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盘查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协调
以美国特里拍身规则为视角
2018/6/26 13:20:06 点击率[9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公安管理法
    【出处】《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美国特里案明确,尽管盘查并不等同于完整意义上的搜查和扣押,其侵犯性更弱一些,但仍然受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制。特里案明确“合理怀疑”的盘查启动标准,为规范和保障警察行政行为提供了实践范例;对违法盘查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司法程序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本质上讲,警察行使盘查权与人权保障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警察机关依法行使警察职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文关键字】警察盘查行为;人权保障;特里拍身规则
    【全文】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1]属于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特里案[Terry v. Ohio, 392 U. S.1,(1968)][2]明确,尽管盘查并不等同于完整意义上的搜查和扣押,其侵犯性更弱一些,但仍然受第四修正案规制。这显然是出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考虑,既对盘查行为进行“合理性”的限制,又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不被侵犯。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在这一系列有关判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探究涉及盘查的有关案例,提及盘查合理性的问题,不能离开对基本人权保障的考量。侵犯公民权利超出必要限度而为的盘查必然是不正当的,这又要求采用权衡法则,权衡政府所维护的公共利益、秩序与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不受非法拘束的自由权利,并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
     
      一、从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分析盘查权的实施
     
      在法治国家与人权社会中,警察执法权的行使是以不侵犯人的自由为界限的,但实际情况恐怕是,盘查等权力的实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权益。权衡两者利益,在满足秩序价值实现的同时,在合理范围内限制公民自由,被认为是法治国家警察当场盘查权的法理基础,本质为公共安全与保障人权平衡的问题。
     
      不难看出,盘查中权衡法则涉及的双方利益,其实可以归结为自由与秩序的利益冲突。自由与秩序是一对在法理学上经常一同出现的概念,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冲突,但又不是不可调和。首先,自由是社会个体都享有的权利,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一个人不顾他人的自由而行使自己的权利,必然会导致不同个体相互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难以实现长期的真正的自由。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秩序的建立,秩序中的自由才是真正可实现的自由。其次,秩序约束着自由,但不能滥用,若秩序无原则地对个人自由进行干涉,整个社会都处于受限制的不自由状态,这种秩序也会因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与客观需要而难以持久。有人巧妙地用火车与铁轨来比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一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另一方面,秩序是对自由的一种必要的约束。
     
      警察行使盘查权,可以被视为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要求,尽管公民享有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宪法权利,但其不应成为维持公共秩序的阻碍。在具体情形下进行权衡,若公共秩序的维护致使公民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侵犯,但其依据充分正当(确有合理怀疑),且对公民自由的侵犯程度较小,则此时的盘查应当被肯定。反之,若盘查不满足“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启动,或在盘查中涉及对个人权益的明显过当侵害,则显然有悖于法律规定与法治精神,该盘查则不具正当性。
     
      笔者认为,警察盘查权限就是自由与秩序的权限,盘查权的启动与运行稍有不当,都可能造成对自由的侵犯,自由与秩序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警察盘查权限上。如何兼顾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是规范警察盘查制度的关键,能否权衡好两者关系直接关系到盘查行为的正当与否。警察实施盘查行为实际上是通过对个别人人权的限制而保护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的。警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无论是维护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秩序,还是预防、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目的都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
     
      因此,从本质上讲,警察行使盘查权与人权保障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警察机关依法行使警察职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盘查尽管带来警察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限制或侵犯,但在更大的意义上却达成公共秩序的维护,满足公民对公共秩序的诉求,并最终有利于社会最多数人的人权保障。公民为了获取更大范围内的自由与权利,应当在一定限度内忍受警察对个人权利的干预与限制,接受并支持警察为维护社会秩序而为的合法盘查。
     
      二、特里案中“合理怀疑”所体现的人权保障
     
      特里案明确“合理怀疑”的盘查启动标准,为规范和保障警察行政行为提供了实践范例。“合理怀疑”标准是整个警察盘查行为启动程序中的核心,并且“合理怀疑”标准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权理念。
     
      首先,警察的盘查行为属于一种暂时性人身限制行为,主要是指警察在案件尚未发生时、突遇案件发生时、案件发生极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后,可以对违法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采取暂时性人身自由限制。因此,警察实施盘查行为具有紧急性、临时性、限权性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警察在事情发生的紧急情况下采取盘查这种应急处理措施,其目的当然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但即便如此,警察也不能只凭自己主观感觉认定某人可能违法而启动盘查程序,而必须要有合理必要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是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职业经验、知情人的指认等。不仅如此,警察实施盘查的时间、地点都有专门限制,保证合理实施,保护公民权利。警察为了保护公民人权而启动盘查程序,在盘查过程中也应保护受到盘查公民的人权,初步盘查后的继续盘查过程中仍应对他们的人权进行保护。在法院没有对一个人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不是罪犯,也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警察无论是事前还是事中,尽管所面对的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他们都是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其次,“合理怀疑”的启动标准中,还有一个重要规则,即如果警察感觉嫌疑人有可能持有枪支等武器威胁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可以采取“轻拍搜身”的方式来排除威胁。美国州际犯罪委员会在1942年制定的《统一逮捕法》第3条规定:如果警察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所盘问的嫌疑人随身携带武器,使警察处于危险境地时,警察可以对该嫌疑人进行搜查;如果警察在搜查中发现武器,可以将武器扣押至讯问结束;如果经讯问后并未对嫌疑人实施逮捕,应当将武器返还给嫌疑人。这就是该规则所体现的警察盘查与人权保障的协调。前面所提到的警察之所以无论是在为保护人权而实施盘查行为,还是在实施盘查行为过程中注意保护人权,是因为盘查对象都是公民,在法院没有判决他们有罪之前,他们和基他公民一样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么,警察难道不是公民吗?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警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也是公民,虽然其在执法过程中,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有一定权力。但归根结底,警察也只是代表而已,其本质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他们的人权又该怎样去保护呢?于是产生了这一规则,当警察感觉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便可以轻拍搜身,保障自己安全,这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在国家面前,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人权,因此,国家不仅保护普通公民的人权,也保护违法嫌疑人的人权,当然,警察作为国家公权力行使的代表,他们的人权更应得到保护。
     
      最后,“合理怀疑”是有限度的。1942年《统一逮捕法》第3条规定:“如果警察在搜查中发现武器,可以将武器扣押至讯问结束,如果经讯问后并未对嫌疑人实施逮捕,应当将武器返还嫌疑人。”其所指的就是“合理怀疑”的限度。当警察为保护自身安全而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发现武器后对其进行扣押盘问,若经过盘问发现并未有违法现象,自然应该返还扣押的物品,这和行政法上的扣押是一致的。当然,前提是持有该武器不是违法行为。不仅如此,如果警察感觉嫌疑人有可能持有枪支等武器威胁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采取的是“轻拍搜身”的方式来排除生命所受到的威胁。可以看出,该规则一方面在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担心给予警察过大权力会导致其滥用,于是要求采取“轻拍搜身”的方式收缴武器。特里案中,麦克法登警官对嫌疑人拍身搜查的目的就是收缴武器,当发现奇尔顿的口袋中有武器时,才令其脱下外衣取出武器。而在拍身搜查的过程中没有发觉卡茨有疑似武器,因此也未对其进行任何贴身细摸。
     
      因此,可以看出,“合理怀疑”标准不仅能够对警察的安全予以保护,而且在保护的过程中也为防止警察滥用保护权而对其权力进行一定限制,再一次保障普通公民的人权。
     
      三、盘查权行使中侵犯人权的主要表现
     
      盘查权对人权的侵犯集中体现在不合理的盘查上,因为正当的盘查行为属于合法范围内的活动,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程度较低或属被盘查人应忍耐的范围。当然也不排除合法合理之盘查给相对人或第三人带来特别损失之可能,这里不作专门探讨。
     
      不合理的盘查行为常见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盘查执法随意性过大。这是由于盘查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警察的自由裁量,除客观情况有时难以界定外,盘查实施的合法合理与否与警察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这种随意性可能使得无关个人也被牵涉其中,对一部分人权的侵犯恐怕在所难免。其次,滥用盘查权。如盘查超过合理范围与时间等,显然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与法治精神,对被盘查人的权益构成侵犯。此外,对盘查对象的歧视性。每个人都有人格尊严与平等权利,但在盘查对象的确定上,常常出现因职业、身份或种族等而引起的歧视,这种歧视性盘查必然带来对被盘查者的尊严和人格的侵犯。因为这里主要关注美国的相关盘查案件,而盘查对象的歧视性尤其是种族上的歧视在美国相当严重,这也是完善盘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将重点对此进行论述。
     
      阿希尔·阿马教授曾表明,特里案“就种族问题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最具开放性的第四修正案讨论”,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或是否适用至今,无疑警察在街头有选择性的截停,会引发高度敏感的依据种族貌相进行执法的问题。特里案的判决及远离令状原则的后果,已经加剧警察与少数族裔社区居民的种族冲突。{1}据美国《侨报》报道,在美国各大城市,每年有超过100万行人在大街上被警察拦阻盘查。这个数字比7年前增长了数倍。其中,近9成被盘查者为少数族裔男子,被检查的白人只占11%。被警察怀疑犯罪盘查的行人中,非裔占5成,拉丁裔占3成,白人占1成,亚裔约占6%。{2}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尽管20世纪大规模的民权运动使得理论上及公开层面上的种族歧视不再存在,但实际上长期以来的种族隔阂并没有消除,警察盘查权明显偏向对少数族裔的行使就是其表现之一。
     
      正如上述数据所表明的,种族偏见使得受到盘查的有色人种的数量远远大于白人,警方甚至以相对人是黑人或拉丁裔人作为实施截停的基本考虑因素。在布朗案[3]中,警察甚至因为有人报警说一名黑人男子侵入其住宅并对其实施攻击,就对附近大学里的所有黑人男学生按名单逐一进行询问和检查,并将此种拉网搜查扩展到所有黑人社区,对每个黑人男性进行截停、询问和检查,这无疑是不具备合理怀疑的。仅就种族、性别及笼统的年龄特征不能实质地缩小嫌疑人范围,不构成合理怀疑而实际已侵犯了被盘查者的权益。同样的事情显然不会发生在白人群体上。9·11事件后,除了黑人与拉丁裔美国人之外,来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相貌的人,已经成为盘查权行使的重要对象。{3}以种族貌相为依据的歧视性盘查已经大大突破了“合理怀疑”的界限,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的要求,是不正当的盘查。自特里案开始,法院被迫公开地直面“根据种族、阶层进行执法”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视,但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种族问题恐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是美国警察盘查权制度的困扰。
     
      提及美国本土近年来在人权保障上存在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个趋势,那就是对个人人权的保护相对于国家权力的执行而相对弱化,即比起一直宣扬的人权至上,近年来更有一种国家公权力的实施处于相对优先地位的倾向。这种倾向虽不是彻底或颠覆式的,但确实反映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警察权力的扩大就是其表现之一。警察权力越来越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对其权力行使范围与强度的宽容明显增强。同类型案件可能出现不同判决,结果往往偏向于公权力的胜利;盘查范围的逐步扩大,其针对的内容、对象均有扩大趋势,无不反映着这一点。那么始终高扬“人权至上”大旗的美国,为何越发呈现人权妥协于公权力的趋势呢?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现状当是首要原因。正如上文中提到的9·11事件,可以说是美国公权力地位急速上升的强力催化剂。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如种族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与反恐或宗教问题相互纠葛,使得情况变得愈发复杂,也使美国当权者愈发不安。而有效缓解潜在危险的方式,直指公权力对社会控制的加强,如盘查等公权力的实施并放宽限制,是相当直接并相对有效的方式。由此看来,警察盘查权限的实际扩大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人权保障先驱的美国,自然也不能抛弃对人权的基本保护。应该看到,对公权力扩大的实际认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侵及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基本权益,但这也仍然只在一定限度内被容忍。整体看来,这种被容忍的对人权的侵犯实际是为了社会秩序之维护与安全稳定之保障,也即为了更多数人的基本权益不被侵犯。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权保障并没有被弃之不顾,只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公权力的实际效果更被看重罢了。
     
      四、对盘查造成损失之救济
     
      警察实施盘查行为,对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造成损失的,应当设置相应的程序予以救济。这不仅是及时弥补警察执法过错的要求,更是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与必然选择,是相对人理应享有的权利。各国(地区)对此又有不同的救济途径。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对盘查行为的救济主要针对的是滥用盘查权、盘查违反法定程序等违法行为而设立的救济,但也有些国家(地区)对合法盘查致损的情形予以救济。
     
      (一)美国对于盘查的救济
     
      在美国,拦截拍身这一规则本身就是在法官的司法过程中确立的。因此对违法的盘查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司法程序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行为进行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由法院确立的,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禁止采用通过非法搜查或扣押而获取的材料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实现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搜查与扣押的规定而设计的。依照该规则,不当盘查所得的证据材料不得被作为证据,从而达到控制非法盘查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保护公民权利、控制和减少违法的盘查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其不足之处。尤其应当认识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实现法院审判公正与程序公正、司法纯洁性为目的,遏制警察非法行为只是其附带后果,而不应成为出发点。{4}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实对遏制违法盘查行为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主要追求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遏制违法盘查行为才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的最终意义在于实现法院审判公正与程序公正。
     
      就该规则对违法盘查的救济而言,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拦截与拍身搜查后,证明被拦截人完全无辜的情况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存在,也就没有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能,权益受损之相对人难以得到救济。其次,此类行为发生时往往只有警察与被盘查人两方,即使进入诉讼程序,要取得证明警察盘查存在违法情形的证据也比较困难。再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事后的救济,其不利后果主要是由检方,而不是警方承担。最后,盘查往往侵犯被盘查人的人身自由,还可能涉及到其财产自由与隐私权,仅仅是法庭上的非法证据排除并不能充分地保障相对人权益。
     
      除此之外,美国对盘查的救济方式还包括追究违法警察的刑事责任、民事侵权诉讼以及行政救济手段等。根据美国法律,不论何人,借法律法规的名义故意剥夺公民宪法权利的,应被处以1年以下的监禁,单处或并处罚金。因此可以根据这一法律要求追究进行违法盘查的警察的刑事责任。但是由于必须证明违法行为出于主观故意,这一点并不容易举证,所以在实践中通过这一司法程序追究警察的刑事责任并不容易。除了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还可以通过民事侵权诉讼寻求救济,受害者可以各州或联邦法律为根据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借法律的名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被侵权人有权通过法律程序寻求相应救济。就违法盘查而言,被侵权人既可以起诉违法盘查的警察,也可以起诉其所任职的机关。英国也有类似规定。在英国,如果一名警察未经同意获得特别的法律授权而进行搜查(包括盘查),尤其是有暴力攻击行为时,该行为便构成侵权,并且可以成为要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的根据。另外,美国被非法盘查的公民还可以向对警察行为享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要求对违法警察进行行政处罚。目前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警务监督模式,不过一般倾向于由警察系统进行内部监督。{5}
     
      另有学者在分析美国对违法盘查的救济时指出,美国宪法仅对搜查、扣押作出了规定,而没有关于警察盘查的相关规定,但最高法院作出解释,认为依据宪法精神,盘查时的拦截与拍触可以视为宪法上的扣押与搜查,所以对警察违法盘查的救济,适用关于违法搜查扣押的救济程序。{6}也即,如果执行盘查的警察实施了侵害被盘查对象的行为,其可能面临被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违法情节比较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有学者还特别提到,在美国侵权法中有一个特殊的领域,涉及公共权力机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问题,并建立了一些不同于普通侵权行为的救济措施,这个领域通常被称为“公共侵权法”。{7}据此,除了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当事人也可以依据联邦宪法,尤其是其第四、第五及第十四修正案,提起宪法侵权诉讼。
     
      (二)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与我国对于盘查的救济在大陆法系国家(地区),除了非法证据排除适用外,被盘查人的权利救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尤其强调被盘查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例如在日本,被盘查人有权针对该盘查提起行政诉讼,违法盘查的警察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德国也有类似规定。另根据对盘查性质的分析,德国对即时强制的救济规定基本适用于对盘查的救济,即“无预先的行政行为而适用强制方法的,对强制方法允许采取针对行政处分一般可采取的法律救济”{8};也就是说,警察的盘查行为可以认为归属于行政处分,关系人对此不服,可以提起诉愿及撤销之诉等法律救济;若扣押之物在诉讼提起前便已归还,提起上述救济措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仍可以依照《行政法院法》提起事后确定之诉。可见,行政诉讼是主要的救济途径。
     
      我国台湾地区“警察职权行使法”专设“救济”一章,对警察职权行使之下的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法律保障。其第29条规定:“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对警察依本法行使职权之方法、应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于警察行使职权时,当场陈述理由,表示异议。前项异议,警察认为有理由者,应立即停止或更正执行行为;认为无理由者,得继续执行,经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时,应将异议之理由制作记录交付之。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因警察行使职权有违法或不当情事,致损害其权益者,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这是对执行异议程序及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之规定。第30条规定:“警察违法行使职权,有国家赔偿法所定国家负赔偿责任之情事者,人民得依法请求损害赔偿。”第31条规定:“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因人民特别牺牲,致其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失时,人民得请求补偿。但人民有可归责之事由时,法院得减免其金额。前项损失补偿,应以金钱为之,并以补偿实际所受之特别损失为限。对于警察机关所为损失补偿之决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损失补偿,应于知有损失后,两年内向执行机关请求之。但自损失发生后,经过五年者,不得为之。”第30、31条是对因警察违法或依法行使职权给人民造成损害而规定的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的救济途径。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立法建立起了较全面的救济方式,涵盖了执行异议程序、行政诉讼、国家赔偿与补偿等涉及事中及事后的救济方式,相对来说已比较完备。“警察职权行使法”对警察盘查行为起到直接的规制作用,其救济方式的规定相对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执行法”也更具针对性,是台湾地区目前对警察盘查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依据。
     
      我国现行《人民警察法》虽然规定了警察的盘查权,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涉及对盘查的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显然这是我国盘查相关立法的一大漏洞。但一般认为,根据盘查的属性,可以间接地找到对其进行救济的法律依据。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2项之规定,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强制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既然将盘查行为认定为一种强制措施,这就实际赋予了相对人对警察盘查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一般认为,《行政诉讼法》也可作为对盘查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因为依据该法第12条第2项,“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属可诉范围,显然对警察盘查行为不服也可提起行政诉讼。另外,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了行政赔偿的范围,“违法扣押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列在其中,符合条件的相对人可依此要求行政赔偿。对违法的盘查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对合法的盘查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提起行政补偿。但是应当认识到,借《人民警察法》修改之际对警察盘查行为的救济有必要进行单独、明确的规定,这是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的方向与趋势。
     
      总之,人权保障不仅涉及公民权利,也关乎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行与制约,从深层次来说,人权保障还体现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警察权力的发展与规制一直是研究行政权力的重点之一,而警察的盘查行为作为警察执法过程中的常见行为,其适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评价警察职务的履行及相对人合法权利的维护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杨曙光(1975-),男,山东寿光人,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彭诗淇(1995-),女,山东枣庄人,烟台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能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搜查的地点、需要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逮捕的人。以上为笔者翻译。朱曾文先生(《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页)译为:“人民之人身、住房、文件与财物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之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正当理由,经宣誓或代誓宣言确保,并特别开列应予搜查之地点与应予扣押之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或扣押证”。王希先生(《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版,附录第811、812页)译为:“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2]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例对其立法及司法实践都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特里案(Terry v. Ohio)是涉及拦截搜身(stop and frisk)的经典案例,它确立新的证据标准,对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调整范围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第四修正案判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对其之后的相关判例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表述的那样,“就警察的日常执法活动和个人的‘街头’经历而言,在最高法院关于第四修正案的判例中,没有任何一个判例具有比它更大的实践影响”。该案的译文《特里诉俄亥俄州案——美国警察即时强制盘查的经典案例》发表于《行政法论丛(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3]Brown v.City of Oneonta, 221F.3d 329(2d Cir.2000)。
    【参考文献】
    {1}[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一卷·刑事侦查)[M].吴宏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3.
    {2}李珍玉。种族歧视?遭美国警方盘查的路人9成为少数族裔[EB/OL].http://www.chinanews.com/hr/hr - mzhrxw/news/2009/10-10/1902181.shtml .
    {3}郑曦。论警察的盘查权[J].行政法学研究,2012,(4):21.
    {4}马明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警察自由裁量权[J].政法论坛,2010,(4):131.
    {5}孟璞。警察的当场盘查[J].行政法论丛,2008,(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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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余凌云。警察盘查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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