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要为误诊承担刑事责任吗——谈全国首例尘肺病误诊刑事案件
2018/7/9 8:45:41 点击率[18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微信公众号:医疗健康法律风险研究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医疗过失;严重不负责任;医疗事故
    【全文】

      2017年12月,贵州公安机关以500多例尘肺病诊断错误为由,将贵州航天医院3名医生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移送检察机关。本案中,公安机关抽取547份被诊断为尘肺病的病例进行重新读片,其中只有42例得到确诊,其余505例均误诊为尘肺病。公安机关认为涉案医生“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误诊,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被起诉医生的家属于2018年5月10日向《医师报》发出“求助信”,力主医生在正常履行职责,误差率在合理范围之内。
     
      此案现已通过媒体报道引发了对医生严重不负责任及其刑事追责标准的讨论。对此,笔者的分析如下:
     
      第一,医疗上的过失责任不是结果责任。即便从结果上看,医生的确误诊,也不能直接以此为根据判定过失。
     
      在本案中,虽然涉案医生对尘肺病诊断存在误差,但这只能说明事后看存在着误诊,不能仅以存在误差就拘捕医生。是否应该向医生问责取决于事前看是否存在过失。
     
      第二,医疗过失的本质是违反了医疗上的注意义务。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时采用的标准是,慎重的相应专业医生在同样情况下会尽到的注意。只要涉案医生尽到了上述的注意,即使出现了误诊,也不存在过失。换言之,如果慎重的相应专业医生在处理此类病例时也有一定的出错率,那么这时的误诊属于医学判断上的错误,是现有医学和技术水平之下的诊断风险,不能归咎于医生的过失。如同我们可以容忍诚实的律师败诉,诚实的法官做出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诚实的医生所犯下的医学判断上的错误也不能成为追究医生过失责任的根据。
     
      在本案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误诊是否属于医学判断上的错误。本案中的尘肺病属于诊断难度较大的一类疾病,读片误差率是存在的。只有当调查取证的结果是,尘肺病诊断读片误差率偏离了慎重的相应专业医生诊断时的合理误差率,误诊中的过失才会成为问题。司法上需要进一步对具体误诊病例进行调查取证,最终认定过失。
     
      第三,当医疗上的过失可以得到认定时,也只是为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依据,并不必然追究涉案医生的刑事责任。相比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考虑是否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时还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首先,关于罪名的适用,本案中,警察以“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逮捕涉案医生,罪名适用值得商榷。此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中,属于一种“妨碍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的犯罪。误诊造成的社会危害难以吻合此罪的客体。事实上,立法者在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时,专门针对医疗过失新增设了“医疗事故罪”,将其客体规定为医疗机构的管理秩序,以及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增设新罪名之前,医疗过失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在诸多案件中,法官会类推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渎职罪或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来惩处严重不负责任的医生。在当时,如此适用法律能够被容忍的背景是,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明文允许类推适用罪名。不过随着1997年修改刑法典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增设了医疗事故罪,后者就成为了处理医疗过失案件的专用罪名。
     
      其次,医疗事故罪的成立要求,患者的死亡或严重身体损伤是由医生的“严重不负责任”所造成。“严重不负责任”表明了,医疗事故罪所要求的过失程度高于民事上损害赔偿所要求的过失程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以列举方式解释了“严重不负责任”,具体包括:(1)擅离职守的;(2)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3)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4)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5)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6)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7)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第五十六条)。
     
      上述各项中,在我国医疗事故罪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涉案事项之一是(6)。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限于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规范或常规,医生对是否在个案中遵从无诊疗上的裁量余地。此类规范或常规为医疗行为设立了安全底线,这是但凡从事医疗者都应该遵从的基本中的基本注意义务,相应地,对此的违反是医疗上严重的过失。
     
      此外,医疗事故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涉案事项之二是,涉案医生的知识或技能有明显欠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庸医的乱诊乱疗。如果涉案医生事前明知自己不能胜任诊疗,却以患者作为试验台来冒险诊疗,那么其主观上能够认识到诊疗的危险,客观上其乱诊乱疗也明显偏离了慎重的相应专业医生的诊疗水平,因此,宜认定为程度严重的过失。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某项诊断结论,医生之间尚且存在争议,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对于诊断结论具有诊疗上的裁量余地,无论涉案医生采取哪一种意见,都在其裁量的范围之内,司法不应予以干涉。
     
      根据上述原理,本案中需要查证的是,涉案医生是否有知识或技能上的明显欠缺,以及涉案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是否违反了诊疗技术规范或常规。如果上述情节均不存在,并且,尘肺病本身的确诊在专家之间通常会形成争议,那么,即使事后看是误诊,也只是医学判断上的错误,并非需要司法干预解决的过失。
     
      最后,医疗事故罪是结果犯,依此罪处罚医生的前提是误诊造成了患者死伤的结果。虽然误诊作为过失行为本身情节非常严重,但是,如果尚没有造成结果,也不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误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患者原本有病,但误诊为无病;二是患者原本无病,但误诊为有病。本案的误诊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以上所述的过失判断标准,如果确认将无病诊断为有病并非医学判断上的错误,而是过失的结果,那么,将会涉嫌过度医疗。而过度医疗只有在造成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情况下,法律上的追责才会成为问题。本案是否有患者因误诊遭受身体健康损害有待查证。
     
      如果将无病诊断为有病是为了非医学上的目的,并造成了患者经济上的损失,如本案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误诊涉嫌“骗取社保资金”,那么诉因就不再是误诊中的过失问题,而应是诈骗财物问题,涉嫌诈骗犯罪。不过,诈骗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的证明门槛高,必须立证涉案医生明知患者没病,却为了骗保故意将其诊断为有病。
     
      另一方面是刑事政策上的要求。
     
      在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没有瑕疵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合理的误诊,如果其原因是医疗机构管理上的缺陷,那么,如果不改善医疗机构管理的问题,只是处罚处于医疗服务提供终端的临床医生,无助于预防同类案件的再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处罚医生难以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
     
      在英美,针对医疗机构管理上的缺陷所导致的重大医疗损害,立法和司法上的新动态是,将法人的过失致死伤行为单独犯罪化。例如,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的一则案件中,Chem.Bio这一医疗机构雇佣的医务人员在读取子宫颈细胞诊断涂片时发生误读,导致两名女性的癌症未被及时发现,以至于死亡。调查的结论是,该机构采用计件工资制来计算薪酬,导致医务人员超负荷读取涂片,以至于在读取中出现过失。法院以法人轻率致死罪追究了医疗机构的刑事责任,医务人员个人未被起诉。英国2007年颁布《法人误杀法案》,应对医疗法人的过失致人死亡案件。
     
      在我国,法人的过失致死行为尚未被犯罪化。但是,英美的新动态给我国的启示是,当处罚医生个人不能有效预防同类医疗案件再度发生时,从刑事政策角度,处罚医生个人的必要性会减少。当然,在我国,针对医疗机构管理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医疗过失,可以在民法上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在本案中,宜追加调查的是,医疗机构管理上的缺陷之有无以及其对尘肺病诊断的误差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医疗机构管理上的缺陷能够得到立证,那么,这一事实也会在有利于医生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

    于佳佳,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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