标准何在?
     
      “可能发生”,这难道是要防患于未然的节奏吗?
     
      “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易生歧义,似可改为:对职务违法嫌疑人。
     
      “管理权限”,需要名词解释。为什么不是管辖权呢?
     
      “委托”,道理何在?会不会是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呀?
     
      “有关机关、人员”,这又是何方神圣、何许人也?
     
      执法权,能不能如此随意、随心所欲的礼让出去???
     
      “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表述欠妥,似应改为:与之进行谈话或者要求其说明情况。
     
      “谈话”,谈什么话?如果监察对象拒绝“谈话”的话,那又该当如何?
     
      “说明情况”,说明什么情况?如果监察对象拒绝“说明情况”的话,那又该当如何?
     
      第二十条 在调查过程中,对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要求其就涉嫌违法行为作出陈述,必要时向被调查人出具书面通知。
     
      对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问,要求其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情况。
     
      解读:
     
      “在调查过程中”,在此处为什么没有了“监督”(即:在监督、调查过程中)呢?
     
      上一条是“可能”与“监察对象”相搭配,本条却是“涉嫌”与“被调查人”相匹配,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能不能相互协调统一一下呀?
     
      不错!与“调查”相对应的,的确应该是“被调查人”。同理,与“监督”相对应的,的确应该是“被监督人”;与“处置”相对应的,的确应该是“被处置人”。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区分真的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区分;否则的话,似应统一称为--“监察对象”。
     
      “陈述”,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呀?
     
      必须明示--包括被调查人在内的所有监察对象到底是否享有沉默权。
     
      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利指控之人,应否自证其罪、自证其过,关于这一问题,全国所有法律(注意:是广义的法律)都应该口径统一、步调一致。
     
      社会发展到今天,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这就是法律文明程度的标尺。
     
      “必要时”,如何判断?标准何在?
     
      “书面通知”,拜托!通知什么呀?与之前的“要求”,到底是何关系?没有“通知”,能否“要求”?
     
      “讯问”,应该名词解释。与之前的“谈话”,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如实供述”,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呀?
     
      犯罪嫌疑人,似乎应该享有沉默权吧???
     
      第二十一条 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
     
      解读:
     
      “询问”,应该名词解释。
     
      “证人”,也应该名词解释。这顶帽子是不是可以随便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呢?
     
      “等人员”,更应该名词解释。该不会把所有的人都给“等”进来吧?
     
      第二十二条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二)可能逃跑、自杀的;
     
      (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
     
      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留置场所的设置、管理和监督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解读:
     
      “严重职务违法”,需要名词解释。“严重”,标准何在?与“职务违法”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与“证据”,此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吗?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么还会有“事实”吗?
     
      “依法审批”,不好意思,在下愚钝:到底是依据什么法律的什么规定进行审批呀?“法”在何处?什么内容?“审批”,如何体现?是否示人?
     
      到底什么是“留置”?绝对需要法律的明确界定!!!其性质、本质到底是什么???与“拘留”到底是什么关系???看来,在这一问题上涉嫌严重违法与涉嫌犯罪是没有区别的。
     
      留置,在通常的语义、语境之下,其对象似乎应该是物,而不应该是人。
     
      拜托,留置就能够“进一步调查”“重要问题”了吗?请不要忘记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沉默权!
     
      “特定场所”,这也太高深莫测了吧?莫非是“世外桃源”或“天上人间”?当然需要名词解释。
     
      “案情重大、复杂”,标准何在?涉嫌违法的案情重大、复杂与涉嫌犯罪的案情重大、复杂,此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吗?能够笼而统之一概而论吗?由此观之:凡是涉及案情不重大、不复杂的监察对象,均不应该被留置。
     
      “可能”,如何判断?标准何在?
     
      本条规定共出现三次“可能”,到底是涉嫌(完成时),还是预判(将来时)?应该明确。
     
      “自杀”,难道是真的可以防止的吗?面对绝水绝食,难道还要“填鸭”吗?
     
      该条所述四种情形,均与“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没有必然联系。
     
      “行贿犯罪”,其当事人有可能不是公职人员;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公职人员。
     
      “共同职务犯罪”,其当事人有可能不都是公职人员;当然,也有可能就都是公职人员。
     
      “涉案人员”,语义含混,需要名词解释。请问:与案件当事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不是公职人员的时候,是不是监察对象?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有可能属于“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中的“有关人员”。为什么我说的是“也许”、“可能”呢?因为本法第十五条对“有关人员”的界定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如果按照上述理解来看的话,那么“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的这一表述,明显欠妥。似可改为:涉嫌职务犯罪的涉案非公职人员的有关人员。
     
      当然,还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理解:不是公职人员的“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不属于“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中的“有关人员”。换言之:“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完全有可能既不是公职人员,也不是有关人员。在此种情况下,“涉案人员”--不是监察对象的其他人员是否应该受本法调整呢?是否应该允许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呢?
     
      也许,这并不是是非问题。即使是是非问题,规定也可以碾压是非。
     
      “国家有关规定”,在哪儿呢?长啥样儿?请不要总是拿老百姓打镲、开涮!
     
      本法第二十四条有这样的规定:“监察机关进行搜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经过联想(人类可万万不能失去联想),我相当困惑:监察机关在采取留置措施时,难道居然、竟然不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吗???难道能够独自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吗???我就纳闷了:难道留置比搜查会更易于实施吗???我想除了立法者,大家都不会把留置看成是一件轻描淡写、轻而易举的事情吧。
     
      留置,是监察机关的终极杀手锏。
     
      行文匆匆,差一点儿就忘了问了:留置的法定期限到底是多长时间呀?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冻结,予以退还。
     
      解读:
     
      “工作需要”,多么轻描淡写。需要什么呀?
     
      “依照规定”,多么举重若轻。什么规定呀?
     
      监察对象明明是“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怎么突然之间又冒出来什么“涉案单位”呢?也许,这一条的“涉案单位”与上一条的“涉案人员”的性质是一样的:虽然不是监察对象,但却仍然要受本法调整。
     
      “查询、冻结”,前提是实名制(单独所有或共同所有)和不在涉案人员的直接控制之下(涉案人员持有的不记名债券就不在此列)。否则无法查询、冻结。
     
      有太多的贪官污吏把巨额非法财产以现金、实物的方式隐藏了起来,根本就无法“查询、冻结”。
     
      还有太多的贪官污吏把巨额非法财产转移至其非“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身份的子女(或其他亲密关系人)名下,更是无从“查询、冻结”。
     
      哇塞!!!所谓的反腐倡廉,其产生的结果该不会就是一场又一场紧紧张张的“藏宝游戏”或者一次又一次忙忙碌碌的“更名工程”吧???
     
      请千万不要理解错误(估计还不至于看错):“涉案单位和个人”与“有关单位和个人”,可完全是两码事儿!前者是执法对象,而后者则是配合主体。
     
      “查明后三日”,问题是:“查明”需要多长时间呀?不规定至关重要的权力行为(即查明)的期限,而只规定明显次要的权力行为(即解冻)的期限,这简直就是“逗你玩儿”的节奏呀!
     
      “解除冻结,予以退还”,难道这就算是完事大吉了吗?敢情是错了白错呀!请问:能否也偷了白偷(偷盗被发现之后,退回赃款、赃物即可)呢?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在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并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等见证人在场。
     
      搜查女性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监察机关进行搜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解读:
     
      请务必注意:本条规定仅针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而不同时包括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
     
      “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这又很有可能(但却不必然)不属于监察对象--“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到底算不算是“涉案人员”呢?
     
      “搜查”,绝对需要法律的明确界定!!!搜查,事关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等特别重大的利益(当属“宪法性”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请联想西方著名的法谚:我的小木屋,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却不能进--非请莫入),法律必须极其严格、细致的予以规范,而且不容其他规范染指--法律绝对保留事项。
     
      留置、搜查,仅看此两项“逆天”的权力,即可辗转推测监察之中的“调查”,到底是何等性质。
     
      “搜查证”,绝对需要名词解释。搜查证到底是按照什么程序如何生成的?如此重大问题,怎么能够避而不谈呢?
     
      “等见证人”,需要名词解释。该不会把所有人、任意人都给“等”进去了吧?随便找个人当“托儿”(即充任“见证人”),行吗?
     
      请问:如果没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等见证人在场,能否偷偷摸摸、静静悄悄进行搜查?这应该是多余一问,答案当然应该是--NO。
     
      请问:搜查男性身体,是否也可以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呢?至少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哇塞!那种感觉一定倍儿爽!某些人可能已经想入非非了。
     
      需要公安机关“配合”或“协助”,由此观之,搜查极有可能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用以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采取调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收集原物原件,会同持有人或者保管人、见证人,当面逐一拍照、登记、编号,开列清单,由在场人员当场核对、签名,并将清单副本交财物、文件的持有人或者保管人。
     
      对调取、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监察机关应当设立专用账户、专门场所,确定专门人员妥善保管,严格履行交接、调取手续,定期对账核实,不得毁损或者用于其他目的。对价值不明物品应当及时鉴定,专门封存保管。
     
      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
     
      解读:
     
      “调取”,其行为性质也应该属于强制措施,因此的确应该与“查封、扣押”置于并列地位。尽管,《行政强制法》并没有明示这一行为。
     
      “用以证明”,画蛇添足,徒生歧义,应删去。
     
      “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表述欠妥,似可改为:财产、物品、信息等。
     
      “应当收集原物原件”,这应该是针对“调取”证据而言的,而根本无法与“查封、扣押”财物前后搭配。明显前言不搭后语,应删去。
     
      “会同”,主体是谁?该不会是“监察机关”吧?当然应该是调查人员。
     
      “持有人或者保管人”,需要名词解释。他们的的确确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物品、信息等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强制措施行为的对象应该是被调查人(或涉案单位、涉案人员),而不是他们(除非他们就是被调查人,那就应该直呼被调查人)。他们似乎也不宜被认定为“涉案人员”(除非他们与被调查人具有共同的违法或犯罪故意,那就应该直呼涉案人员)。监察法律关系的其中一方主体是被调查人,而不是他们。因此,在此处不应该出现他们,因为他们与强制措施行为没有根本的利害关系(也许会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果仅仅把他们视为见证人的话,那么“见证人”一词就已经将其涵盖在内了,也无需另行出现。此外,他们得到清单副本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他们是否可以将其转交给被调查人是不明确的、他们是否应该将其转交给被调查人是不清晰的。因此,将清单副本交给他们的执法行为是大有问题的。
     
      持有人或者保管人,在法律性质上,最多也就是见证人。因此,根本就无需单独表达。
     
      “在场人员”,表述失当,闲杂人等能够包括在内吗?应改为:调查人员、被调查人、见证人。
     
      采取本条所述强制措施,未必非有被调查人在场方可进行。例如:查询、冻结某类资产,就肯定无需当事人在场。法律对采取一般的强制措施(非针对人身、住宅等对象,不包括留置、搜查等)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有见证人在场,并应该尽快(须有明确时间规范)通知被调查人。
     
      当事人不在场,应该是情势所致,而不应该是有意为之。
     
      第一款,似可改为: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产、物品、信息等。采取调取、查封、扣押措施,应该拍照、编号、登记,开列清单,由调查人员、被调查人、见证人当场核对、签名,并将清单副本交被调查人。
     
      如果被调查人不在场,应该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被调查人。
     
      第二款的表述--“对调取、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明显遗漏了“电子数据等信息”。实属不当。
     
      “调取手续”,与之前的作为强制措施的“调取”发生了表达撞车,似有不妥。可改为:取用手续。
     
      “定期对账核实”,这明显是要打“持久战”的节奏呀!敢问: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限是多长时间?可以肯定的是:监察机关不受《行政强制法》的调整。监察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在《宪法》中,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被置于并列地位。
     
      拜托立法者,麻烦您就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给全体国民一个准信儿。
     
      对价值不明的物品进行鉴定,目的应该是估值。估值的前提是确定物品与案件有关。估值的目的应该是确定涉案金额。确定涉案金额的前提是确定嫌疑人构成违法犯罪。在没有确定物品是否与案件有关和没有确定嫌疑人是否构成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请先不要着急忙慌去“及时鉴定”。
     
      鉴定完毕,却要退还。这算怎么回事儿呀?算不算是免费鉴定服务呢?
     
      如果“价值不明”的物品经过鉴定的结论不是价值不菲而是不名一文的话,那么是否还需要“专门封存保管”呢?
     
      请问:解除强制措施(如冻结、调取、查封、扣押等等),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朴实无华的“予以退还”就算是完事大吉、一了百了了?能够对与案件无关的财产、物品、信息采取强制措施吗?能够对不构成违法犯罪的嫌疑人的财产、物品、信息采取强制措施吗?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应该!如果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当然还要包括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如留置),当然是违法无疑的。如果违法了,仅仅“予以退还”是绝对不够的。俗语:请神容易,送神难。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那可是真痛快、真过瘾;解除强制措施的时候,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那么方便了!解除强制措施就意味着采取强制措施行为违法!违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抓错了人,放了不就行了吗?扣错了物,还了不就行了吗?对不起,不行!真不行!!绝对不行!!!恰如窃贼偷了人家东西被发现擒获之后,仅仅如数退还是远远不行的一样。
     
      关于强制措施制度的法律构造,必须重建。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直接或者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资格的人员在调查人员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勘验检查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解读:
     
      “指派、聘请”,东拉西扯、绕来绕去,其本质该不会就是--委托吧?聘请的对象肯定是监察机关以外的人;指派的对象会不会也只能是监察机关以外的人呢?
     
      “专门知识、资格”,专哪一门?什么资格?
     
      立法者,请不要使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措辞。
     
      “具有专门知识、资格的人员”肯定不属于“调查人员”,那么究竟属于什么身份呢?
     
      “勘验检查”,绝对需要名词解释。应该明确是否属于强制措施。其结果--“笔录”,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客观结果,还是主观结果?还是兼而有之?其中的“检查”二字,似嫌多余,应改为:勘验。应该尽可能全程录像(国家应该为实现此目的创造条件)。
     
      由此观之: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的话,是不可以进行“勘验检查”的。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并且签名。
     
      解读:
     
      “案件”,终于浮出水面。本法第十六条的表达还是羞羞答答的“监察事项”。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原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表达为监察案件嘛!
     
      “专门性问题”,需要名词解释。何谓“专门”,有准谱儿吗?
     
      难道监察机关不能够“直接”进行鉴定吗?在这一方面,为什么与上一条的表述不一致呢?
     
      “鉴定”,绝对需要名词解释。毫无疑问:鉴定,肯定不是强制措施。
     
      “鉴定人”,只能是自然人吗?难道不可以是、难道不应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吗?是否需要具备法定资质呢?
     
      上一条是“具有专门知识、资格的人员”,而本条则是“有专门知识的人”;上一条是“签名或者盖章”,而本条则是“签名”。如此区别,奥妙何在?
     
      愚以为:无他,唯不落窠臼、异彩纷呈尔。本法的起草者该不会是文学专业人士吧?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调查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批准决定应当明确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解读:
     
      “重大”,应该解释说明。
     
      “需要”,应该解释说明。
     
      “严格的批准手续”,应该有所规范。
     
      “技术调查措施”,绝对应该名词解释。会不会对相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呢?是不是强制措施呢?
     
      “规定”,应该名词解释。
     
      “有关机关”,应该名词解释。
     
      第一款内容明显不是法律规定,而是领导训话、政策宣讲!几乎每一个词语的含义都是模糊不清的。
     
      “技术调查措施的种类”,拜托,都有哪些种类呀?请给公众扫扫盲,好让大家开开眼。
     
      好一个“每次”!不难看出:只要是经过批准,有效期就可以无限延长。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呀!
     
      本条规定明确设定了公法行为期限,我刚想为立法者点赞(因为这样的内容在本法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是,往后一看,我又被可以无限延长的任性规定给惊呆了、吓傻了!
     
      如果无人认为“不需要”,并且没有“及时解除”,那又该当如何呢?
     
      第二十九条 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通缉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监察机关决定。
     
      解读:
     
      “通缉”决定,需要名词解释。
     
      “通缉”决定与“通缉令”,明显不妥。
     
      监察机关的通缉决定,公安机关必须执行吗?
     
      “公安机关”,到底是哪一级或哪一个呀?
     
      “追捕”,应该名词解释。我相当怀疑:这是法言法语吗?几十年前,儿时有一部热映的日本电影,片名就是《追捕》(由著名演员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主演)。
     
      “有权决定的上级监察机关”,是指有权在相应行政区域内作出决定的上级监察机关。
     
      “通缉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负责“追捕”的公安机关,是哪一级或哪一个呀?
     
      跨省“追捕”,屡见不鲜。
     
      第三十条 监察机关为防止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逃匿境外,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由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解读:
     
      “相关人员”,明显不同于“被调查人”--“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而且似乎也应该不同于“涉案人员”(否则的话,就应该直呼涉案人员),应该名词解释。到底是与什么“相关”呀?如果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能够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吗?如果是违法犯罪嫌疑人,监察机关能够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吗?监察机关的执法对象,又一次扩展了。
     
      与通缉的情况一样,监察机关的行为仅限于作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决定。
     
      “限制出境措施”,如果被限制对象有出境行为,则会受到作用(如果是非法的偷渡行为,是否受到作用则不可知);如果被限制对象没有出境行为,则不会受到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公安机关就是监察机关的“拐棍儿”,二者很难分离--恰似两种经常结伴而行的动物(不用我提示,大家都懂的)一样。后者对前者具有极强的依赖性,甚至已经达到难以自立的程度了。
     
      监察机关,明显先天不足、畸形变态。这在所有种类的国家机关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十一条 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一)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
     
      (二)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三)积极退赃,减少损失的;
     
      (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
     
      解读:
     
      “认罪认罚”,一看便知:这是某些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口头禅、口头语儿。问题是: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样的话?请搞搞清楚:刑罚,那可是只有法官“大人”的“金口玉言”才能够决定的事情。
     
      “领导人员”,应该名词解释。与“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是何关系?
     
      “集体研究”,应该名词解释。是不是民主决策、投票表决?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请问:监察机关到底是奉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奉行民主表决制?还是其他?本法对此当然应该交代清楚。
     
      实在是不好意思!倒要请教:检察机关自己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处罚”的权力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监察机关向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俗语:皇上不急,太监急。这刚哪儿到哪儿呀?轮得到监察机关为犯罪嫌疑人的前途命运操心劳神吗?
     
      嗨!我顿悟!这一条款就是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作注脚、作背书之用的--给普天之下所有职务犯罪嫌疑人吃一颗定心丸:坦白交代,会有好处,还不速速招来。明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案件的最开始阶段--调查阶段就要积极配合,以便达到降低监察工作难度的效果。
     
      “自动投案”,似乎没有被动投案。似应改为:投案自首。
     
      “真诚悔罪悔过”,在投案自首的映衬之下,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呀。忏悔与否,并不重要;坦白与否,才是关键。
     
      “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其本质就是自首。
     
      既然是“涉嫌职务犯罪”,那么“违法犯罪行为”这一表达就显得不够妥当了,似应改为:犯罪行为。
     
      疑问:对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行为是否还需要、还有必要“如实供述”?犯罪嫌疑人就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行为的自我供述是否成为了多余?在确认沉默权的背景之下,零口供也可以定罪量刑。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证据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些证据独立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存在,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为印证也应该能够成立。因此,本条第二项的表述是完全说得通的。
     
      能否得出结论:沉默是权利,张口有福利。当然,张口不能胡说八道、虚假陈述。
     
      “退赃”,其前提一定是相应的赃款、赃物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也不知道但很想知道:在整体而非个案上,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赃款、赃物与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赃款、赃物的比例大致是多少?
     
      “损失”,抱歉,请教一下:是谁的损失?
     
      受贿案件,需要“退赃”(退还给行贿人)吗?到底是谁受损失了?
     
      “重大立功表现”,需要名词解释。都已经失去自由、成为犯罪嫌疑人了,居然还“立功”了,看这意思,还一定会受奖呀。该不会是“五一”劳动奖章或“三八”红旗手吧?虽然戴罪之人可以立功,但是,那是需要用实际行动去建立真正功勋的。仅仅是以戴罪之身进行检举、揭发等,这些似乎都与“立功”无关吧?难道这不是在玷污“立功”吗?
     
      请不要将从宽情节与“立功”混为一谈。
     
      “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我晕!这与对犯罪嫌疑人“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有丝毫关系吗?这算不算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呀?
     
      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给予“处罚”、给予什么“处罚”,这似乎应该是法院的职权,而不是检察院的职权。监察机关“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这明显是找错了庙门。
     
      同样荒唐可笑的是: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居然也会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这一次庙门虽然是找对了,但是,祷告却说错了。这分明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曰:委托代理人)的职责所在和工作内容,怎么可能要烦请控诉人--检察院去代劳呢?检察院的职责是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名成立,而不是以正义代言人的身份去悲天悯人。
     
      正确的做法显然是:由法律(当然应该是《刑法》)明示“从宽处罚”的情形,在法庭之上,由犯罪嫌疑人或其辩护人依据法律和事实积极主张。
     
      总是抢着把别人的台词都给说了,这可并不是一个好演员。
     
      第三十二条 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揭发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助于调查其他案件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解读:
     
      “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结合下文来看(即“移送人民检察院”),似应改为: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这样的人员也是犯罪嫌疑人。然而职务违法的涉案人员则肯定不应该移送检察院。
     
      如此硬伤,目不忍睹。
     
      “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应该不是“被调查人”(即“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而是涉嫌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的其他人员。让监察机关也给一勺烩了。
     
      “揭发”,其内容应该是:被调查人的“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的话,即使是“查证属实”(即没有栽赃、陷害、诬告),其价值也是零。这样才能够与上一条第二项的规定相一致、相吻合。
     
      “其他案件”,不好意思,请问:什么案件?什么性质的案件?该不会是离婚案件吧?
     
      狗咬狗、黑吃黑,其结果似乎不应该是一条狗得利或一方黑受益。中国的刑事政策就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或曰: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是一种多么扭曲、变态的人生哲学呀!
     
      中国的法律,不讲哲学,只求功效。
     
      第三十三条 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解读:
     
      拜托!各种“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那可是法官的职权,而不是本法的使命。本法的规定怎么能够取代法官的判断呢?
     
      监察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一种情况是办理职务违法案件,另一种情况是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这两种情况对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应该不加区别吗?
     
      怪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案件,“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为什么一定非要“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呢?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绝对不限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这一种情况。
     
      “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其中的“案件处置”,不知所云。似应改为: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
     
      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解读:
     
      “等国家机关”,这分明就是全部国家机关的意思嘛!具体列示部分国家机关的名称,纯属多余。问题是:如果是监察机关自己发现的话,似乎就不需要“移送”了吧?因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应改为:除了监察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
     
      “公职人员”,奇怪!为什么不包括“有关人员”?难道应该不包括“有关人员”吗?难道仅限于自己机关的“公职人员”吗?
     
      拜托,何谓“移送”?“移送”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可以是“问题线索”吗?可以是任意内容吗?
     
      十分遗憾,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况,监察机关只能“调查”,无权“处置”。
     
      “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其中的“一般”,不知应该如何理解?“为主调查”与“予以协助”,明显不妥。正确的做法显然应该是: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基本常识:监察机关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以外的其他案件。
     
      立法者,您可不应该逆天悖理呀!
     
      第五章监察程序
     
      第三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于报案或者举报,应当接受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对于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解读:
     
      “报案”与“举报”,应该分别名词解释。
     
      “接受”,与受理是什么关系?
     
      “有关规定”,在哪儿呢?长啥样儿?是否应该指名道姓、公之于众?
     
      “处理”,应该是针对程序而非实体而言的,其结果到底是什么呀?
     
      既然“不属于本机关管辖”,那为什么还要“接受”呢?
     
      对“移送”有异议,该当如何?对主管机关的“处理”(针对程序而非实体,即“移送”的结果而非案件的结果)有异议,又该当如何?
     
      “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其中的“主管机关”,含义模糊,易生歧义:既有可能是移送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主管监察的机关(而不可能是主管其他业务的机关)。此二者截然不同。结合移送的客体--管辖权来考虑的话,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其实,移送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制度设计。针对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不予受理(当然应该同时说明理由。也许无需为报案人或举报人开辟救济的途径)。
     
      助人为乐--为报案人或举报人指明方向,“雷锋”们可以为之。但是,国家机关却不应该以权力行为的方式为之。
     
      第三十六条 监察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工作,建立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调查、处置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设立相应的工作部门履行线索管理、监督检查、督促办理、统计分析等管理协调职能。
     
      解读:
     
      “问题线索处置”,完全可以在这一环节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调查部门和审理部门,根本就不可能对上游的问题线索处置部门进行制约。因此,出于对监察机关监督制约的考虑,应该赋予实名“报案”人或“举报”人对“问题线索处置”的结果提出异议的权利,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
     
      “审理”,审理什么呀?怎么审理呀?对于这个新颖词汇,应该给予解释。
     
      “协调”与“制约”,此二者相互矛盾,无法兼顾。
     
      “调查、处置工作”,难道不应该是“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三种工作吗?前后不一致,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全过程”,其中的“全”字,应该如何理解?
     
      “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各部门”与“线索管理、监督检查、督促办理、统计分析等”各部门,显然应该不是交叉重叠关系,而是并行不悖关系。
     
      “管理协调”与“监督管理”,此二者是一回事儿吗?
     
      监督监督,这可不是打字错误,而是本法立法者意欲建立的一种机制。可问题是:前一个监督与后一个监督能够是同一个主体吗?自己能够监督自己吗?
     
      监察机关的内设职能机构(如问题线索处置部门、调查部门、审理部门等),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影子”监督机构(如线索管理部门、监督检查部门、督促办理部门等),看似是双保险,实则是无用功。倒要请教:为什么不设计为三保险、四保险乃至N保险呢?难道保险越多就越保险吗?难道加上十把锁、安装十道门,就可以万无一失、永不被窃了吗?
     
      立法者明显有强迫症的倾向。
     
      第三十七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处置意见,履行审批手续,进行分类办理。线索处置情况应当定期汇总、通报,定期检查、抽查。
     
      解读:
     
      看来,在“问题线索”阶段,只能称“监察对象”,而不能称“被调查人”。
     
      “有关规定”,在哪儿呢?长啥样儿?是否应该指名道姓、公之于众?
     
      “提出处置意见”,明显只是一种内部行为,没有外部法律效力。“处置”,结果有哪些呢?请千万不要搞错:此处的“处置”对象是“问题线索”,而不是“监察对象”。
     
      “审批手续”,由谁来审批呀?应该明确都有哪些程序需要“履行审批手续”。
     
      “分类办理”,到底都有哪些种类呀?
     
      “通报”,向谁通报?
     
      “抽查”不过就是“检查”的一种方式罢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普查)。因此,此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检查、抽查”,谁来检查、抽查?会不会就是特别设立的“线索管理”部门呢?
     
      立法者,您这也太惜字如金、超级省略了。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写清楚呀?
     
      第三十八条 需要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审批程序,成立核查组。初步核实工作结束后,核查组应当撰写初步核实情况报告,提出处理建议。承办部门应当提出分类处理意见。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和分类处理意见报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
     
      解读:
     
      难道仅仅为了“初步核实”“问题线索”,就需要大动干戈--“成立核查组”吗?
     
      “依法”,法在何处?
     
      “审批程序”,与上一条的“审批手续”是何关系?
     
      “核查组”,到底是如何构成的?
     
      “核查组”与“承办部门”,应该分别名词解释。此二者到底是何关系?
     
      “处理建议”和“分类处理意见”,都是内部行为。
     
      “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应该成为“处理建议”的附件,而不应该单独与“分类处理意见”一起呈报审批。
     
      “主要负责人”,应该名词解释。是否就是首要负责人?
     
      “处置问题线索”,这是启动监察程序的源头,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关系重大。“核查组”、“承办部门”和“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这是从下至上的“清一色”的“一条龙”,缺乏外部制约监督,极易出现问题。
     
      办谁、还是不办谁,在最开始(甚至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中国的公职人员,不查,都是好官;一查,都是脏官!
     
      监察,全部的中心、重心都在于是否启动程序。
     
      至于监察的结果,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猜到:又折了一位。
     
      大家看得见的是: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大家看不见的是: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
     
      中国百姓一听说哪位贪官被法办了,直觉反应就是:这准是又得罪谁了。
     
      中国官场的那点儿烂事儿,中国人应该都心知肚明。
     
      既然是婊子,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要总是想着立牌坊的事情。真去立牌坊的婊子,不是好婊子。
     
      第三十九条 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
     
      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批准立案后,应当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调查方案,决定需要采取的调查措施。
     
      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并通报相关组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属,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解读:
     
      “规定”,到底是神马“规定”呀?是否应该指名道姓、公之于众?
     
      “核查组”与“承办部门”热热闹闹的忙了一个不可开交,敢情还没有“立案”呐。
     
      “立案”之后,“监察对象”便应改称“被调查人”。
     
      “立案”之后,“核查组”是否还继续存在。
     
      “依法”,法在何处?
     
      “专题会议”,应该名词解释。参加人都有谁呀?
     
      监察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那可是相当辛苦!每一个案件都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也不知道一个监察机关平均每年会办理多少案件?
     
      “立案调查决定”,难道“立案”的对象仅限于“调查”吗?难道不包括处置吗?似应改为:立案决定。
     
      “宣布”,为什么不是告知呢?
     
      区区一个“立案调查决定”,为什么要“宣布”、“通报”、“通知”和“发布”?道理何在?拜托!仅仅只是“涉嫌”,有必要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吗?难道就不怕打草惊蛇吗?
     
      第四十条 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解读:
     
      请问:是否需要成立--调查组?难道不应该成立调查组吗?请不要忘记:仅仅为了初步核实问题线索,本法就规定成立核查组。难道调查与核查相比较不是更加重要、更加复杂吗?思维应该具有连贯性。
     
      既然是“有无违法犯罪”尚未可知,那么又何来“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呢?
     
      这明显是违法推定或有罪推定的节奏呀!
     
      倒要请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算不算是经典的“威胁、引诱、欺骗”的策略、方式、方法呢?
     
      众所周知:“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如果没有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话,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很难举证,很难证明监察机关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事实”,并且“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有效的配套制度(例如:全程录像)作为支撑的话,那么也就只能算是口号式立法。
     
      在此处,也应该出现“有关规定”,是真实的“有关规定”,而不是虚假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 调查人员采取讯问、询问、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均应当依照规定出示证件,出具书面通知,由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料,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盖章。
     
      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
     
      解读:
     
      “出示证件”,这恐怕已经远远不够了吧!至少应该允许以拍照等方式留存调查人员的基本信息。惟其如此,被调查人才能够有条件、有可能实际行使核实身份、检举控告等权利。
     
      “书面通知”和“书面材料”,确实应该针对每一个(而不是每一种)“调查措施”。
     
      “相关人员”,语焉不详。需要进一步明确。
     
      “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是社会进步,也是重大、实质的立法进步。希望还能够落实成为执法进步。
     
      难道仅仅是为了“留存备查”吗?难道在刑事诉讼中不会被作为证据使用吗?
     
      第四十二条 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
     
      对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集体研究后按程序请示报告。
     
      解读:
     
      “调查方案”,仅仅是内部行为的产物,外人无从知晓,更无法监督。
     
      “重要事项”,需要名词解释。
     
      “集体研究”,都包括谁呀?
     
      “请示报告”,对象是谁呀?
     
      第四十三条 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级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
     
      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
     
      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解读:
     
      “领导人员”,应该名词解释。
     
      “集体研究决定”,到底是首长负责制,还是民主表决制?
     
      “批准”,是事前审查;而“备案”,则是事后审查。
     
      “三个月”,这还不够,还可以再延长“三个月”,为什么会这么长呢?办理监察案件的时限到底是多长时间呢?
     
      好一个“不当”,难道不应该是违法吗???难道“及时解除”就平安无事、完事大吉了吗?
     
      公安机关“配合”、“协助”监察机关,请问:执法主体到底是谁?执法依据到底是什么?
     
      由此观之:公安机关就是监察机关的“爪牙”、“鹰犬”和“拐棍儿”。
     
      第四十四条 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但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
     
      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
     
      解读:
     
      “有碍调查的情形”,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不及时通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十分遗憾,在此处恐难成立。
     
      试证之:
     
      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批准立案后,应当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调查方案,决定需要采取的调查措施。”
     
      也就是说:立案在先,采取调查措施(留置就是调查措施之一种)在后。
     
      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又规定:“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并通报相关组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属,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也就是说:在采取留置措施之前,被调查人已经获悉自己被立案调查了、相关组织(应该包括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已经了解被调查人被立案调查了。在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在采取留置措施之前,被调查人家属也已经知悉被调查人被立案调查了、社会公众也已经周知被调查人被立案调查了。
     
      在此种立法背景之下,可能毁灭、隐匿、伪造证据或者干扰证人作证、串供等有碍调查的情形如果真的要发生的话,那么早在被调查人和相关人员知晓被调查人被立案调查后就会发生了,而根本就不会等到接下来采取的留置措施之后才会发生。决定“有碍调查的情形”发生的关键性因素是被调查人和相关人员较早的知悉被调查人被立案调查,而不是被调查人和相关人员较晚的知悉被调查人被采取留置措施。
     
      担心“有碍调查的情形”因“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而出现,在此处明显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这一貌似合乎情理的规定,不能成立。
     
      证毕。
     
      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事关人身自由、事关重大权益,必须立即通知其家属!及时获得通知,是其家属必须得到保证、必须予以保障的特别重大权利!
     
      在这个事关基本人权的根本问题上,中国的法律不容半点闪失、不许丝毫差池。
     
      文明礼仪之邦,那可不是挂在嘴上说出来的。要看法律的表现,更要看实际行动。
     
      “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请问:“合理”的标准何在?
     
      “签名”,请注意:绝对没有--摁手印儿!!!
     
      阅看后拒绝签名,该当如何?
     
      并不是每一起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都会被宣判有罪吧!如果被留置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宣布无罪释放的话,那又该当如何收场呢?
     
      总不会是、怎么也不应该是黑不提、白不提吧???
     
      立法者,您这可是大大的偏颇了。当然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虽然法院是国家开办的,可是,法院恐怕也不敢随便胡乱裁判案件吧。
     
      就在公诉机关败诉之日,便是监察机关赔偿之时。
     
      第四十五条 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一)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三)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按照管理权限对其直接作出问责决定,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问责建议;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五)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等提出监察建议。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解读:
     
      “职务违法”,应该名词解释。特别是其中的“法”字,到底是何含义?如此重大问题,绝对不可闪烁其词、不清不楚。
     
      “情节较轻”,判断标准是什么?应该明示。
     
      “公职人员”,为什么不是“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难道不应该是“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吗?
     
      “管理权限”,应该名词解释。管理什么的权限?
     
      “委托”,是何方式?打个电话,能否委托?
     
      “有关机关、人员”,应该名词解释。
     
      “谈话提醒”,其中的“谈话”,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方式,而不是“处置”的方式。
     
      “责令检查”,其中的“检查”二字,易生歧义、似有不妥。似可改为:检讨。
     
      “诫勉”,语义含糊,与“批评教育”界限不清。
     
      第二项中的“违法”,难道不应该改为“职务违法”吗?难道“违法”与“职务违法”是同义的吗?
     
      “政务处分”,新颖名词。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行政处分并无任何区别。也许是为了避“行政”之讳或者不愿落入“行政”狭窄一隅的窠臼(毕竟公职人员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其实,实在多虑、大可不必。因为“行政处分”中的“行政”二字,并不是指行政权、行政法、行政机关、行政主体或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的意思,而是泛指管理的意思。
     
      “不正确履行职责”,其中的“不正确”,语义含混,置于此处似有不妥,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改为:违法履行职责。
     
      “负有责任”,此话怎讲?都已经“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了,那还有必要再明示“负有责任”吗?那不是不在话下的多余表述吗?结合上下文的表述,理应改为:负有领导责任。
     
      “问责”,拜托!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呀?还要请法律明确规范。
     
      有权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对问责建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又该当如何?
     
      是否“提起公诉”,那是检察院的职权,本法断然无权多嘴多舌!!!监察机关不论是“制作起诉意见书”,还是“移送”“案卷材料、证据”,这些只不过都是检察院“审查”的对象,至于到底是否应该“提起公诉”,完全由检察院依据法律、根据事实来定夺。
     
      “监察建议”,针对的主体是“监察对象所在单位”,请问:接受的主体到底是谁呀?这可不是多余一问--是“监察对象所在单位”,还是可以处理“监察对象所在单位”的机关?“监察建议”,具有“处置”的性质吗?
     
      “没有证据”,难道不应该还有证据不足、不实、无关、非法的情况吗?
     
      “撤销案件”,难道仅仅“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吗?难道不也应该通知被调查人吗?让我们重温一下本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摘抄):“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并通报相关组织。”立案需要“宣布”,难道销案就不需要通知了吗?
     
      诡异逻辑,匪夷所思!
     
      这不是“硬菜”,而是“硬伤”。
     
      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话,那么销案之时通知一下也就算完事儿了;如果采取了任何强制措施的话,那么销案之时通知一下恐怕就不能算完事儿了--仅仅解除强制措施,那可是远远不够的。
     
      善后事宜,本法缺失。
     
      第四十六条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违法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
     
      解读:
     
      对于财物,显然不能够单独处置。处置财物必然要依托于、依赖于处置与该财物相关的主体。如果不处置主体,则必不能处置与该主体相关的财物。
     
      “违法取得的财物”,似可改为:通过职务违法取得的财物。其前提是:已经确认职务违法成立。
     
      “没收”,显然是一种处置行为。但是,“追缴”,则显然不是一种处置行为,而只是处置行为之前的准备行为。
     
      “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不意味着已经实际控制了“违法取得的财物”。
     
      “随案移送”,其前提一定是已经实际控制了“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
     
      第四十七条 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
     
      解读:
     
      “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明显不当,似应改为: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决定对被调查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与“调查措施”,如何衔接?
     
      “补充核实”与“补充调查”,此二者是何关系?创生前者这一表达方式,似无必要。
     
      “必要”,标准何在?
     
      “自行补充侦查”与“补充调查”,此二者是何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1.“侦查”与“调查”,此二者是不是同质关系?2.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此二者的职责、职权是不是同质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会产生能否动摇本法根基的作用。
     
      “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请问:如果补充调查二次仍然达不到“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该当如何???
     
      立法者,这一次可又是大大的偏颇了!在理智之人的头脑之中,不可能只想着成功的结果,而遗忘了失败的可能。
     
      第二次“补充调查”的期限几何?
     
      真是超级幽默!既然都已经“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了,还要“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那岂不是枉然吗?那岂不是“找死”吗?
     
      立法者总是无端制造麻烦,总是让别人--自己跟自己较劲。疑似心理扭曲、变态。
     
      第四十八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被调查人逃匿或者死亡,有必要继续调查的,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应当继续调查并作出结论。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解读:
     
      “有必要”,需要客观标准。
     
      被调查人逃匿,当然可以“继续调查”,但却绝对不可能“作出结论”。明知被调查人已经死亡,居然还能“作出结论”,真乃天下第一法律奇观也!!!
     
      拜托!按照这一奇葩思路,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是否到庭并不重要、被告是否健在并不重要,只需径直开庭即可、只需缺席裁判即可。
     
      耳畔传来了依稀的声音……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如下: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的前副统帅,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请问:针对被调查人的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期限到底是多长时间呀?法律规定的针对财产的强制措施的最长期限到底是多长时间呀?
     
      在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领域里,无法借鉴诉讼资格转移理论来解决逃匿或死亡的被调查人的财产的处置问题。违法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不到案,就肯定无法得出其违法成立或犯罪成立的结论。主体不能被认定为违法或犯罪,其财产就肯定不能被认定为“违法所得”。“没收”,也就无从谈起。
     
      箴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定主体按照法定程序确认某个待决行为的性质,当然应该以该行为的主体的客观存在为基本前提。主体不存,如何确认。
     
      第四十九条 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监察对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核机关经审查,认定处理决定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解读:
     
      “监察对象”,难道不应该是“被调查人”吗?
     
      “涉及本人”,难道不应该是针对本人吗?
     
      “处理决定”,难道也包括“移送”决定吗?
     
      “复审”,应该名词解释。没有争议的是:复审决定应该不同于处理决定。“复审”,更应该明确规范,似乎应该由一套规则体系(类似情况例如:行政复议或二审诉讼)来支撑,而似乎不应该仅仅就是明示“复审”二字就算完事。
     
      “复审机关”,十分风趣、着实幽默!难道不就是“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它自己吗?如此表达,恐怕也无法达到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之目的。
     
      “复核”,应该名词解释。在性质上似乎不同于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本质是居中裁判,而“复核”则明显不是居中裁判)。倒要请教:复核的对象到底是处理决定呢,还是复审决定呢?“复核”,更应该明确规范,似乎应该由一套规则体系(类似情况例如:行政复议或二审诉讼)来支撑,而似乎不应该仅仅就是明示“复核”二字就算完事。
     
      “原处理决定”,请问:到底有几个“处理决定”呀?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处理决定”吗?那又何来什么“原”呢?
     
      “原处理机关”,请问:到底有几个“处理机关”呀?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处理机关”吗?那又何来什么“原”呢?
     
      请问:如果所谓的复审机关经审查,认定处理决定正确或者有错误,该当如何?
     
      再请问:如果复核机关经审查,认定处理决定正确,又该当如何?
     
      还要请问:如果复核机关经审查,认定复审决定正确或者有错误,又该当如何?
     
      立法者,您怎么总是不停的片面、偏颇呀!
     
      “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难道不应该是责令处理机关依法予以纠正吗?
     
      “及时”,到底是几时呀?麻烦您给个明确的期限。
     
      请所有人都看清楚:对于“处理决定”而言,没有司法救济!!!甚至也没有类似于行政复议性质的救济方式!转来转去,还是在监察机关内部绕圈子。
     
      倒要请教:如果对强制措施不服,又能怎样?能否救济?如何救济?
     
      如此监督,监督一方,乐不可支;被监督一方,却苦不堪言!!!
     
      中国的法律,需要文明一些、再文明一些。
     
      公法的神圣使命就是:规范权力(就本法而言,是指监察机关所拥有的权力),捍卫权利(就本法而言,是指监察对象所享有的权利)!
     
      监察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其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包括本法在内的所有中国法律的坚决捍卫!!!捍卫的表现之一就是:明确监督对象获得公开、透明、中立、公允救济的权利。
     
      监察,不是党卫军、特高科、克格勃、中情局、蓝衣社在行动。阳光下的执法,应该赋予执法对象阳光般的权利。
     
      立法者,请不要:监察障目,不见其他。
     
      第六章反腐败国际合作
     
      解读:
     
      “腐败”,绝对需要名词解释!
     
      必不能允许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非法律或非法学用语充斥、横行于法律之中。
     
      本章内容,可想而知。
     
      我想起了一句歌词:“你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瞒自己。”
     
      第五十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的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反腐败国际条约实施工作。
     
      解读:
     
      “统筹协调”,纯属扯淡用语。
     
      并非法律规定,不宜成为法条。
     
      第五十一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执法、引渡、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的移管、资产追回和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解读:
     
      “组织协调”,纯属扯淡用语。
     
      “有关方面”,需要名词解释。
     
      重大疑问:监察机关能够对其他种类的国家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吗?
     
      除了立法机关之外,其他国家机关能够对不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吗?
     
      第五十二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一)对于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逃匿到国(境)外,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通过开展境外追逃合作,追捕归案;
     
      (二)向赃款赃物所在国请求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
     
      (三)查询、监控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进出国(境)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在调查案件过程中设置防逃程序。
     
      解读:
     
      “督促”,具有何种法律效力?
     
      “重大”,需要明确标准。
     
      “比较确凿”,需要明确标准。
     
      忽而是“国(境)外”,忽而又是“境外”,请问: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赃款赃物”,请问:到底是涉嫌(未结案),还是已经定性(已结案)?
     
      “所在国”,难道不应该同时列示地区吗?似应改为:所在国家、地区。
     
      “监控”,需要名词解释。
     
      “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其中的“及其”二字,相当怪异!其含义应该是:和他(或她、它,也包括复数)的。置于此处,明显不当。应改为:及,或:和。
     
      “跨境”,为了协调一致,似应改为:跨国(境)。
     
      “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进出国(境)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其中的“和”字,明显不当。因为“跨境资金流动”,需要明确主体。因此,似应改为:公职人员或相关人员进出国(境)及其跨国(境)资金流动情况。
     
      “防逃程序”,需要名词解释。请问:到底是法定程序,还是意定程序?
     
      第七章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第五十三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
     
      解读:
     
      第二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拜托!乡镇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常务委员会。“本级监察委员会”,拜托!乡镇一级也不设监察机关。请看第三款的相关表述就是正确的。
     
      “专项工作报告”,到底是哪一项?还是每一项?
     
      “执法检查”,需要名词解释。其中的“执法”二字,应该明确了监察机关的机关性质--执法机关!!!
     
      重大困惑:难道不应该也听取和审议监察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吗?
     
      “提出询问或者质询”,其前提是:监察机关派人列席会议。
     
      在“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询问或者质询”之后,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结果的监督,还能够算是监督吗?
     
      中国式的监督,酷似演戏、作秀,够热闹、也够好玩儿。但也就剩下热闹和好玩儿了。
     
      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左明是当代中国最杰出、最优秀的向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或质询”的公民!!!
     
      第五十四条 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
     
      解读:
     
      “依法公开”,拜托,到底是什么法律呀?总该不会是作为行政法规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吧?行政法规恐怕还没有权力去调整监察机关吧?
     
      “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请问:此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清爽的办法就是分别名词解释。如果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话,那么如此表述当属不当。
     
      左明千呼万唤,《国家信息公开法》就是不出来。
     
      第五十五条 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解读:
     
      “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如果如此这般就可以起到监督作用的话,如果每一个国家机关都照此办理的话,那么所谓的监察机关岂不是就应该关门歇业了吗?
     
      拜托!逻辑,逻辑很重要!!!
     
      拜托!智商,智商很可贵!!!
     
      “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本法反复明示、强调: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内容限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遵守法律情况”,明显超出了这一范围。试问:不遵守《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的情况,是否也在监察之列?
     
      “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什么?什么干净?担当什么?全都是“法盲”用语。
     
      第五十六条 监察人员必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熟悉监察业务,具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和调查取证等能力,自觉接受监督。
     
      解读:
     
      “模范”,既很好听,也很好看。请问: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标准码?
     
      公职人员不贪污贿赂是遵守法律,请问:如何“模范”的不贪污贿赂?
     
      “政治素质”,需要名词解释。这样才能够使人明确目标。
     
      请问:监察人员如何才能够做到不“熟悉监察业务”、不具备调查取证能力?到底是能力出了问题,还是态度出了问题?
     
      “政策”,需要名词解释。这是监察工作的工作工具或工作依据吗?
     
      第五十七条 对于监察人员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应当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应当登记备案。
     
      发现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未经批准接触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知情人应当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应当登记备案。
     
      解读:
     
      对于“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难道只需“登记备案”就算是完事儿了吗?
     
      “及时报告”,拜托,向谁报告?自然是向领导报告。如果相当不凑巧,“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监察人员恰好就是“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的领导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如果未“及时报告”,那又该当如何?
     
      拜托!立法不同于写小说、散文,请端正态度--严肃一点、严谨一些。
     
      “特定关系人”,应该名词解释。愚以为:应该是指与案件或案情具有特定关系之人,而不是指与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具有特定关系之人。当然,前者包含后者。
     
      “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其中的“及其”二字,明显不当。应改为:及,或:和。
     
      “接触”只是“交往”的诸多表现形式之一,怎可并列?
     
      好一个“知情人”,到底都包括什么人呀?可以、可能是任意人吗?他们有可能知晓接触/交往的情形,但却很难判断是否“未经批准”,怎可贸然“报告”呢?
     
      对身份难以确定的“知情人”,不问青红皂白科以“报告”的义务,妥否?
     
      第五十八条 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监察对象、检举人及其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监察对象或者检举人的近亲属的;
     
      (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
     
      (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四)有可能影响监察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的。
     
      解读:
     
      请问:如果“应当自行回避”而未“自行回避”,那又该当如何呢?不了了之吗?那么“应当”二字,岂不是放屁!!!
     
      “检举人”与“其他有关人员”,这些都是何方神圣?他们怎么会知道到底谁是监察人员?怎么会知道监察人员是否具有应该回避的情形?
     
      如果监察人员凑巧是“监察对象的近亲属”的话,那么监察对象是否会主动“要求”监察人员回避呢?
     
      如果监察人员凑巧是“检举人的近亲属”的话,那么检举人是否会主动“要求”监察人员回避呢?
     
      “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蹊跷!案件尚未正式展开,何来“担任过”?此外,证人是可以“担任”的吗?
     
      对比第一项与第三项,监察人员是监察对象或检举人的近亲属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包含于监察人员或其近亲属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之中了。换言之:第一项的表述,完全就是重复、多余的。
     
      第五十九条 监察机关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后,应当遵守脱密期管理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泄露相关秘密。
     
      监察人员辞职、退休三年内,不得从事与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
     
      解读:
     
      “涉密”,都涉及什么种类、性质的秘密呀?应该明示。
     
      “辞职、退休”与“离岗离职”,到底是何关系?
     
      请问:如果是辞退、开除等情况的话,是否就可以不受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约束?
     
      “与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请问:与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的职业,到底都包括什么职业呀?再请问:监察和司法工作,到底都存在什么利益呀?利益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呀?如果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利益的话,那又怎么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呢?
     
      第六十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该机关申诉:
     
      (一)留置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的;
     
      (二)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的;
     
      (三)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不解除的;
     
      (四)贪污、挪用、私分、调换以及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诉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
     
      解读:
     
      “下列行为”,既有公务行为,也有个人行为。其法律责任主体既有监察机关,也有“其工作人员”。
     
      为什么只有“被调查人”,而没有“涉案人员”呢?
     
      “申诉”,应该名词解释。更应该明确规范,似乎应该由一套规则体系(类似情况例如:行政复议或二审诉讼)来支撑,而似乎不应该仅仅就是明示“申诉”二字就算完事。
     
      第一项与第三项,明显应该“合并同类项”,并且应该设置兜底字样--等。应改为:应该解除留置、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而不解除的。
     
      私分、调换(即“调包”,当然是以次换好、以劣换优,而不是相反),其实都仅仅只是贪污的变种表现。
     
      不予“受理申诉”,该当如何?
     
      “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难道不就是被申诉的监察机关或被申诉的监察人员所在的监察机关吗?
     
      请问:“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对被申诉的监察机关(其实就是自己对自己),能否“作出处理决定”?能够作出什么“处理决定”?对被申诉的监察人员,似乎可以“作出处理决定”?只是不知道能够作出什么“处理决定”?
     
      奇怪!“处理决定”,又不是针对申诉人作出的,申诉人为什么会“收到处理决定”呢?
     
      “复查”,应该名词解释。更应该明确规范,似乎应该由一套规则体系(类似情况例如:行政复议或二审诉讼)来支撑,而似乎不应该仅仅就是明示“复查”二字就算完事。
     
      如果被申诉的监察机关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话,那么申诉人应该向谁去“申请复查”呢?
     
      上一级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到底是针对哪一个行为作出的呢?是被申诉的对象的行为,还是被复查的对象的行为?
     
      “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请问:什么情况?是复查的情况吗?难道不应该是申诉的情况吗?纠正什么?是处理决定吗?难道不应该是责令下一级监察机关纠正“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吗?
     
      “及时”,到底是几时?
     
      忽而明确时限,忽而又模糊时限,立法者,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第六十一条 对调查工作结束后发现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监察人员严重违法的,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解读:
     
      “对调查工作结束后”,似应改为:在调查工作结束后。
     
      “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重大问题。因为在立案伊始,很多问题还都不甚清晰、还都有待查明。恰恰是随着调查的开展和深入,事实和证据才会逐渐凸显、明朗。只要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秉持依法而为,那么即使是证实了“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这一结果也很正常。
     
      “重大失误”,需要衡量标准。
     
      “严重违法”,为什么非要“严重”呢?
     
      “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似应改为: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
     
      “直接责任人员”,应该是指那些行为违法且违背命令而为或没有命令擅为的人员。凡是服从命令而为的人员,即使是行为违法也无需承担责任。
     
      “责任”,什么责任?
     
      本条规定莫名其妙!其本质、核心就是:违法的监察人员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这不仅是空洞的常识,也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
     
      这真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糊弄群众、搪塞百姓。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有关单位拒不执行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主管部门、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解读:
     
      难道监察机关会针对“有关单位”作出“处理决定”吗?我有点儿晕!监察对象难道不应该是“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最多再加上“涉案人员”)吗?嗨!您说我这个破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我怎么给忘了:本法第六十条就规定了监察机关可以对监察机关(自己对自己、上级对下级)作出“处理决定”。也不知道:监察机关到底算不算是“有关单位”?
     
      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年近五旬),记忆力大幅度衰减。为了找到一个记忆模糊的细节,不得不反反复复在数万字的海洋里去捞针。真是苦不堪言呀!
     
      并非多此一问:“有关单位”针对“处理决定”,到底是应该“执行”,还是应该履行?
     
      如果有“正当理由”的话,那么是不是就证明监察建议是无病呻吟、无的放矢呢?
     
      如果“其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消极不作为,那又该当如何呢?这戏可怎么唱下去呀??可怎么收场呀???
     
      看来,立法者严重低估了某些“主管部门、上级机关”不遵守法律的决心和能力。
     
      差点儿忘了问了:不会出现“有关单位”没有、不存在“主管部门、上级机关”的尴尬情况吧?
     
      “通报批评”,什么范围呀?
     
      “依法给予处理”,这也太“高、大、上”了吧!到底是依据什么法律、给予什么处理呀?
     
      第六十三条 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理:
     
      (一)不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拒绝、阻碍调查措施实施等拒不配合监察机关调查的;
     
      (二)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真相的;
     
      (三)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的;
     
      (五)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解读:
     
      好一个“有关人员”,到底是不是作为监察对象的“有关人员”呀?必须进行名词解释。否则的话,人们都不知道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到底是指谁。
     
      结合下文,这个“有关人员”的范围应该相当之广:至少包括“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涉案人员”。
     
      “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表述欠妥。此处的“主管部门、上级机关”,应该是针对“其所在单位”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其”而言的。似可改为:由其所在单位、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请问:到底应该由哪一个组织来管呀?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一下子有四个组织都可以管,恐怕其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去管吧。
     
      难道不应该由监察机关一家独揽大权吗?还有必要九龙治水、利益均沾吗?
     
      好一个“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拜托!这顶帽子的尺寸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儿?其牵涉面、打击面是不是也太广了一点儿?难道是包括所有的“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吗?信手拈来两例:1.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难道所有的干涉人员悉数在列?2.本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难道不予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的人员都包括在内?
     
      立法者,您的心也太宽了吧?您的手也太松了吧?
     
      “依法给予处理”,这也太“高、大、上”了吧!到底是依据什么法律、给予什么处理呀?
     
      第六十四条 监察对象对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或者监察人员进行报复陷害的;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监察对象的,依法给予处理。
     
      解读:
     
      “报复陷害”,到底是在监察活动之前、之中、之后哪一个阶段进行?
     
      打击伤害与“报复陷害”,在表现上、在结果上难以区分。其实,“报复陷害”者的“报复陷害”行为,完全就是不打自招、越描越黑,从一个方面坐实了、佐证了自己被控告、被检举、被证明的违法犯罪行为。
     
      当然,如果是“天下任我行”的监察对象,则肯定不会对开展“报复陷害”活动怀有任何忌惮之心。
     
      如果连监察人员甚至监察机关都能够给“一锅端”、“一勺烩”(就是全部拿下--反攻倒算的意思)了的监察对象,那么监察对其而言不过就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依法给予处理”,这也太“高、大、上”了吧!到底是依据什么法律、给予什么处理呀?
     
      第六十五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一)未经批准、授权处置问题线索,发现重大案情隐瞒不报,或者私自留存、处理涉案材料的;
     
      (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的;
     
      (三)违法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或者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举报人信息的;
     
      (四)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
     
      (五)违反规定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六)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
     
      (七)违反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的;
     
      (八)违反规定限制他人出境,或者不按规定解除出境限制的;
     
      (九)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解读:
     
      “未经批准、授权处置问题线索”,这当属擅权或越权行为。另有一问:如果行为人恰恰就是监察机关的行政首长或事实上的“批准、授权”者,而且是违法“处置问题线索”,那又该当如何呢?这算不算是法律漏洞呢?
     
      “发现重大案情隐瞒不报”,这到底是指该案案情,还是指该案案情之外的其他案情?难道此处的“重大案情”不应该改为重要证据吗?
     
      “留存”是“处理”的方式之一。
     
      第二项,似可改为:利用职权上的影响干预办案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案谋私的。
     
      “违法窃取、泄露”,其中的“违法”二字,似嫌多余。违法盗窃,十分滑稽。
     
      第三项,似可改为: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或者举报相关信息的。
     
      “诱供”,往往对当事人不产生直接的伤害。
     
      “规定”,在哪儿呢?长啥样儿?
     
      “办案安全事故”,应该名词解释。
     
      既然有“违反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违反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呢?明显不合情理呀。
     
      第八项,也是一种强制措施。关于强制措施,要么逐一列示,要么合并列示,要么概括列示。很遗憾,本法的表述完全是不伦不类、丢三落四。
     
      “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请问: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到底是否需要明确列示具体表现形式?明确列示具体表现形式到底是否具有价值和作用?不明确列示具体表现形式是否无关紧要、无碍适用?
     
      “依法给予处理”,这也太“高、大、上”了吧!到底是依据什么法律、给予什么处理呀?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解读:
     
      倒要请教:难道本章此前各条的“依法给予处理”,会不包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吗?
     
      但愿,所有的依法处理,都不是摆样子、假招子!
     
      第六十七条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解读:
     
      须知:行使职权的法律责任主体是监察机关,而不是“其工作人员”(仅仅是行使职权的行为主体)。因此在此场合下,“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改为:监察机关。
     
      纵览本章规定,本法的立法者真是特色鲜明、个性张扬,最经典的口头禅就是:“依法给予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开展监察工作,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制定具体规定。
     
      解读:
     
      难道其他机关、组织开展监察活动,就不需要制定相应的“具体规定”了吗?有没有搞错!该法与“具体规定”,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该条表述,不清不楚、不伦不类。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同时废止。
     
      解读:
     
      本法作为一部与《宪法》具有密切关系的基本法律,公布之日即为施行之时,似有不妥。
     
      乖乖!本法的内容根本就没有涵盖、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内容。《行政监察法》的核心立法目的可是“维护行政纪律”,然而本法却对行政纪律只字未提。这算不算是出现了监督真空呢?
     
      立法活动,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相邻关系和善后事宜呀?是不是不应该只是自顾自、爱谁谁的裸体狂奔呀?
     
      哈哈哈哈!笑煞某家!
     
      结语:
     
      本法是刚刚且频频修改的《宪法》的直接衍生产物。呱呱坠地的监察机关是对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六种国家机关格局的重大突破!
     
      《宪法》,这回还真需要烦请“他老人家”闪亮登场一下。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了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
     
      本次修宪,事体格外重大;这一修改,绝对非同小可!!!由此、自此,作为“新丁”的监察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成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七种国家机关之一。
     
      时隔三十六年,国家机关体系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次对中国公法学界产生惊天动地影响的变化。鄙人仅仅是被动接受此次震撼的一粒尘埃。
     
      基本公法常识:没有组织法依据的国家机关,不是合法的国家机关。
     
      毫无疑问,为了与修改后的《宪法》相匹配、相适应,当然应该同时、至少也应该随即制定、颁布《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在之前诞生的六种国家机关中,除了奇葩的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只有最高级而没有层级划分,其他四种层级制国家机关都有与之对应的组织法),而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的本法显然不能替代《监察委员会组织法》。
     
      绝对意外、实在费解的是:时至今日,《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还不知道何时才能问世?没有这部法律,也不知道监察委员会如何能够依法诞生?当然不能依其他法律(包括《宪法》)而生,当然应该依自己的组织法而生(不提倡“借鸡下蛋”、不鼓励“借腹生子”)。其结果恐怕也就只能是:先上车,后补票;先经营,后办执照;先入洞房,后领结婚证。君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也是先于《宪法》而诞生的。
     
      提醒立法者:请注意行事节奏,别等到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还没有去领结婚证呢。
     
      中国的立法者力主反腐倡廉、整顿吏治,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值得点赞!但是,意欲建立全新的监察体制,理应通盘考虑、整体布局,切切不可零敲碎打、顾此失彼。今日之中国,和平稳定、法统历然,绝非动荡年代、骚乱时期可比。修宪,就相当于是触动房屋的地基或结构,务必慎之又慎、稳上加稳。新设一种崭新的国家机关,与之匹配的法律体系(除了本法之外,至少还应该包括《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和《监察官法》等法律)完全可以经过反复斟酌、精心酝酿整体推出、一次完成,而大可不必日积月累、不断完善。至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各种主客观条件。
     
      与本法相配套的《监察官法》还不知道何时面世,作为前提条件的《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只是领衔的《宪法》先行作出了粗犷的原则规范,足见中国监察制度的建立是何等的仓促、紊乱。
     
      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煮熟的夹生饭,可怎么吃呀?那就来个霸王硬上弓吧。弓断了倒是无所谓,就怕伤了霸王的身子。
     
      裸体狂奔,不宜模仿;无照经营,实不足取。
     
      按照中国的宪法惯例和普适的法治原则,每一种(注意:不是每一个)国家机关都应该有与之对应的组织法(奇葩的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除外)。主体法定,这是最最基本的公法原则之一。十分遗憾:在高调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中国的立法者自己还没有树立起应有的、必要的法治观念。
     
      监察,既事关主体问题,也涉及行为问题。
     
      倒要请教:本法到底是主体法,还是行为法?抑或是主体法兼行为法?纵观本法,这一问题确实难以回答。本法似乎是一部关于监察体制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涵盖性。如果仅从名称来看(类似如《立法法》),本法似乎应该是行为法或程序法,也就是规范监察行为或监察程序的法律,而事实却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不能不问:监察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是立法权吗?是行政权吗?是司法权吗?答案也许会有分歧、有争议!愚以为:如果立法权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行政权的本质是执行规则、司法权的本质是适用规则解决纠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监察权当然应该属于行政权。
     
      更进一步:监察机关当然应该属于行政机关。
     
      国家机关乃是国之重器、国之柱石!绝对不可轻易立废、草率增删!!!
     
      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不满足、不满意西方文明所确立的“三权分立”体制,提出了具有创新意识的“五权宪法”构想(搜索一下,您就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还将此思想付诸实践,与五权对应分别设立了五院(即五种国家机关)。
     
      也许,国家权力或国家机关的种类数量,并不是一个公认的、无疑的--常数。
     
      国家机关,当然应该对应国家权力。然而,国家权力的种类却是、确是有规律可循的,断然不是主观随意的产物!国家权力当然应该按照不同的性质(注意:不是事务或领域)进行划分。其实,国家权力只有两种性质: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因此,国家机关也应该只有两种:制定规则的机关和执行规则的机关。但是,同样是执行规则,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又可将执行规则的权力再细分为两种:行政权与司法权。行政权是通过执行规则实现国家意志;而司法权则是通过适用规则解决法律纠纷。于是,国家权力便有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经典格局。
     
      其实,根据人生体验(尽人皆知的生活常识:谁能定规矩,谁就是老大)即可得知:制定规则的立法权是高于执行规则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是无所谓高低上下的。正常、合理的宪政体制应该是立法权凌驾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之上。而美国的宪政体制则是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平衡--并无高下之别。这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在根本上并不符合不同属性权力之间的关系准则。而中国《宪法》所确立的立法权至上、其他权力附属的国家治理体系模式,倒是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在经典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再去创设其他权力,不是不可能,而是是否可行--是否有必要和有意义。
     
      在此次修宪之前,中国《宪法》个性鲜明、特色突出,一口气连续设置了六种国家机关。那么中国是“六权宪法”国家吗?现逐一试析之: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拥有立法权,是标准的立法机关。
     
      2.国家主席
     
      中国《宪法》并没有明示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其实,中国的国家主席并无实权,仅具有象征意义,类似于君主立宪制国家中的“虚君”。
     
      3.国务院
     
      拥有行政权,是标准的行政机关。
     
      4.中央军事委员会
     
      绝对的奇葩!这不是按照权力的属性,而是按照管辖事务的领域进行分类的结果(类似的情况还可以有: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经济委员会、中央文化委员会等等)。其拥有的是复合权力。
     
      这一“特色”机关,是一种不合逻辑(与其他国家机关设立的标准不协调)的思路使然。
     
      5.法院
     
      拥有司法权,是标准的司法机关。
     
      6.检察院
     
      如果按照其所拥有的权力(侦查、公诉等)的属性来看,当属行政权(断然不是居中裁判的司法权)无疑。
     
      中国的立宪者没有将拥有行政权的检察机关设置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中,而是单独设立,不知有何深意???
     
      单独设立的检察机关,构成了中国《宪法》的一个重大谜团!
     
      综上,中国显然不是什么“六权宪法”国家。
     
      监督权(监督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是否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同一层次之上,值得深入研讨。
     
      从本法的规定来看,监察机关所拥有的所谓的调查权,充其量也就相当于刑事侦查权。换言之: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监督其实就是之前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刑事侦查。在监察机关中负责职务犯罪工作的那一部分,不过就是将原检察机关下辖的反贪局的权力和人员整体转移过来罢了。
     
      监察的特点之一是:对象“全覆盖”--所有的公职人员。其实在职务犯罪领域里,原有的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的体制,也做到了对象“全覆盖”--所有的公职人员。只是之前的行政监察体制(其职权限于监督职务违纪和职务违法)的对象仅限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而不包括其他公职人员。
     
      在逻辑上,监督所有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国家机关确实不应该隶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可能有资格、有道理去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监督的本质是纠举,而不是裁判。因此,监督机关也不应该隶属于司法机关。
     
      立法机关,除了立法之外,还可以进行监督,但那也仅限于法律监督,而非公务监督。立法机关不应该深陷于复杂、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之中。因此,立法机关显然不宜身兼公务监督之责。
     
      姑且认为:监督所有公职人员的机关不应该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那么真的就需要因此而新设一种(而不是一个)国家机关方能完成监督所有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神圣使命吗?
     
      愚以为:非也!
     
      古诗有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愚以为:完全可以在现有国家机关体制的框架之内顺利、顺畅解决这一问题,而完全不必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设置新的国家机关。
     
      恭喜各位!大家猜对了,就是在奇葩的检察机关身上动脑筋、做文章!!!
     
      在监察机关降生前,检察机关只是承担了职务犯罪的监督工作(侦查和公诉),而没有承担职务违法的监督工作(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监督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是由已经裁撤的行政监察机关承担的)。如果能够宰牛,还用担心不能杀鸡吗?问题在于:由检察机关来完成职务违法的监督工作,这合适吗?历来认为:检察机关只关乎犯罪,而不屑于违法。这一观念可就是思维局限所致了。
     
      全方位公诉制度已经建立,使检察机关除了可以提起刑事公诉之外,还可以提起行政公诉和民事公诉。这就是突破思维禁区的极好范例。
     
      检察机关当然可以胜任对职务违法进行监督,在这一点上,没有技术难度,只有思维障碍。
     
      职务违纪,其实是一个伪概念。所谓的行政纪律,换成法言法语就是规章制度--效力层级低于“法”(即广义的法律--《立法法》所涵盖、囊括的各种规则)的规则。违纪,其实就是违规(即规范性文件)。
     
      监督职务违法都可以胜任,监督职务违规,就更不在话下了。至此,职务违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真可谓是:清一色、一条龙),均可以被现有的检察机关进行一体监督。
     
      清晰结论:刚刚诞生的监察机关,可以休矣!!!
     
      让我们再进一步!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难道只能担负监督所有公职人员的职责吗?
     
      愚以为:非也!
     
      中国另有一部法律--《审计法》,由此而派生了审计权和审计机关。审计的本质,就是监督,监督特定主体的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行为。但是,现有的审计机关是行政机关,审计对象也仅限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人民团体等,而不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现有的审计机关显然无法做到审计对象的“全覆盖”,明显留有死角。
     
      既然也是监督、既然同属监督--均指向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那么为什么不能“合并同类项”呢?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监督职能都集于一身呢?其实就是让人员和权力搬家--改变隶属关系,就这么轻松、就这么容易。这种改变,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突破了自己监督自己的怪圈,打破了彼此利害相关的束缚。
     
      举重若轻的说法: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模式不过就是对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进行排列组合的儿童游戏。但重要的是:并不是任意的排列组合都能够达到最宜、最佳的效果。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有或还将会有其他不同种类的监督,如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等。所有的监督都需要脚踏实地、可以操作的实施机制作为保证、作为支撑。也许,中国的检察机关会有无限广阔的未来,可以被寄予无限遐想的希望。
     
      监督公职人员、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是一个超级重大的课题,里面有相当丰富的学问。
     
      如何监督监督者,这也是一个、又是一个经典难题。限于主题,本文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我们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回到残酷的现实。目前的检察机关,实在是人单力薄、职能萎缩。公诉,虽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在整体影响力和作用力等方面却根本无法与“兄弟”机关--法院相提并论(刑事案件只占法院审理的全部案件的约十分之一)。所谓的“两院”--法院和检察院,在工作的范围和幅度上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当然,法院与所谓的“一府”--政府相比较,在工作的范围和幅度上也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县级以上每个政府都有大约一百个左右的所属工作部门,而法院的“当量”也就与政府所属的一个或几个工作部门相仿)。所谓的“一府两院”,并不像是亲生兄弟的关系(本是一奶同胞--皆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更像是祖孙三代的关系。
     
      各种国家机关的布局、格局,应该力求工稳扎实,而不应畸轻畸重。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监察机关,其工作的范围和幅度与“一府两院”相比较,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微不足道(仅仅与其中的孙子辈的检察机关相比较,职务犯罪案件只占全部刑事案件很小的比例),恐怕也就只能给政府当--重孙子了。
     
      这,这,这,到底算是神马玩意儿???
     
      监督公职人员,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无需讨论。但是,为此而专门设置一种与“一府两院”平行的国家机关,却大可疑问!!!
     
      愚以为:应该把行政监察机关和行政审计机关均予以裁撤,将此二者的职能整体转至检察机关,并逐步扩大监督对象的范围,力争做到“全覆盖”。
     
      检察机关的命名,似有不妥,似乎不及监察机关的命名。检察,原本就是一个不伦不类、不知所云的生造词汇;而监察,不仅内涵清晰,而且古已有之。不是要取缔检察机关,而是应该将检察机关更名为监察机关。
     
      左氏构想:中国应该建立“四权宪法”(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监察权)的国家治理体系格局!与之对应的国家机关名称是:国民代表会议、政府、法院和监察院,也就是:一会、一府、两院。一会凌驾于一府和两院之上,一府与两院(也包括两院之间)则相互平行。
     
      所谓的监察权,其实就是监督纠察权--监督纠察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之权(公职人员应该重新定义,当然不能包括国家机关公务员以外的人员。当然,也可以兼顾其他主体,例如普通刑事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其本质是行政权。
     
      为什么要打破惯例、更改常规增设奇葩的监察权???答曰: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完全是中国目前乃至未来相当一个时期不堪的公权运行状况使然。
     
      公权作乱,实乃中国第一公害!
     
      贪官污吏,实乃中国全民公敌!
     
      其实,监察体制也只是、只能治标不治本。限于长幼尊卑关系,监察对象不可能是立法机关,但却可以是立法机关的公职人员。按照道理、公理、法理,监察对象也应该不包括政党(含执政党)及其成员。能够治标,足堪告慰。
     
      立法者,何去何从,请您三思!!!
     
      也不知道但却很想知道本法的草稿到底是出自于哪一位、哪些位法学大师之手??????
     
      根本无需我批判(对于我批判的内容,可能还会有抗辩、还会有狡辩、还会有争议、还难下定论),自我不和谐,这就是中国法律的真实状况。其起草者的水平,还需要我多做评说吗?
     
      中国法律的起草者,就连最最起码的匠人精神(就更不要说志存高远的法治精神了),都是远远不具备的。
     
      中国的法律,只能被定级为--残次品。
     
      这样的状况,让国人如何能够敬仰法律、信仰法治?
     
      每一个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都是对中国的法律人和法学人的一次真实的考试、考验。
     
      中国的法律人和法学人,请自尊!请自爱!!请自重!!!
     
      我的心,已经被中国的法律无情的击碎了无数次!但是,我依然没有倒下、依然还在坚持。
     
      其实,令我痛心疾首、悲痛欲绝的又岂止是中国的法律呢?难道不包括中国的人、中国的事、中国的全部现实吗?
     
      用思想和写作,与现实进行不屈的抗争--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行进轨迹,这,就是我的天职(这可是上帝他老人家在即将派遣我降临到这个星球的时候特意交代给我的任务)、就是我的使命、就是我的宿命。
     
      2018-06-01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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