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认定为肇事船后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法律审查
2018/6/14 10:44:29 点击率[23]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海商法
    【出处】微信公众号:广州海事法院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海事事故调查结论书并非证明海事行政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的直接证据,在行政案件中海事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证明程度要达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中文关键字】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海事事故;案例评析
    【全文】

      【案情】
     
      原告(上诉人):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闻海事局2013年9月14日,在湛江雷州企水对开水域一艘渔船沉没,船上5名渔民全部落水,3人获救,2人失踪。经过海事局调查认定事发时间途经事故海域并与事故渔船发生会遇的“昌汇88”轮为肇事船,触碰正在拖网捕捞作业的渔船船尾右侧渔网拖缆,造成事故渔船被掀翻,随后沉没。2014年1月6日,徐闻海事局向原告发出《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认为根据《水上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调查处理规定》,以及AIS数据记录、现场勘查、当班船员陈述、油漆检验鉴定结果等证据确认,“昌汇88”轮为涉案碰撞事故的肇事船舶。2014年1月23日,徐闻海事局经调查作出《湛江雷州“9.14”北海渔船被碰沉船事故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涉案碰撞事故的调查经过以及证据材料,并对事故原因及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判定作了划分,通过调查询问相关船员、现场勘查事故船舶、扫测沉船及打捞渔网拖缆、进行油漆取样送检鉴定、函查等,共获得证据36份和相片28张、视频9段。2014年1月27日,徐闻海事局制作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昌汇88”轮未保持正规了望,作为让路船未大幅度为从事捕捞的渔船让路,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此次事故负主要责任。随后徐闻海事局以事故当时值班的驾驶员未保持正规了望,避让措施不当等过失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为由,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二条第1款、第五条、第八条第1、3、4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1款第(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第二十一条第(一)、(二)项、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十三)项的规定,对“昌汇88”轮的经营人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作出罚款7000元的行政处罚。昌汇公司不服,向徐闻海事局提起行政复议,徐闻海事局维持了该行政处罚,昌汇公司遂提起本诉请求法院撤销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
     
      【审判】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拟证明“昌汇88”轮未航经事故位置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与AIS数据记录及询问笔录记载的事发当时值班船员陈述的情况不符,原告的举证不能推翻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的结论。被告提交的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事故调查报告、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均为被告依据调查搜集的证据结合专业知识所作的分析认定,虽非认定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直接、客观证据,但其结论是基于事故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客观证据结合专业分析得出,结合询问笔录中当事船员对事故发生时段该轮与渔船会遇情况的陈述,以及鉴定报告对于事故渔船拖网缆绳上附着的黑色外来油漆与“昌汇88”轮球鼻艏左侧擦痕旁船舶油漆中的表层黑色油漆的红外光谱图一致、成分一致的鉴定结论,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昌汇88”轮为涉案事故的肇事船。再结合海事局对值班驾驶员毛冬根的询问笔录,毛冬根陈述事故发生前后其离开值班岗位几十分钟,没有其他人员代岗的事实,处罚决定书认定事故发生当时驾驶员未保持正规了望、避让措施不当等过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事实依据。
     
      广州海事法院于2015年7月3日作出(2015)广海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驳回昌汇公司的诉讼请求。昌汇运贸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撤销粤湛海事罚字[2014]080072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闻海事局经过对涉案渔船被掀翻沉没的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通过收集涉案事故发生时间和AIS数据记录、对打捞上的渔船拖缆以及“昌汇88”轮船身擦痕的油漆比对鉴定、询问“昌汇88”轮当班船员事故发生当日情形等证据,确定“昌汇88”轮为肇事船舶,且因其船员未正规了望,以及采取的避让措施不当为涉案碰撞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规定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其罚款额度亦在法定的范围内,徐闻海事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事实依据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55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系海事行政处罚纠纷,具有典型的海事特色。海事局作为国家海上安全监督管理主管机关,对海上交通事故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沉船事故发生后,肇事船已不知踪影,海事局要通过海事调查寻找并认定肇事船,作出的行政处罚也依据了海事事故调查结论,作为肇事船的船舶经营人的原告提起本诉的真实目的是取得海事局作出海事事故责任认定的基础证据材料,以在受害人诉其民事赔偿的案件中使用。涉案的行政处罚本身仅涉及7000元罚金,原告诉行政处罚的深层动机是不服事故调查结论、不服被认定为肇事船,但是徐闻海事局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海事事故调查报告均非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本案被处罚的违法行为又与肇事行为不可分割, 查明事实是否要深入到对肇事船的认定是否准确的问题也一度困扰合议庭。作为被告的海事行政机关在应诉之初举证不积极,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违法行为事实源自事故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提交事故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书足以完成对于认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的举证,事故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书是由主管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及程序作出的专业结论性意见,其合法性无需再证明或审查,法官及时释明后,打消了海事行政机关的错误观念。
     
      海上活动与陆上活动明显不同在于海水的流动性导致事故现场易变易逝,事故直接证据少,法院审理相关海事案件需要根据证据规则,运用海事专业知识,分析有关间接证据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链,认定证明被指认的船舶是否为肇事船舶等事实。广州海事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分析认定大量证据,对双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进行有理有据地回应,排除合理怀疑,准确认定肇事船,依法支持海事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积极发挥了专门审判的职能作用。本案审结后,涉案事故引发的对肇事船的民事损害索赔案件在北海海事法院以调解方式得到成功化解。
     
      本案审理的思路明确了对海事行政机关作出类似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进行法律审查的标准,明确了海事行政处罚案件中行政机关不能单独依据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海事事故调查报告来证明查处的违法事实的真实性,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海事事故调查报告并非证明被查处违法行为的直接证据,在行政案件中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也处于待证明的状态,这一点与民事案件的审理思路是不同的[1],是否能在行政案件中被法院采信,合议庭需要结合庭审调查及其他证据的情况,来辩别真伪,也即行政诉讼中需要审查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足,不能简单地就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来认定违法事实,需要审查海事行政机关作出海事调查报告的基础性证据,从而作出有完整的证据链支撑的事实判断。有关船舶碰撞的事实证据材料指涉及船舶碰撞的经过、碰撞原因等方面的证据材料。 [2]为证明被查处违法行为的真实性,海事行政机关还应提交海事事故调查过程中掌握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以利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6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作者简介】
    单位:广州海事法院
    【注释】
    [1]法民四(2006)第1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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