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法学的论文规范和佳作标准
——读《〈法学研究〉发表文章的标准—— 〈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谈法学论文规范和好文章的标准》
2018/6/19 11:46:43 点击率[173]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法学论文;规范;佳作标准
    【全文】

      《〈法学研究〉发表文章的标准——〈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谈法学论文规范和好文章的标准》,作者:张广兴。我所阅读的文本来自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宝引证码:CLI.A.0102964。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广兴作客西南政法大学‘金开名家讲坛’的讲座”内容,时间是2017年。

     

    法学研究与学术规范

     

      “回顾一下三十年的法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最初是介绍外国的制度和理论,后来开始对外国的制度和理论做一些分析,采用比较的方法跟我们的制度和现实做对比,为我国立法提供理论和制度的参考。”


      我晕!为什么是“三十年”呢?难道不应该是——四十年吗?


      中国法学研究的几个关键词:最初是“介绍”,后来是“分析”;通过“比较”,提供“参考”。


      也许、大概,该文作者的这一表述就是客观事实。


      请注意:在说到“我们”的时候的表述是“制度和现实”,而不是与此前和此后相同的“制度和理论”。这似乎不应该是走思笔误、走神出错,而很可能是精心设计、刻意而为。事实很清晰:时至今日,“我们”只有“现实”,而根本就还没有“理论”呢!


      为现实服务,为立法服务,这并不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悲哀所在。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这恰恰应该成为中国法学研究在初创、起始阶段的正确指针。


      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法学研究中,更大比例的内容应该不是对外国的“制度和理论”的介绍,而应该是对我们的“制度和现实”的“介绍”。到底什么是“介绍”,似乎无需我来赘言:中国法学研究作品的表现似乎不是论说式、论辩式,而是陈述式、叙述式。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据说已经建成,如果还是沿袭原来法学研究的路子——跟外国进行比较,然后提出立法建议——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看来,该文作者对此(即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建成)也并无主见,而只能是持“据说”的态度。尊重事实、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十分可贵的治学精神。


      然而,“跟外国进行比较,然后提出立法建议”,这恐怕仅仅是“原来法学研究”之中非常狭隘的一个方面吧?而根本就不是“原来法学研究”的全部。目前,如果不再沿袭(而不是“还是沿袭”)“跟外国进行比较,然后提出立法建议”这一条老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法学研究需要全面、彻底的反思。


      “我们已经当了三十年学生了。在与外国人交流时,人家把我们当学生,没有办法平等交流,中国法学在世界法学中的地位也很成问题。”


      我们当学生,这不是问题;人家把我们当学生,这也不是问题;中国法学在世界法学中处于卑贱地位,这还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应该总当学生,人家不应该总把我们当学生,中国法学不应该总在世界法学中处于卑贱地位。


      “现在我们提倡中国的法学研究转型,就是要从原来的比较方法为主、立法论为主转到实证研究方法和解释论上来。”


      比较与实证,作为学术方法而言,并无高低贵贱之别。该文所谓的以及事实呈现的中国法学研究中的“比较”,其实只是徒有其名,其内容不过就是单方面的“介绍”罢了(即仅限于“介绍”“外国的制度和理论”)。因为,作为比较一方(即“我们”这一方,外国是被比较一方)的“制度和理论”是何等的匮乏和不足(只好使用“制度和现实”这一表达方式)。实证的前提和难题是:有没有恰当的对象。也许有。有的是什么?是什么性质的对象?给实证对象定性,这恐怕又离不开比较(其实就是“介绍”)。此二者似乎应该是手心与手背——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所谓的“立法论”和“解释论”,作为学术方法而言,语焉不详、不知所云。立法,这分明是一种法律行为。解释,也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方法。


      “我们中国到底有哪些问题、有哪些外国没有的重大法治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和研究。”


      问得好!!!


      可以肯定的说:答案应该不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课题指南之中。学术问题不在权力中,也不在利益中。


      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发现有价值的真问题,远比研究问题更重要、更可贵!发现,具有创新的价值。而研究相对于发现而言,仅具有实现的价值。


      左明所致力的就是发现问题,而在研究问题上着力不足。这是我意趣选择的结果,也是机会成本使然。


      “我们的法律相对来说较为粗疏,它的准确含义、实际运行效果怎样,也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法律理论,就是我们对世界法学的贡献。”


      我们的法律到底有多么“粗疏”呢?请看一看左氏解读中国法律系列文章(约有百部法律,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应该能够得到比较真切的感知。


      解说法律的“准确含义”,这原本是学者坐在书斋里即可完成的工作,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形成普遍共识,更没有成为集体行动。希望民间能够出现“法律含义切磋俱乐部”。


      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怎样”,这不仅是学者的短板,甚至根本就是力所不能及——对此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支撑。而各种国家机关对此形成的评估结果,恐怕难以克服敝帚自珍、孤芳自赏之弊。


      我长期从事对中国的司法裁判(这当然应该算是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的一个方面)进行肤浅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所刊载的案例和裁判文书选登(我的学术兴趣、研究方向在于行政法学,因此也就仅限于行政诉讼这一类。我微薄的薪水尚不足以使我能够订阅纸质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这样的研究怎么能够不肤浅呢)。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的行为方式,竟然也没有能够成为法学教师同行的共识。法学同仁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严肃、认真的成规模、成体系的去评析那些被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吗?难道这不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吗?


      左氏风格的解读法律、评析案例,至少为中国的法学研究提出了、提供了某种独到、新颖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左明对中国法学的贡献(对中国法学的贡献,就是对世界法学的贡献)。在我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中,有着无数的或具体或抽象的结论,不论它们是否能够成为法学理论,其价值均在方式、方法之下。


      “以前《法学研究》基本上是等米下锅,不约稿,登的文章都是从投稿里面选。”


      等米下锅的原本含义似乎应该是:有锅无米。而事实则恰好相反:米多锅小——稿件多到不约自来、无法尽刊的程度。


      选,这里面的讲究、学问,可就大了去了!!!其标准能不能也拿出来晒一晒呀?


      “后来觉得作为法学刊物,应该在我国的法学研究中起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


      法学刊物,应该引导什么吗?能够引导什么吗?能够引导谁呢?刊物也许能够引导读者。但是,刊物能够引导作者吗?能够被刊物引导的作者,恐怕就应该算是刊物的“工作人员”了吧?办刊宗旨,绝对不应该起到引导具有独立人格的作者的作用。志趣相投,不同于被人引导。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通过研讨形成一定的共识,也许可能促进我国法学研究的进步。”


      刊物所关注的问题,也许通过征文的方式能够为外界所知悉。投稿者对征文主题的兴趣不是被征文引起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研讨的基本表现就是要存在不同声音,而且未必会形成共识。但是,这样的研讨确实是“促进我国法学研究的进步”的必由之路。


      没有争论,便没有学术。也不知道《法学研究》对这一学术原则是如何理解和如何运作的?


      “关于法学研究转型的研讨会我们以后还会继续组织。”


      刊物是否应该组织研讨会,这也许是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问题。如果刊物可以组织研讨会的话,那么肯定不应该仅限于“法学研究转型”这一个话题。研讨会的结果,也不应该随风而去。研讨,而不是自话自说的报告,这才是真学术。


      “写文章或许是不得不写、或许是出于兴趣。”


      看文章,应该不问出处、不辨动机。但是,出于兴趣动机的写文章,其质量往往会大大优于出于屈从动机的写文章。问题是:此二者之间的比例又是多少呢?


      “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博士在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很坏的政策。”


      这句话明显存在语法瑕疵。似应改为: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每一个老师在在职期间、每一个博士在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很坏的政策。


      我很好奇:这个“政策”出自何处???在下是一位在职教师,我倒是亲眼看到了学校要求教师(未必是“每一位”。实在抱歉,本人不是博士或博士生,因此不关心是否有每一个博士在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在在职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


      这确实是一个极坏的规定!原因就是:不理智、不明智、不合情、不合理。限于主题,恕不展开讨论。


      “但是在政策没改变之前,我们还是得写。”


      不好意思!这里的“还是得写”的“我们”是指现实中的你们或者他们,但却肯定不包括左明!其实,左明也写,而且一直在写,写了十几年了,一写就是六百多篇、好几百万字。但是,我写的却不是该文作者所谓的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我的作品全部都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我为什么不写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个中原因,说来话长,请参阅拙作《答郑小窗学友》(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我写文章当然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出于被迫。


      “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是发散性思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写成文章发表或拿给别人看,就要遵循一定的规矩。”


      发散性思维,无所谓褒贬,但却相对稀缺(恰如反向思维模式)。请注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绝对不等于发散性思维,也不是发散性思维的表现,而是思维凌乱、碎片的表现。


      希望该文作者不是在暗示:我们在写作文章的时候,就请不要运用发散性思维了。思维模式,明显不同于写作模式,此二者之间不具有对应关系。思维要遵循规律,写作要遵守规则。


      “大致包括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批评的规范和学术评价的规范。其中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学术研究的规范。”


      此言不谬。在现实中,学人们更多关心的确实只是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因很简单:每一个学人都需要进行学术研究,而从事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也许,在学人们的心里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那可是“肉食者”、大腕儿、大佬的专利,与我等无名鼠辈无关。


      而更加残酷的现实则是:广大学人都是现有体制的奴隶,不得不屈服于既有学术格局,主动(其实是被动)放弃了天然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权利。


      缺乏甚至没有正常的学术批评和正当的学术评价,这恰恰就是中国学术衰败的重要原因所在!!!


      作为现有体制内的一分子,该文作者可能也就只能够就非实质性内容展开论述。该文作者在轻描淡写之间,就把要害、要命的问题给滑过去了。


      如果说中国学人集体无意识,那么中国学人肯定不服气。如果说中国学人具有独立意识,那么又显然与事实不符。


      当今中国的学人群体,注定悲哀、不幸!!!


      在如此惨淡、惨烈的环境之中,有一个叫左明的中国学人,依然能够不畏艰难、披荆斩棘,踏出一条通往真正学术之路。


      第一个规范是道德规范


      “现在说学术规范出问题了,我们凭直觉感觉最严重的就是道德规范上出了问题。”


      道德规范出了问题是“最严重”的吗?“最严重”,足以说明道德规范在学术研究规范中的地位吗?真是笑话!如果真的在道德规范上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就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行为了,而是以学术研究为名的败德行径。必须将此类行为与学术研究行为划清界限。


      “道德规范里面包括法律规范。”


      此言虽然明显不符合语义逻辑(道德与法律怎么可能是包含关系呢?),但是,却道出了所谓的“道德规范”的真实本质。


      “违反法律规范主要表现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请看: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明显是违法行为,其主要表现的本质就是偷盗行为。


      试问:此等行为还好意思、还有可能被称为、被归入学术研究行为吗?


      顺理成章,也理应将所谓的“道德规范”从学术研究规范中清除出去。


      请再也不要将违法犯罪与学术研究纠缠在一起了!


      “我们有一些很知名的教授,因为作品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闹到法庭上,社会影响很坏。”


      如果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一指控成立的话,那么不论侵权人是谁,社会影响都会很坏。反之,如果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一指控不能成立的话,那么不论被迫走进法庭的人是谁,社会影响都不可能很坏。


      “我们作老师、作大学生的都属于斯文人,做学问也是一个很斯文的事情,如果把斯文拿来当扫帚去扫地,确实是有点儿有辱斯文。”


      斯文扫地的扫地与除尘扫地的扫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将此二者作为类比或混为一谈,也不知道是故作幽默,还是滑稽可笑。


      非文学专业之人文学修养欠佳,把鸿鹄误读为鸿浩,倒还不至于斯文扫地、有辱斯文。


      “一是不尊重或者无视他人的学术成果,好像一切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都是在填补空白。”


      此种表现通常都发生在间接的正面引用、转述、复述等等情况之下。请不要搞错,这恰恰就是中国学术的最常态!!!


      请问:将他人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称为己出,难道这还不算是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吗?


      一字不差、原封未动的照抄照搬(即不作注释、不加引号的直接的正面引用),是标准的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稍作修饰、装饰、粉饰——略加改动、增减字词、复述大意,是否就与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无关了呢?这似乎是技术鉴定范畴的问题。


      重复他人作品的作品,虽然与被重复的作品的表述、表达的形式不尽一致、各有不同,但是,该作品却毫无新意,说这样的作品毫无价值,已经是很客气的评价了,因为它们注定会产生负面价值、造成不良影响。


      重复之害、之弊,其主要原因、成因绝对不在于重复者,而在于现有的体制和机制。允许、默认重复,是重复得以存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因何允许、默认重复?无他,唯因学术繁荣尔。这一自欺欺人的局面,是由决策者的智商和被决策者的能力共同决定的。


      中国人就是这水平、就是这意识,没啥可抱怨的。


      如果不能禁绝重复,中国必将永无学术。


      “二是重复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一稿多发’,还有同一个作者写的两本书内容相差无几,观点重复使用。”


      自我重复,也是重复。局部观点重复,情节明显轻微;整部作品重复,情节相当恶劣。


      凡是不以功利为目的的片段的自我重复,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宽容。


      “三是拼凑,就是把别人发表的文章东拼西凑作为自己的成果。”


      小品演员宋丹丹女士有一句经典台词(大意而非原话):别总是可着一只羊身上薅羊毛。


      看来,那些拼凑者们也是心知肚明、深谙此道。但是,即使是东拼西凑,其行为性质依旧是薅社会主义羊毛——偷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现在实行重复率检测,这个现象可以减少很多。”


      着实幽默、滑稽、搞笑的电脑重复率检测。公开的“秘密”:如果某些学生的论文在提交答辩之前经过电脑重复率检测不合格,那么他们几乎在分分钟之内即可将此事搞定,只需在文字表述上些许下一番功夫,不消多时便可顺利过关。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敢问:这个现象(即东拼西凑)真的可以因电脑重复率检测的出现而“减少很多”吗?以电脑目前的“智商”来看,也许能够大幅度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复率”(即简单的、机械的文字重复)很高的问题,但却对顽强、顽固的学术重复现象,几乎是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但又出现了向外国法逃避的现象,把外国的资料拼凑起来,用软件检测,重复率为零。”


      看到这里,谁还能够说中国学人的“智商”很低——低不忍赌?他们可以轻松碾压电脑软件的检测。如此僵化呆板、傻了吧唧的电脑软件,还是不要被寄予厚望了。


      以上三种表现皆属于不构成侵权的重复,没有与之后本不属于重复的两项表现并列表述的道理。


      重复,是作者的道德出了问题吗?至少愚以为:当然不是。明目张胆、名正言顺的重复,是中国的基本学术观出了问题,是中国全体学术人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出了问题。


      该文作者并不清楚学术重复行为的准确性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了偷梁换柱。


      “四是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的研究成果上署名。”


      这当属典型的沽名钓誉、利欲熏心,与窃取、抢夺并无本质区别。除非是被署名(被署名者不知情或很无奈)。例如,学生恳请没有实质贡献的导师共同署名,导师盛情难却、勉为其难,虽然没有主观恶意,但是,此类师生却共同违背了学术诚信的原则。


      “五是对为自己的研究作出实质性帮助的人不作感谢。”


      感谢,需要恰当的方式或方法。在作品的组成部分(肯定不应该是正文)中进行感谢,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学界就此问题是否已经达成共识?


      给予“实质性帮助”,如何理解?与前述“实质性贡献”是何关系?对此等人物,到底是应该感谢呢?还是应该署名呢?


      一个人的作品,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实质性帮助”呢?那岂不就成了合作作品了吗?那岂不就要共同署名了吗?


      目前学界和学人对此问题麻木不仁、我行我素。


      学术道德,还只是一个含义相当模糊的词汇。该文上述所列各项有违道德规范的表现,或语焉不详,或挂一漏万,实不足为凭。此一问题,尚待有心之人详尽论证。


      第二个规范是创作规范


      “在学术创作中,首先要坚持学术性和理论性。”


      这是一个相当含糊不清的表述。请问:学术与理论,能够截然区分吗?


      “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有的时候不大容易分得清。”


      学术与政治,还是可以区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涉及政治的学术问题与涉及学术的政治问题,确实大量存在。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都是问题。在问题这一方向上,是不需要分清的。


      “但明显属于政治问题的,我们就不要去动。”


      问题,既可以关乎政治,也可以关乎学术。政治问题可以有学术方案,学术问题也可以有政治对策。学人为什么不能去动——政治问题呢?


      当然,学人最好还是不要去动——政治。


      “我们国家有一大批官员是吃政治这碗饭的,把政治问题交由他们考虑可能更好一些。”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一些官员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国家有一大批学者是吃学术这碗饭的,把政治问题交由他们考虑可能更好一些。


      该文作者,可能没有从政的经历,可能没有智囊的概念。


      请教该文作者:“用现有的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问题”,这难道不恰恰就是“对策性研究”吗?


      理论研究,有回应现实问题与不回应现实问题之别。但却不可能有回应问题与不回应问题之别,因为,根本就没有不回应问题的理论研究。


      “我们国家的很多行政机关行政部门都在做对策性研究。他们在这个方面有优势,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们争饭碗。”


      果真如此吗?与理论工作者相比较,实务工作者的相对优势在于更加了解现实。同理,与实务工作者相比较,理论工作者的相对优势在于更加精通学理。在面对现实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时,谁会技高一筹呢?愚以为:不相上下。请不要拿既了解现实又精通学理的实务工作者(当属凤毛麟角)与只精通学理而不了解现实的理论工作者来抬杠、来说事儿。各有千秋、各有所长,这就是客观事实——符合社会分工规律的客观事实。


      “他们”并不存在整体的优势,“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争饭碗”,但是,“他们”与“我们”进行合作,很有可能是更佳的策略。


      脱离学术去搞政治,结果可能并不理想。


      “针对现实抽象出某种理论,或者对既有的理论进行修正,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


      这可能是理论研究的更高境界。对社会科学而言,理论性研究通常应该建立在对策性研究之上。如果不了解现实,那又如何能够抽象出理论呢?即使是批判、修正既有理论,也一定是以了解现实为基础的。


      此处所说的理论工作者的了解现实,显然不是与实务工作者的了解现实等量齐观的。


      “梁慧星教授写的《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一书中对学术性和理论性作了界定”,看到斯人斯书,真是感慨万千!2015年,我曾经拜读过该书,并且书就了一篇读后有感的文章——《怎样写法学论文——读〈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敬请感兴趣者不耻下读。


      “总结性。就是对既有的理论成果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或者综述。”


      这到底算“神马”玩意儿?能够算是学术性和理论性吗?其本质能够与“补白性”、“开拓性”、“提出问题”和“超越性”相提并论吗?在现实中,有太多的所谓的学术作品都属于“总结性”的。其实,也远未做到“比较全面的梳理或者综述”。


      必须旗帜鲜明的添加——批判性!学术的本质就是在否定“既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超越“既有的理论成果”。


      “而发表的文章和学位论文要求有所不同。”


      此言偏颇。因为有很多博士(甚至也包括硕士和学士)学位论文后来都顺利发表(或曰:出版)了。


      “学位论文有字数要求,有的博士论文能写三四十万字。那个好写。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代社会,从西周汉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别人说的观点都可以放进去,至少在材料综述方面有贡献。”


      感谢该文作者!希望所有的读者都已经知道了、明白了所谓的博士学位论文到底是如何“生产制造”的。最最重要的结论是:“那个好写。”!!!小学生们也撇了撇嘴:哼,不就是抄课文吗,这谁不会呀!也不知道如此写作的博士生们是否会羞愧难当???


      居然还会“有贡献”,可问题是:需要如此这般的“材料综述”吗?这样的“贡献”,有人领情吗?嗨!我怎么给忘了,对后来的意欲“材料综述”者也许不无裨益。


      “但要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同,你得围绕你的观点来讲,不能有可有可无的、多余的话。”


      果真如此吗?有何凭证吗?敢问该文作者:您能不能随便举出一个实例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这一结论呢?恐怕全中国没有任何一篇“发表的学术论文”达到了这一标准。


      “我们在书店里看那些六七十万字的书,你让作者把书中属于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可能许多作者做不到。”


      为什么会做不到呢?难道是洋洋巨著的作者的文字表达或学术修养不够吗?非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属于自己的观点”的内容恐怕只有六、七百字,甚至六、七十字,实在是无法拼凑成“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


      “我主张博士论文按照能够发表的标准就写五六万字。当然,我的这个主张许多博士不赞成。”


      向标新立异、锐意进取的该书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也主张: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判标准必须推倒重来!


      请搞搞清楚:难道仅仅是“许多博士不赞成”,该书作者的这个主张便不能得以实现吗?


      “其次是选题要有价值。”


      选题的价值,就是所要论述的问题的价值。


      不可否认,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假问题、伪问题,也有一些价值不大或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选题有价值,未必论文也有价值。问题的价值独立于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结论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选题自身也可能不体现价值。例如:论自杀、论强奸等等。仅从选题来看,根本无法判断其价值。


      “就是选题要有问题意识,有创新意识、精品意识。这是研究者对自己应有的要求,但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最清醒的意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自己的选题(其实应该是自己的作品)是否具有相当的价值。无病呻吟、盲从效仿、粗制滥造的作品,肯定没有积极价值。但是,中国学人却另有一套价值体系、价值标准:写作论文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满足私欲、争名逐利。这就是价值,这就是写作论文的价值。至于论文选题和论文本身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那就不必去操心劳神了。


      左明为什么那么自信——令人恐惧、胆寒的自信?就是因为我具有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我是一个探矿者,不是富矿我不采。我要为我的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时间、精力等等各项成本)和产出负责。


      我是用生命进行写作之人。


      我自写作,任人评说。


      “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对什么作出点贡献。”


      好一个“什么”!一个人可以但不要仅仅对自己的钱包儿有所贡献。


      “不能玩学术,把学术当作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


      玩弄学术,哇塞!这是何等奇绝的境界!


      敢问:这世间有几人能够“把学术当作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本人在学术实践活动中,仅就过程而非结果而言,肯定得到了充分娱乐和极大满足。但是,我却不止步于、不停留于自娱自乐,而更希望能够与众同乐。


      把学术本身视为娱乐、快乐,这可能就是学术的最高境界。不好意思,鄙人做到了。


      此外,我还要向世人格外推崇、提倡自娱自乐精神。自娱自乐是一种人生态度——至高至纯的人生态度,是自我、自主、自由的率真表达。如果一个人能够具有自娱自乐的精神并付诸实践行动,那么其必将无求于世界、无敌于天下。


      “在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个是不太了解国外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


      不太了解应该太了解的相关情况,又岂止是“在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而根本就已经足以致论文于死地了。


      “举一个例子,对土地权利的研究,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计其数。这些作者都试图设计一个使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但是实际上他们对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需求并不一定真的了解。有可能是只是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小范围的情况,以此为根据,要设计出一个在全国范围通用的制度,就会有问题。”


      请问:如果“试图设计一个使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需要“对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需求”“真的了解”吗?此二者之间真的具有必要的、精确的关联关系吗?再请问:中国法律所确立的千千万万的各项制度,到底有多少是决策者、立法者“真的了解”了国民的真实需求呢?


      还要请问:难道“要设计出一个在全国范围通用的制度”,就真的需要了解全国范围的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需求的情况吗?问题是:这些需求可能和谐一致吗?如果和谐一致,那么只需要“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小范围的情况”就可以了;如果不和谐一致,那么即使是了解了不计其数的杂乱无章的真实需求,又怎么能够“设计出一个在全国范围通用的制度”呢?


      该文作者的这个举例,那可是相当的不恰当。


      “对外国的制度、理论产生的背景,它们在那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有外国人特别是学者对他们的制度理论评价如何,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外国相关情况的又岂止是“很多人”,难道不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吗?难道这不是、这不应该是再正常、再经常不过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外国相关情况的中国人去论述、论证外国的问题,至少我本人那是相当的困惑和不解。


      “而对于中国的情况,总觉得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上网,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其实不尽然。”


      说得好、说得妙,中国人(自然包括中国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也未必很了解(奇怪,为什么不是“太了解”),就更不要说对外国情况的了解程度了。


      我有点儿晕,“中国的情况”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做学问是一很辛苦的事情。”


      这明显是不做学问之人或不做真学问之人的理解和感受。做真学问之人一定会认为做学问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恰如很多人都会认为吃饭或做爱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一样。


      是否很享受,仅此一点,即可判定某人是否在做真学问。


      “对有兴趣的问题,我们平常会更多关注有关的信息,写起来素材也会多一些。”


      请看:这就是惯常的写作“秘籍”——有素材。与其说有素材,还不如说对诸多的素材进行排列组合。所谓的写作,不过就是文字搬运罢了。


      “但如果对有些问题了解得比较多,也有一些思考,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题目。”


      不可否认,了解是思考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写作不应该是展示了解的内容,而应该是亮相思考的结果。别人的东西只能是别人的东西,不应该乔装打扮为自己的东西。自己思考的部分,才可能是有价值的部分。


      “作理论建设需要比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些学科可能就需要你说些谁都看不明白、听不明白的话才行。”


      在下对此实在是不敢苟同!高深、奇绝的思维能力(并不一定是“抽象思维能力”),的确是令人钦敬、仰慕!但是,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不应该混为一谈。再艰深晦涩的思维成果都是可以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故弄玄虚、卖弄辞藻,这是一种令人鄙视的卑劣学风。想得到,但却说不出或者说得不清楚、不到位,那只能说明表达者的表达能力相当有限。


      学术,贵在想到了别人不曾想到的,而不在于表达了别人不曾表达的。


      “特别是做比较研究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外语水平有一个把握。”


      此言不谬。外语水平也就仅仅在非常狭窄、狭隘的比较研究的领域才有用武之地。


      外语,应该是拿来真正使用的,而不应该是拿来虚假使用的——考核、评价、吹嘘、炫耀等等。


      “别人已经做过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你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可以作为你批判的靶子。”


      将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之人,不计其数——例如该文作者;而将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批判的靶子之人,则寥若晨星——例如不才左明。


      但愿,学界所谓的“进一步研究”,不是指拿来主义——照搬照抄。


      “而且问题大家都很熟悉,你的观点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或者批判。”


      拜托!熟悉,这可绝对不是质疑或者批判的基础原因。司空见惯的结果通常就是习以为常、简单接受。质疑或者批判,绝对不是单纯的怀疑或者否定,而是需要同时展示理由作为支撑。


      “需要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标准何在?应该不是指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牛顿或者爱因斯坦,这等真正的思维巨匠,绝对不是硬盘大师(即记忆高手)。唇枪舌剑、过目不忘的张松(字永年),也仅仅就是混了一个益州别驾(典故出处,搜索一下,您就知道)。


      “我的文章你看不懂只能说明你水平不高。”


      这是何等荒唐的评判标准!傻瓜的文章,你也肯定看不懂,难道这也能说明你水平不高吗?


      “研究冷门问题,如果能够坚持下去,也许将来能够成为大家。”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物以稀为贵!研究冷门问题的人原本就少,再减去半途而废者,那简直就是少之又少。相应的,成才的概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你的观点可能会被别人的声音所淹没。”


      俗语: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就充分说明“你的观点”价值低廉甚至毫无价值。


      “但是用热点问题练练笔是可以的。”


      请赐教:“练练笔”,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写作学术论文吗?搞搞清楚:该文作者正在讨论的可是“法学论文规范和好文章的标准”的问题。


      “有的教授课讲得很好,知识面很宽,对问题了解很深入,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文章写得不好,不好看,这就是因为平时老不写,自己的想法不能精准地用文字反映出来。”


      请不要搞错:讲课与写作(学术论文),这可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码事!不错,“知识面很宽,对问题了解很深入”,如果再加上语言生动幽默,的确就可以讲好课。但是,这些却远远不是写好论文的重要条件。讲课,不需要创造性思维;而写作(学术论文),则完全仰赖创造性思维。


      论文的好坏优劣,绝对不在于是否“好看”——文字表达赏心悦目、令人陶醉,而在于精神实质是否能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阅读论文,不同于阅读文学作品,更无法与阅读诗词歌赋进行比较。


      老写,也未必能够写的好!自己的想法能够精准地用文字反映出来的论文,也未必是好论文。


      该文作者注重的是论文的形,而不是论文的魂。


      “当然最高境界是我们自己制造热点,让别人跟着炒(笑声)。”


      我很好奇:大家都在笑什么?难道“我们自己制造热点,让别人跟着炒”,这就是“最高境界”吗?这到底是什么的“最高境界”?鄙人坚信:这肯定不应该是论文写作的“最高境界”。


      “所谓旧,就是老掉牙的,别人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的,甚至已经研究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问题。”


      旧问题,可以具有新生命,未必都会掉牙。一方面,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另一方面,已经貌似解决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如被后来的日心说取代的地心说。还有一种可能:旧问题在新时代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如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安乐死等等。


      “新问题的研究容易一些,因为别人研究得不多,怎么着都可能形成一家之言,将来中国法学研究史上就可能出现张说、李说、胡说等等。”


      新问题的研究,谈何容易。别人没有说过,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说法就一定正确。一家之言与正确与否没有必然联系。立异容易,求真难。学术的终极标准是求真,而非立异。


      可以张说,也可以李说,但却请不要——胡说。


      “研究那些老掉牙的问题是很难的,在这个上面提出新观点很不容易。”


      须知:研究任何真问题,求得真答案,都注定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问题的难易与问题的新旧——无关。


      “你的想法别人不可能没想到,一个人没想到可能,但说都没想到不可能,中国人没想到可能,外国人也没想到不可能。”


      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那些敢为天下先的开路者,难道他们的想法别人都已经想到并表达了?如果一个人的想法别人已经想到并表达了,那么他也就不需要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论文写作了。


      “要在老问题上做出成就,可能要坐更久的冷板凳。”


      再次重申:坐冷板凳的时间(也就是做出成就的难易)与问题的新旧——无关。


      “对旧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它是正确的,但我们用新资料,采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尽管结论不新,但也是有价值的事情。”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价值?恐怕也仅仅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吧?


      地球是球形,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宇宙飞船上,采用照相机,在太空的方位对它进行拍照,尽管结论依旧,但也是有价值的事情。


      确实,这样的照片相当有价值。因此,拍摄照片的工作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说说研究方法。”


      我很困惑:研究方法是可以言说的吗?如果有人问我:你是用什么方法把这道题做出来的?我会相当语塞:我、我、我,我也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方法解题的,反正我就是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就得出正确答案了。


      箴言:英雄不问出处,功夫不看招式。


      “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对更透彻地分析问题,增加自己观点的说服力是有好处的。”


      对此观点,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写作论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更透彻地分析问题”吗?是“增加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吗?对非本质的、从属性的问题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对论文本身的作用应该是十分有限的。除非当没有“更”、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论题是不能成立的。


      新的困惑:我们写作论文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在致力什么?难道就是“更透彻地分析问题”吗?难道就是“增加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吗?


      “发表的文章,一般在文章中是不讲自己采用了什么方法的,我们在看稿子的时候会发现别人确实是用了一些新的方法。”


      试问:发表的文章,能不能不明示采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不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所谓的方法问题真的就是无足轻重的庸人自扰。


      “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要交待你写这个论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


      这显然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要求。除非这是一篇关于学术方法论的学位论文。


      “有些人在谈到方法的时候有些随意,有的博士论文里面说采用了十二种研究方法。”


      并非是有些人有些“随意”,而根本就是提出要求者滑稽可笑!绝大多数博士生都远胜于孔乙己——他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而有的博士生居然会用到(其实也只是写出)十二种研究方法。


      这分明就是逼良为娼的制度设计。


      “在参加答辩的时候,我就要他说说其中的一个研究方法是怎么回事。”


      这可真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呀!心照不宣的体制之病,居然让该文作者给个棒槌就当针(真)了。遇到如此奇葩的问题,该答辩者可真是命苦。


      提问者的提问,显示提问者的水平。


      “每一个方法本身其实都是很深奥的东西,例如不是说两个东西放到一块来比就是比较的方法,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此言可能成立。但是,这一结论却的的确确、真真切切与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及答辩并无关系。


      我要借此机会好好开导一下那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请您们在提问之时不要跑题,不要扯那些没有用的。


      “一个就是比较的方法。这是大家都在用但存在问题也最多的方法。”


      为什么要使用比较的方法?冠冕堂皇的答案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问题是:在法学领域里,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拿来、借鉴、输入和接轨吗?美国的总统有任期限制,难道中国的国家主席也需要效仿吗?


      在法学论文中运用比较的方法,该不会就是拼凑字数的目的吧?左明的表达方式真是太不委婉含蓄了。


      “当人们做比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真正搞明白这些差别,或者把这些差别给忽略掉了,所以不准确。”


      果真如此的话,这明显是学识不足所致,而根本就与方法(即比较的方法)不当无关。该文作者这明显是乱扣帽子。


      说的再直截了当一些:该文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令人堪忧。


      “现在的比较都是拿外国的制度、理论来和中国比。”


      又岂止是“现在”,法学领域里的“比较”,历来都是以国别、法系比较为基本前设。从比较法学的定义,即可略见一斑。


      “比较完了以后你得有一个判断,判断谁好谁坏,谁优谁劣。”


      我历来主张: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地域、国别差异,切切不可简单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试举一例:多党轮流执政,可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却肯定不适合于今日中国。


      “在判断的标准上,有不少人有一个预设,就是外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理论比我们搞的时间长,所以它们应该是先进的。”


      这倒不是什么“预设”,而根本就是前提。请大家都来想一想: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当然是要进行学习。那么还可能与较差而非较好的对象进行比较吗?答案不言自明。


      中国,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请不要自话自说!请以较高而非较低的对象进行比较,便可一目了然。


      “以外国的状况为先进标准来跟中国比,肯定是中国不如人家,这个结论似乎用不着论证。”


      没有哪一位中国学者在经过比较之后,论证的结论会是“中国不如人家”。不是“用不着”如此论证,而是根本就不会去进行如此论证。中国的比较法学,还远未发展到与“人家”争高低、论短长的阶段。


      “如果发达国家之间的做法、理论不一致,就以我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个国家的制度和理论作为标准。”


      恐怕真的仅仅只是“自以为”“了解”吧?根据什么就敢认为“自以为”呢?到底都“了解”什么呢?


      “比如说物权变动制度,德国的和法国的不一样,我们很多的文章就说德国的好,法国的不好,因为德国的物权变动模式能够保证交易安全,比如你买个房子要去登记才能取得所有权,一登记,大家都知道所有权是谁的了。而在法国,一签合同,所有权就转移了,别人不知道。按照这种推论,法国通过买卖导致的所有权变动一定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因为它的交易安全没有办法保证。但事实上人家法国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拜托,该文作者所举的这个例子,能够被认为是“自以为了解”吗?这恐怕也只能被认为是——自以为理解吧?如果是真的了解相关国家的制度和理论的话,那么还可能冒这样的傻气吗?出这样的洋相吗?


      其实,这里已经都不是什么了解与理解了,而根本就是假想和“推论”。静坐在书斋里,面对文字资料(估计还是“二手货”),就敢对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评头品足,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呀!


      拜托,“事实”到底是什么?难道这是不需要去真正而非“自以为”“了解”的吗?


      文字工作者,也就只能解决文字的问题。现实问题,还要拿“事实”来说事儿。


      该文作者文不对题、词不达意的功力相当了得。


      “许多人比较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批判我们的理论和制度。”


      须知:批判,只有批判,才是学术的精髓体现、精华所在!至于是否借助比较的手段,并不重要。


      批判,也许是可以区分动机和目的的。求真,只有求真,才是真正的学术批判的动机和目的。


      “审视前些年中国法学的研究成果,比较的结论都是中国落后。”


      请问:如果比较的结论“都是”中国先进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进行比较呢?自我麻痹、自我陶醉吗?


      “研究各种问题的文章都是这个结论,中国就是全面的一塌糊涂。”


      很可能“研究各种问题的文章”都会得出中国落后这个结论。难道“研究各种问题的文章”不应该、不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吗?难道在“研究各种问题的文章”中都得出中国落后这个结论,“中国就是全面的一塌糊涂”了吗?这得是多么奇葩的大脑、多么诡异的逻辑才能够得出的结论呀???


      如果是家庭妇女、无知青年会如此偏颇和幼稚,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竟然、居然也会得出这么不靠谱儿、不着调儿的结论,我可真是只能说:我只是“自以为了解”他们的能力和水平。请大家务必要尊重事实——如该文作者所述的如铁一般的事实。


      学术作品聚焦的是阴暗面,而不是阳光面,这是学术作品的本质要求!!!舍此,就不是、就不配学术作品了。只有批判、否定,才会有突破、进步,这,就是学术的本真!


      批假、抑恶、揭丑,绝对不等同于全面否定。如果在学术作品中得出“中国就是全面的一塌糊涂”的结论的话,那么这一定不是学术作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它自己的特点,解决同样的问题,不一定需要同样的理论、同样的制度,何况我们的许多问题是外国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此言颇有几分道理。世间万事万物,差异是必然的,而相同则是偶然的。在我年幼无知的某个时代(大学本科),初次听说(而不是看到——看到事实)英美法系,得知它们竟然是不成为法,而且居然可以法官造法,我情不自禁的暗自思忖:这不是开玩笑嘛!这不是瞎胡闹嘛!然而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它们不仅法治发达,而且社会昌明。


      同样是为了解渴、同样是作为饮品,有人喝咖啡,而有人则喝茶水,真是相去甚远。


      确实,我们的许多问题(例如:男人的辫子、女人的缠足等等)是外国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里,还是应该多探究实际问题,少照搬现成主义。


      “我们中国在法治建设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根本就不需要认真研究,我的观点是:法治,根本就不是建设的产物、结果。中国目前尚不是法治社会,这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原因很简单,这完全是发展阶段使然。


      好有一比: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是不会遗精或月经的。这难道也是问题吗?如何才会出现遗精或月经?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再正常发育几年,就会自然而然如期而至。


      有太多的中国人真是糊涂的可以相当,把毕生的热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如何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出现遗精或月经。真是贻害无穷——害人害己。类似的闹剧、悲剧还举不胜举:不切实际的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着急忙慌的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只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却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脱胎于、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的实证研究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原来奉行‘司法神秘主义’,实证研究需要钱,需要很多的精力,还有很多技术性很强的东西,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所缺乏的。”


      我们的实证研究确实少的可怜,到底都有什么原因呢?抱歉,在下孤陋寡闻,实在是不知道所谓的“司法神秘主义”到底是何含义。实证研究绝对需要大量的精力,但却未必需要很多钱。愚以为:法律文本研究和案例文本研究,这就是实证研究,而不是文本研究。因为法律文本和案例文本都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研究法律文本和案例文本?一个明显的原因:这种研究根本就没有利益回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按照现有的评价体系,根本就不构成学术成果,对晋升、评优等等根本就没有贡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研究需要质疑和批判。但是,这恰恰是现有学术体制里最最缺乏的精神。至于“技术性很强的东西”到底是指什么,愚以为:不过就是指那些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所培养出来的素质和能力。毫无疑问,在不允许、不鼓励质疑和批判的学术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技术性很强的东西”。


      “一个国家的法学研究,如果没有实证的素材做支持,它的理论可能会飘浮在半空中。”


      作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的法学,如果仅仅只是表现为从文字到文字的搬运工作,那么其研究结果肯定不会“飘浮在半空中”,而一定会坠落至山谷里。


      实证研究确实不是法学研究的全部,但却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中心、重心、核心。那些“空对空”(从资料到资料的资料汇编)的理论研究,如果没有实质突破(质疑和批判都应该算是突破)的话,真的还不如保持沉默。


      “写文章的时候不要从理论到理论,要更多地关注和分析现实,搞清楚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写文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高校教师。他们都拥有什么?除了自己的大脑之外,就剩下书了。他们能做且只能做文字搬运工作。现实,与他们无缘。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使他们与现实结缘。如果他们能够“搞清楚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可真是活见鬼了。他们就是在不清楚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开足马力进行学术研究的。但是,如果把法律文本和案例文本也视作、当作现实的话,他们还是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大有可为的。


      左明的方向,就是中国法学学人的前进方向。


      “这些文章从技术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很困惑:为什么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挑剔法学文章呢?法学文章的质量,也绝对不是由所谓的“技术”因素所决定的。忘记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


      “我们只是要表明态度,希望大家去关注中国的现实。”


      此言相当中肯。这就足以说明:大家一直以来都没有关注中国的现实。这就是中国法学的残酷现实!


      “只有把这个搞清楚了,才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见解,提出我们的解决法案,提出我们的理论。”


      不可否认:我们中国人缺乏自己的见解、缺乏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不认为应该是“解决法案”)、缺乏自己的理论。以中国人的姓氏命名的理论,少之又少。左氏,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姓氏。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尴尬的局面。


      “去年第6期发表的巩固的《环境法律观检讨》,从五个方面对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法学研究进行批评。他没有正面论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否定了一些东西,实际上他的观点也大致能被人看得出来。”


      应该为勇于打破传统窠臼的《法学研究》点赞!喝彩!!纯粹学术批判的文章,也可以是优秀的文章——优秀的学术文章。鄙人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的数百篇以批判为主旨的文章,其实也有可能就是优秀的文章——优秀的学术文章。


      药品,别看广告,看疗效。文章,别看形式,看内容。


      也不知道:本文是否能够被《法学研究》邀请发表?


      “在论证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体系性。”


      我非常抵触、反感所谓的“体系性”。敢问: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有几人的思想可以谓之“体系性”?先人(实在抱歉,恕未核实。搜索一下,您就知道)有言:我们不过就是在海滩捡拾贝壳的孩子。而学术,就是那一望无边、波涛汹涌的大海。


      如果有幸,我们也只不过都仅仅是添砖加瓦者。请不要奢望去作总设计师——那是上帝的位子。


      “对体系不断加以修正,恰恰是体系性的表现和要求。”


      无疑,“修正”,不断的“修正”,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和常态。至于“修正”什么,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至少没有坚持“修正”的方向那么重要。


      倒要请教:对局部不断加以修正,难道恰恰就是局部性的表现和要求吗?


      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逻辑呀?


      “一个法律制度或者一个法律理论,自身有它的体系性,它追求的是相对的效率和相对的合理性。”


      能否进而推论:一个细胞或者一个分子,也都有它自身的体系性呢?那么还有什么没有体系性呢?还有什么不具有体系性呢?


      相对性,是任何一个事物的基本属性,而与所谓的体系性并无关系。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注意它和左邻右舍的关系。”


      所谓的普遍联系和全局意识,其实也都具有相对性。人们可能能够绘制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迹。但是,太阳并不是静止的。也许有人会说:我还能够绘制出太阳的运动轨迹。但是,银河系也不是静止的……以此类推,谁还敢说自己能够准确无误的绘制出任何一个天体的运动轨迹?


      体系性与相邻关系,远远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的视野、视域,决定其思维的宽度、广度。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我称之为‘梁氏作文法’(这个叫法没经过主人同意)。”“他写东西的时候先把问题的中心和主干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涉及到的大问题标出来,作为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这些第二层次的问题又涉及到哪些第三层次的问题,第三层次的问题又涉及到哪些第四层次的问题,都一一写上,看上去就像一棵树,现在叫做树状结构。”


      该文作者这明显是在恭维梁慧星先生。因为这种所谓的“树状结构”作文法的历史可能已经有几千年了。难道天下闻名的“八股文”不恰恰就是“树状结构”作文法吗?其基本原理就是:先树立框架,后填充砖瓦。如果用左氏风格的语言来命名的话,那就是——拼凑填充法。文章中的肉不多,水却不少。


      这种作文法确实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但是,在“八股文”里却难觅佳作。也许,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以介绍知识为己任的教科书的写作。


      再次重申:评价作品,要看重内容,要看轻形式。宁要灵光乍现,不要不温不火。


      “梁慧星教授以做学问为乐趣,前些年他大年初一还在屋子里关着门写东西。”


      向尊贵的梁慧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左明讲师也以做学问为乐趣,前两年他在除夕那天还在屋子里关着门写东西。


      由于所谓的体系性的相对性,因此切切不可拿着这一标准去衡量取舍作品。除非体系性的欠缺已经明显伤及逻辑性了。


      逻辑性,其评判标准最清晰、最明确,也最少争议。逻辑出错,一定是思维混乱所致。


      逻辑性,是可以修炼的。甚至可以夸张的说:逻辑性本身是一文不值的。但是,价值无限的思维的深度、力度,却是很难修炼的,而是上天赐予的。


      “也就是说,你的结论是一步步推导出来的,有论点有论据,论据和论点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论据能够支持你的论点。”


      其实,推导的方法是针对未知结论而言的——由已知条件去推导出来未知结论。然而,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文章,通常都是结论先行,然后再去搜罗证据。当然,也会有人先经过真正的推导,得出结论,然后再将结论置于文首。


      只有新鲜、新颖、与众不同的论点,才需要用推导的方法去展开论证。


      “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两三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却说很多,绕来绕去,最后把别人搞糊涂。”


      不惜工本堆砌资料,这是写作的常态。车轱辘话来回说,即使是“绕来绕去”,也肯定不能把清醒之人“搞糊涂”。除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其他很大的问题是:把虚假问题真实化、把无聊问题有用化等等。


      “我现在最怕见到的就是所谓‘理论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行政法学无疑是重灾区之一。在大约十年前,我最恶心、最反感见到的就是所谓“理论基础”的文章。以罗豪才先生为主力代表的“平衡论”首当其冲。我对以庸俗辩证法为基色的“平衡论”的批判,也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此不赘述。


      “人不吃饭会饿的,这个老百姓都知道,没必要去亚里士多德那里找什么理论根据。这样的做法只会把简单问题搞得很复杂。”


      面对这种现象,我与该文作者的结论完全不同。这样的做法绝对不是为了把简单问题搞得很复杂,而是企图使自己本不应该发表的作品得到发表。而且,他们居然就心想事成了。因为还有太多的人吃他们这一套下三滥的破玩意儿,其中除了缺乏辨识能力的读者外,还包括众多学术期刊的许多编辑人员。


      是整体的学术体制病了,而不是个体的编辑傻了。


      “堆一些外国哲学家的话其实是没有作用的,如果说有用,也就是只能让人对作者为什么引那么多东西感到莫名其妙。”


      难道仅仅就只是“没有作用”吗?难道能够允许这样的“没有作用”吗?难道堆一些外国法学家的话就会产生作用吗?


      必须对堆一些别人的话的写作模式进行最为严格的限制,如果尚不能完全禁绝的话,批判性引证不在此限。这应该成为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之一!!!


      请教该文作者:堆砌别人话语的作品,这能够算是佳作吗?这能够算是合格的学术作品吗?这样的作者能够算是会写论文吗?我们能够允许这样的作品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吗?


      第三个规范是形式规范


      “提出问题,就要交待问题的由来,这中间包括对此问题研究的大致状况,即经过大家的研究还仍然存在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研究的不足。只有把这个问题交待清楚了,人家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后面的话。这是一个逻辑的起点。”


      左明最擅长的本领可能就是——提出问题。在左明作品中使用问号的比率(问号占全文标点符号的比例),很可能傲视天下,稳居世界第一。


      当然应该“交待问题的由来”,但却大可不必也同时交代“对此问题研究的大致状况”,因为这一方面的内容深不可测、漫无止境。有太多的文章,其主要篇幅就是奉献给了这一部分,从而使之必然深陷资料汇编的泥沼。


      当然应该明确指出“还仍然存在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研究的不足”,这就是质疑和批判,这就是文章的精髓和亮点。至于质疑和批判的对象是“大家”的,还是个别的(当然应该具有代表性),并不重要。


      至于是否还需要再去说“后面的话”,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请回忆之前该文提及的“去年第6期发表的巩固的《环境法律观检讨》”一文的内容)。这绝不仅仅只是“起点”,也完全就可以是——终点。


      “在这一部分要对别人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归纳和梳理,并且加以评判,表明自己的看法,赞成哪一种观点,反对哪一种观点,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不能光是赞成别人的观点,否则就成了别人的观点的综述。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论据加以论证。”


      在学术作品而非通俗读物中,我最怕见到也最常见到的就是“对别人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归纳和梳理”,整个儿就是一个——痛说革命家史,好像读者们都对革命家史一无所知的样子。


      拜托,作者赞成的观点不仅不需要说明理由,而且也根本就不必然在作品中出现。写作论文不同于法官判案,无需对正反双方的论据和论点、诉讼双方的证据和主张均作出理由充分的积极回应。在学术作品中赞成别人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多此一举、浪费篇幅。


      批判,显然不同于简单的否定——说“不”。批判,必然会有相应的论证过程。我更喜欢精炼、凝练的论证过程。基本观点表达清楚了,逻辑关系交代清楚了,至于论据是否充分、饱满,就已经十分不重要了。


      我看重提出观点,而不屑拼凑证据。


      “第三部分就是得出结论,把自己的观点加以归纳。”


      结论,在通常情况下,在文首、文中就早已经出现了。基于此,就大可不必再在文尾“加以归纳”了。


      作者应该懂得珍惜读者的时间这一基本行为准则。


      “在结论部分还要交代一下,这个问题经过自己的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也许仅仅是一种谦谦君子的故弄姿态。


      该文作者所要表达的可能是自己研究的问题还存在问题,而不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存在问题。前一个问题,根本就无需交代(既然自己已经发现了问题,那么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呢?没有道理呀。即使是有道理——如时间、精力所限,也无需解释——解释无效);至于后一个问题嘛,每个人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包括自我批评的局限性。批判自己的作品,这一任务还是应该交给别人,而不是留给自己。


      “当然,说文章要包括这三个部分,不是说所有的文章都要从格式上写成三大块,而是说一篇文章必须要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整篇文章要用一根线把它串起来,而且要呈现递进关系,让别人看上去脉络很清楚。”


      似曾相见“八股文”。


      该文作者十分友好、善意的提示大家如何写作学术论文,可谓用心良苦、精神可嘉。可是,这些内容当属理应尽人(限于学术工作者)皆知的“小儿科”,其适用性大可疑问。


      学术规范,应该从明确禁忌开始。其实,其核心要义完全可以凝练为一句话:禁绝重复。


      第四个规范是引注规范


      “引注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实在抱歉!左明就不知道!左明清楚的知道:引注不重要——相当的不重要,不可能也不应该重要!


      “在我看来引注的作用至少有三个:一是表示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二是为了保护自己。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引证一个或者几个名家相同或者差不多的观点,拿名家权威做后盾。当然,有的时候引用一段领袖的话,可以在政治上起到保护作用。第三个作用,就是表示自己书读得很多,有的文章有一百多个注,引的什么都有,似乎在表明自己读了好多书好多文章。”


      对此,我相当的怀疑和困惑:1.为什么要“表示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呢?别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左明几乎(而不是完全)从不正面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为什么要表示尊重呢?左明确实大量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但目的却是为了质疑或批判,那么我为什么要表示尊重呢?2.“拿名家权威做后盾”,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的节奏吗?步人后尘、拾人牙慧,对此居然能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真是无话可说。如果写作学术作品居然还要求得“在政治上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可能就已经相当不正常了。敢问:“领袖的话”,是否也可以质疑或批判呢?在此种情况下,又该拿什么做后盾去保护自己呢?3.“表示自己书读得很多”,这与写作学术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书读得很多就能够写作优秀的学术作品吗?如此思考之人是不是脑袋让驴踢了或被门挤了?试问:难道步跑得很多就能够在跑步比赛中获胜吗?如果我每天跑步的距离都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博尔特,那么我就一定能够在百米比赛中战胜他吗?就一定可以打破他创造的百米世界记录吗?快醒一醒吧!书读得多,就一定会读书吗?就一定会写作吗?“有的文章有一百多个注,引的什么都有”,这确实似乎可以证明该作者“读了好多书好多文章”(也不尽然,虚假引注,客观存在,并非我在抹黑,我本人居然就曾经抓过几个“现行犯”)。但很遗憾,写作学术作品不是进行资料汇编。正面引注越多,就越证明该文汇编的资料越多。这分明是在不打自招、自取其辱嘛!!!


      这完全是三个扯淡作用!


      不彻底颠覆现有的引注规范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学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资料的使用,就是引注方面的常见问题,一是资料比较贫乏,应该收集的资料没有收集到;二是资料陈旧,有时用的甚至是几十年前的着述。”


      言外之意相当清晰:一是要使用丰富的资料;二是要使用时髦的资料。该文不像是论文写作的方法指南,怎么看怎么像是资料汇编的工作手册。


      毋庸置疑的是:资料汇编可不是论文写作呀!常识:狗,改不了吃屎。我们的专家学者该不会只会资料汇编吧?


      “一个是要尊重作者的原意,不可以断章取义。”


      我也惧怕别人说我断章取义、篡改原文。因此,我不惜工本、不舍昼夜,干脆将我质疑、批判的作品全文引用。因为我的作品绝对不可能被纸媒发表,不会得到一分钱稿酬,所以并不存在“注水肉”或骗稿酬的嫌疑。我也坚信:阅读我的作品的读者,不仅并不介意而且相当支持我的这一做法。


      如果没有靶子,那可怎么打呀!


      阅读左明的作品,就是在观赏实弹射击(目标都是——假、恶、丑,并非屠戮生灵)。够刺激!够过瘾!绝对爽歪歪!


      针对外文作品,“如果没有完全读明白,就可能引错,就可能断章取义,或者翻译得不对,理解得不对。”


      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作者的能力(包括外语能力)不足,就足以导致作品的质量堪忧。


      伪注(即虚假引注),仅仅只是引注中的一个枝节问题。


      “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大段引用别人(基本上是外国人)的观点,引完了古希腊的引古罗马的,引完了德国的引美国的,几千字过去了,仔细看看全是人家说的,自己的观点找不着,成了别人学术观点的推介。”


      请看:该文作者对此种情况的评价仅仅就是“不好的现象”,似乎还可以算是不坏的现象、不错的现象吧?


      好一个“几千字过去了”,如此轻描淡写、等闲视之,这可真是一个不在话下的问题。


      拜托,既然是“引用”,那么难道还需要“仔细看看”才知道“全是人家说的”吗?该文作者真是醉了!


      拜托,“别人”需要被“推介”吗?人家有这样的要求和愿望吗?人家作古可能都已经上千年了。


      该文作者说话可是有点儿不走脑子呀。


      “再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引注就没法写文章。”


      这是否也应该算是不坏的现象、不错的现象吧?


      普遍现象:没有引注,就不会写文章了。我的表达方式还会再赤裸、再露骨一些:文章就是由引注构成的。


      左明的作品几乎没有引注(仅有的注释就是:注明质疑、批判的对象的基本情况)。但到目前为止,却似乎没有谁会认为我的文章是佳作。


      “在这个问题上,杂志是有一定责任的。一篇文章如果引注很少的话,有的责任编辑就会怀疑作者收集资料的工作做得不够,从而影响编辑对文章价值的判断。因此现在发表的文章都有很多的引注。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有用的、没用的,有没有必要的,都给你引用上再说。”


      该文作者勇于自我问责,值得大大的钦敬!!!


      请看:在这个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上,始作俑者非杂志、期刊、编辑莫属!


      平心而论:编辑,也真是不容易(凡是出来混的,谁又容易呢)。需要明确的是:编辑万万不可兼任审稿人。编辑对文章的实质价值万万没有判断资格和判断权力!切记:文章的质量不是由引注的数量所决定的。否则的话,凡是识数的人(小学低年级的水平),就都可以去作编辑、审稿人了。


      现在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确实都有“很多的引注”。不限于这一问题,我特意精心挑选了两位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的作品,与之切磋技艺、共同探讨。感兴趣者请参阅拙作《论学术行为“明显不当”》和《在民法与宪法之间》(均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就是这套弱智、低俗的判断标准,彻底摧毁了、葬送了中国的学术。


      是评价者的水平,决定了被评价者的水平。很不幸,评价者恰恰就是武大郎(当属虚拟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有读过那些个大家的书,也并不妨碍你得出和那些个大家同样的结论,因此,犯不着非要把这个知识产权拱手让给别人。”


      我有点儿晕!我当然欣然接受殊途同归、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等现象。但令我困惑的则是:即使是自己独立(而非抄袭、剽窃)“得出和那些个大家同样的结论”,难道就可以、就应该公开发表自己在后的结论吗?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该文作者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和认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和巩固。知识产品内容相同的在后权利人的权利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包括丧失部分权利。拱手相让,恐怕没有这个资格吧?


      不好意思:我是真的读过了那些个(当然数量相当有限)大家的书,但我却也真的得出了和那些个大家完全不同的结论。


      左氏曰:不同则鸣。此乃为文之道、为学之本。


      “现在《法学研究》在编辑加工文章的时候,会砍掉很多没有必要或者可有可无的引注。众所周知的东西,对法学学术论文读者而言属于常识性的东西,通说等等,没有必要加引注。”


      难道学术期刊除了“编辑”之外,还可以“加工文章”吗?那岂不与“生产文章”的作者成了合作作者吗?


      如果引注的内容是注明引文出处的话(这也是引注最广泛、最常见的功能),那么不管引文本身内容如何(如“众所周知的东西,对法学学术论文读者而言属于常识性的东西,通说等等”),编辑怎么能够、怎么可以痛下杀手——直接“砍掉”呢?除非连引文本身也一起“砍掉”(美其名曰:雕凿)。当然,解释或说明性质的引注,不存在这一疑问。


      不同性质的引注,应该适用不同的规则。


      “网上资料有存在周期,过了两个月可能就查不到了。”


      我的作品,几乎都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了(只此一家,别无他投)。但愿,北大法律信息网能够“万岁”!


      “网上的学术观点,也不可以作为资料使用。”


      这是为什么呢?请该文作者说明理由。仅有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这算不算是有色眼镜呢?这算不算是某种歧视呢?


      第五个规范是文字规范


      “一个是不精炼,大白话、口语化、一个意思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或者很欧化,写出来的文章像翻译作品,而且属于那种硬译的、死译的那种。”


      “不精炼”,精炼,那可是文字表达的极高境界。文言文的表达堪称足够精炼,但已经渐行渐远——能够娴熟驾驭文言文的人快要消失了。


      “大白话、口语化”,我很感意外。难道事实果然如此吗?难道在现在的学术作品中充斥着“大白话、口语化”的文字表达吗?难道现在还有人好意思、胆敢于在学术作品中使用“大白话、口语化”的文字表达吗?至少在我所阅读的数百篇学术作品中,几乎很难看到“大白话、口语化”的文字表达。除非该文和本文的表达就属于“大白话、口语化”。


      “一个意思不厌其烦地反复说”,这个可以有、这个真的有。我来作证:马克思先生的《资本论》第一章,绝对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车轱辘话来回说,如果不是为了凑字数或骗稿酬的话,那就很可能是作者的水平出了问题。


      “欧化”,不好意思,本人对这一状况并无概念(也许学界对此有所界定)。翻译作品,原本无可指摘,可以挑剔的是“硬译的、死译的那种”——不佳的“欧化”译作。


      “现在发表出来的文章,还有浅论、略论、试论、初论之类的大标题。看上去作者似乎很谦虚,但你自己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了再说呀。”


      真是惊人一问!真乃咄咄怪事!难道作者真的把问题想透彻了再说,就不能够很谦虚了吗?就一定要很不谦虚才是对的吗?就非要使用高论、深论、定论、详论之类的大标题才是好的嘛?


      更何况:世间有几人真的敢想、敢说“自己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了”呀???


      “更常见的问题是把大标题写得很长,有的要用两三行才能把一篇文章的标题排得下。”


      这就是典型的表达不精炼。但这却很可能是很多人有意为之、心向往之的一种状态:标题不长,不足以显示功力和水平。


      精彩、出彩的作品标题,这很可能是很多作者的一种追求。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也叹服如此精妙的作品标题。相反,也有一些作品的标题朴实无华,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俗语: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而不是作品的标题上。特别是学术作品而非文学作品,标题的价值就更加淡化。我长期以来无心刻意在标题上耗费心思,我的作品的标题也可能是最不加雕饰的原生状态,例如:读《某某作品》后有感。我希望当人们想起左明的作品的时候,是由于其内容,而不是因为其标题。


      “《法学研究》每发一篇文章,责任编辑都要对文章进行修改,在保持文章的内容不变、观点不变、论据、逻辑等不变的前提下,对文字和标点符号进行修改。”


      请注意:是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而不是修改文章,这可能就是编辑(或责任编辑)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在“三不变”的前提下,编辑的施展空间实在有限。与之相应,编辑的工作价值也就可见一斑了。


      审稿和审稿人,这才应该是发表机制的核心工作和核心人物。审稿人不一定比投稿人更加高明,但却应该能够发现和赏识投稿人的高明之处。


      审稿人的水平,决定学术期刊的品质。


      “再有就是正标题不说明文章的内容,非要加一个副标题。”


      我倒是蛮认同正副标题的命题方式。正标题,是虚指——空灵高远;而副标题,则是实指——脚踏实地。从两个向度分别去揭示作品的意境和内容。真正令人绞尽脑汁、颇费思量的恰恰就是高端大气的正标题。


      “如果标题的文学色彩很浓,我们也会修改。”


      这当然是必须的。恰如:如果学术作品的内容或表达的文学色彩很浓,也是极不恰当的。


      “有的文章一大段一逗到底,中间全是逗号,最后才来一个句号,有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有的一句话七、八十个字,中间连个逗号都没有,读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有的本来不长的一句话,非要把它掐成几截,让人读起来感觉就像我们以前的一个国家领导人讲话一样。”


      “一逗到底”,这似乎应该是贬义词,直指某种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的表达方式。


      长句不断句,这就应该具体分析了。因为确实有一些内容相当精彩的长句是可以不断句的。恰当的长句应该是一种符合语法、句式的复合句。


      短句,如果拿捏得当,更有可能是精彩绝伦的精警之句。


      不论长句,还是短句,只要处理有方,就都是佳句。


      “例如,有一个词叫‘理路’,我始终搞不明白‘理路’到底是个啥。”


      实不相瞒,我也说不清“理路”到底是个啥。类似的困惑还有:进路、范式等等。好在,这些措辞的本质并非严谨的学术概念,对作品的实质内容并不会产生重要影响。再遇到这种稀奇古怪的字词,我们不妨就把它们当成屁给放了就好。


      我倒是有一种不同于该文作者的发现:有的学人在学术作品中过于刻意追求华丽光彩的文字表达(例如:超长的复合句式、冷僻的复古措辞、自创的新颖词汇等等不一而足),给人一种买椟还珠、喧宾夺主的印象。更有甚者,炫耀、卖弄非凡的字词功力已经成为某些学人得以安身立命、扬名立万的法宝了。对此,在下实在是不敢苟同、不敢恭维。


      最后的归纳:什么是好文章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的确如此。愚以为,虽然上无止境,但是,还是应该设有一些底线标准:1.力戒重复。重复是学术的死敌!2.尽可能减少正面引述。拾人牙慧,实不足取;3.进行作品分类。将文献综述或资料汇编与论文进行明确区分。


      “一般情况下,比较有名的杂志发的不能说每一篇都是好文章,但好文章的比例会高一些。”


      这完全符合正常逻辑。但是,这也仅仅就是在相对标准之下的比较结果。在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的背景之下,所谓的“好文章”的成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对同一篇文章,人们的评价其实并不一致,会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这一现象简直就是必然的、必须的。人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评价皆是如此,不可能都说好,也不可能都说不好。这也恰恰印证了:评价者自身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研究的问题属于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这应该是立基点、出发点。学术研究不同于洗煤球,不应该做无用功。伪问题比功力差更可怕。伪问题是方向错误,已经与速度无关了。选题的水平,在很大意义上可以折射出研究的水平。研究的价值与选题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


      “不宜成为法学论文选题的,第一是非法律的,或者是没有法律意义的问题,比如以德治国。又如研究婚姻法的人,前段时间提出要根治‘小三’,也跟法律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错,“以德治国”或“根治‘小三’”,这些论题确实可能与法律无关或没有法律意义,但是,也不能排除与法律有关或有法律意义的可能。法学论文的选题,应该允许与其他学科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叉融合。


      “再如我们现在研究医患关系,强调患者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什么权利,我没有太多的研究。对病人,大夫和医院应该告诉他某些重要情况,因为病人有知情权。但这个知情权在法律上的意义到底如何?产生医患纠纷了,病人说医生没告诉我,会影响法院的判决吗?”


      知情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没有什么研究。作为一项能够实现的现实权利,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来支撑,而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名词。病人的知情权,至少会涉及诸如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义务主体、义务内容等等能够认知和操作的细节,如果缺失或疏漏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知情权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说不清的,进而在因此而产生医患纠纷之后,法院是难以判决的。


      “第二是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三权分立,至少在我国现在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真乃天大的笑话!难道三权分立“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吗?难道三权分立是“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提出或讨论三权分立,这倒是可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法律有关的非法律问题。


      在不合时宜的条件下提出或讨论三权分立,作为学术研究,这也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遥想当年,日心说、进化论的提出合乎时宜吗?


      中国的学术禁区和雷池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军队的国家化,在我国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队国家化能实行得了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军队国家化,这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法律问题。至少在法治国家里,这当然应该是标准的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党为什么非要指挥枪???党是否就应该要指挥枪???党指挥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倒是典型的非法律问题。


      军队国家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得以实行?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三是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并且该规定并没有显示出不合理的问题。比如前几年国家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有很多动作,法学界就没有必要跟着去研究,因为我国法律上对此早有规定。”


      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否不合理,这可是法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若干工作内容之一!法律是否合理,这可不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下了结论就可以定调了的事情,这当然应该成为整个法律界和法学界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重大事项。


      怪哉!难道“因为我国法律上对此早有规定”,因此“法学界就没有必要跟着去研究”了吗?这到底是什么奇葩逻辑呀?


      祖宗之法,真的不可变吗?须知:没有改变,便没有发展。


      “第四是凭想象想出来的问题。比如对前段时间公布的《婚姻法解释三》,很多人包括一些教授从保护妇女的角度批判,说《解释三》特别是有关房子的规定对女方不利。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具体理由我不说了。”


      要知道: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是人类智能最突出、最优异的体现。


      《婚姻法解释三》有关房子的规定是否对女方不利,这怎么就成了“凭想象想出来的问题”呢?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凭空想象的话,那么也应该是“很多人包括一些教授从保护妇女的角度批判”所依据的事实或理由吧?


      伪问题与结论不成立,这可明显是两码事儿呦。


      “新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观点新,别人没有说过的;第二是资料新,别人没有用过的;三是方法新,这个方法别人没有用过;第四个是角度新。当然观点新最好,但是资料新、方法新、角度新也是新意。”


      不可否认: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也确实都属于创新的范畴。但是,却都与发明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法学研究也许真的需要新资料、新方法和新角度,但是,如果观点或结论不新,那么前述“三新”又有何意义呢?这算不算是“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呢?


      “第三个标准是概念清楚,主线突出,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符合逻辑符合体系,能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


      概念,往往是元命题、原命题、源命题。不无尴尬的是:概念本身很有可能也是、就是研究的对象而并无定论。


      主线突出,可能就是突出主角、淡化配角的意思吧。拎不清轻重的作品,确实相当糟糕。


      观点不明确,这可能发生吗?别笑,有很多学术作品居然就没有观点。以资料汇编或文献综述方式形成的学术作品,当然可能会没有观点。


      论证充分,这确实可能是绝大多数学人的追求,但却不包括我。我更在乎、更看重、更用心的是:是否能够提出观点,而不是不厌其祥、极尽所能的进行论证。论证是为论点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论点只有在被质疑、被挑战的时候,论证是否充分才具有实际意义。整部《论语》几乎都是论点或观点,而几乎没有任何论证。也许,孔老夫子认为:论证,那完全就是多余的,还是让时间和实践去作出终极的证明吧!


      是否符合逻辑、符合体系,能否自圆其说而不自相矛盾,每一位作者肯定都会有相应意识,但却很难能够清醒的自我判断。这就是身在山中不识山这一道理所指向的表现。


      “第四个标准是结论或建议符合我国的实际,符合法律的基本原理,符合社会的生活经验,能解决现在或者不远的将来的问题。法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我们研究的是社会,而我们又身处其中,因此会受自己的经历、知识背景、感情、价值取向等等的影响,所以对研究的结论要特别强调客观性、有效性。”


      应该“符合法律的基本原理,符合社会的生活经验”,这是对结论或建议的共同要求。而应该“符合我国的实际”和应该“能解决现在或者不远的将来的问题”,则仅仅是对建议而不是对结论的基本要求。


      法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肯定不同,但是,也可以区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研究。建议、对策等等,往往就是属于应用实践研究的范畴。基础理论研究的范围无限广阔,完全可以鸟飞高天、鱼跃阔海——不受制于实际或现实的羁绊。


      我们对社会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身边。我们应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于学术的蓝天。流行话语: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肯定的是:人的想象力一定“会受自己的经历、知识背景、感情、价值取向等等的影响”,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束缚、挣脱的枷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就万万不可再人为制造更多的思维障碍了。


      不错,科学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难道科学研究的结论也一定要特别强调有效性吗?至少我对此不以为然,破解哥德巴赫猜想是有效的吗?


      科学的终极目的是有效吗?


      时下,青年朋友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反问就是:这有用吗?这样做有用吗?


      我的回答是:请不要让功利限制了你的人生。


      “第五是文章的结构合理,文字要好。”


      结构合理,相对容易做到;而文字要好,则很难能够企及。文字表达的水平,可以说是上不封顶、永无止境。


      “有一句话,叫做文章人人会写,各有巧妙不同。刚才讲的都是在平常看文章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能写出好文章。能够写出好文章的人,无非是在写文章的过程中避免了别人经常犯的错误的人。”


      那明显是一句言不由衷、恭维众人的话。古往今来,怎么可能是人人会写文章呢?文章中的佳作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该文作者将“虚情假意”进行到底——“其实每个人都能写出好文章”。动听悦耳倒是蛮动听悦耳的,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实现“其实”呢?难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避免了别人经常犯的错误的人”,就能够写出佳作吗?


      难道不犯错误,就是正确吗?这逻辑也太奇葩了。


      结语:


      这可实在是一篇上“佳”之作,好就好在其论题之上。这个论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可辩驳。


      我想当困惑:作为一位闻名遐迩的法学学术期刊的负责人,为什么要给法学研究设置那么多的人为障碍呢???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打碎枷锁的过程!


      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不可以,而应该有更多、更多、更多的——可以!!!


      思维解放必将受到利益分配的钳制。


      佳作,是真正的学人心驰神往、梦寐以求而难以亲手缔造的心中圣物。


      是内容而非形式,决定了作品的价值。


      作品内容的奇异、稀缺程度,是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佳作的基本标准。


      左明,是何许人也?乃一民间实名审稿人也。属于“三无”人员:无编制、无报酬、无职权。头衔是自封的,行为是自愿的,文责是自负的。


      审稿人通过审稿也可以形成自己的作品——独具一格、别具价值的作品。


      阅读左明的作品,难道不是最真的享受、最善的体验、最美的愉悦吗?


      向包括我的父亲和我在内的天下所有父亲致以节日的问候!


      2018-06-17(父亲节)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
    左明,北京农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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