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浪潮中的司法改革:机遇与挑战
2018/5/29 14:37:44 点击率[6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信息
    【出处】《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十八大以来的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切入一些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同时,各地借助信息化建设,在司法管理、司法辅助、司法行政以及部分审判、检察工作中进行改革尝试,取得诸多积极成效,如司法决策得以优化、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这使得本轮司法改革在目标、理念落地方面获得更大的可能。信息化建设与“顶层设计”的双重驱动为本轮司法改革带来了不同于过往的机遇与挑战。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还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契机。法学界应当抓住机会,为下一轮的司法改革贡献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中文关键字】司法改革;司法信息化;司法大数据;司法公正;司法效率
    【全文】

      一、引 言
     
      在十八大以来的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之初,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大概都没有预见,也未能明确地意识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发展会对改革本身产生何种影响。传统上,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往往会被贴上“风险规避者”的标签,审判等司法工作亦以“稳重”甚至“保守”为其实现守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责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与很多国家不同,我国司法机关的“紧密性组织”构造和“集体决策”式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工作者在个体层面“风险规避”的保守倾向,使得“审判独立”“裁判者负责”有沦为具文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有论者对本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怀有疑虑或担忧亦不无道理。
     
      不过,近年来,以审判的公开、透明和化解“执行难”“送达难”以及规范“涉案财物管理”
     
      等问题作为抓手和突破口,信息化建设在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快速发展,为实现司法体制改革的预设目标提供了重要契机。信息化发展与司法体制改革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简单的、可测量的对应关系,笔者也无意给出某种“前瞻性”的论断或愿景预测,仅就目前观察到的信息化建设引起的司法实践变化与本轮司法改革带来的权能、资源和责任之间复杂、微妙的联系,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二、司法改革中的“技术成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案经费不足,基础设施、设备老化等问题一直制约着司法权的有效行使。 [1]随着中央财政政法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借助信息化建设,各地司法机关均显著改善了软、硬件设施,司法实践工作产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具体来说,信息化建设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司法管理、司法辅助、司法行政以及部分审判、检察工作本身。
     
      首先,在本轮司法改革中,信息化建设有效地提升司法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使得过程管理,全程留痕成为现实。“司法管理”在中国语境下至少包括案件流程管理、司法质量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以及人事业绩管理等几层含义。其中,涉及案件流程、司法行政以及部分人事考核等带有明显“行政性”特征的事务无疑是智慧法院发挥作用的典型领域。例如,在法院审判事务性工作方面,送达、证据调查、法庭记录、整卷归档等工作占据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大部分工作时间,检察机关在办理公诉案件的过程中亦在取证、调卷等环节耗费大量时间,通过引入“电子送达”“庭审助手”“智慧检务”系统等信息化工作平台,能够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司法辅助人员在“重复性”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此外,随着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工作平台也可以有效地助力法官、检察官在个案审理中的决策,提高办案质量。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各地人民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数量均有普遍增长。为了缓解结案压力,不少法院在“繁简分流”和“程序分化”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其实,司法实践中“串案”越来越多本身就说明民商事纠纷有“类型化”的发展趋势,对于民间借贷、房屋买卖、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常见、多发性案件,利用审判辅助系统分析特定类型案件共有的证据、程序、事实以及法律要点,不仅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实现“同案同判”,也能够有效节约司法成本,使员额法官有更多精力分析和审理复杂、疑难案件。
     
      其次,通过信息化建设解决“执行难”、涉案财物管理等长期困扰法、检系统工作的难题。全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一直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贯彻“一性两化” [2] 工作思路的主要着力点。一方面,建设“总对总”“点对点”等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执行实施过程中“查人找物难”的顽疾。我国疆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极速转型带来的人口、资产流动使得构建国家认证能力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任务显得尤为艰巨。信息技术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此意义上,最高人民法院以化解执行难作为突破口,通过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现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建立协议、联合发文,利用“总对总”系统对全国范围内的银行账户、车辆、股权等信息进行网络查控,实际上是国家认证能力的整合和实现。
     
      另一方面,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执行指挥系统平台的建立也促使执行工作的分段施行、全程监督和阳光公开具有现实可行性。困扰法院系统多年的执行实施不规范、执行拍卖不公开等“乱象”均可以因此得到有效遏制,显著提升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最后,智慧法院还能够让当事人亲身体会到司法服务质量的改善、亲眼见证到公平正义实现的每一个细节。“接近正义”或“接近司法”是 20 世纪以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指向的核心命题。对于当事人而言,正义或司法之所以难以接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或因素制约了其诉权的行使。“立案难”曾经是与“申诉难”“执行难”并列的民事诉讼领域中三大顽症之一,在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当事人行使诉权基本上不存在制度层面的障碍。通过建设智慧法院,不少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均建立了“当事人自助立案系统”“网上立案系统”等信息化平台,律师可以在网上完成提交起诉材料、交纳诉讼费、获取案号,清晨排队等立案的现象也得到了改善。又如,审判公开固然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其实现程度仍然有赖于具体的制度、技术条件。案件查询难、联系法官难一直是不少“案多人少”法院在司法工作中突出的问题,老百姓无法感知审判、执行工作的进展情况,不仅会使其心生疑虑,也会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从建立 12368 诉讼服务平台电话热线,到将短信、网络、微信、APP 等应用与之融为一体,当事人和律师能够随时了解、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从而不会缺席公平正义实现的每一个环节。
     
      三、本轮司法改革的两个重要特征
     
      与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若干个改革纲要相比,本轮司法改革启动之初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切入一些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 [3] 突出“顶层设计”主导解决具体问题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司法改革不再是法院或检察院一两家的“单兵突进”,相反,改革的目标、标准和效果由最高决策层统一设定,并提出明确的落实要求和时间表。此前,法院、检察院“自我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落地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早在 1999 年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一五纲要”)中就曾提出优化内设机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司法效率和法院管理水平等改革目标,这些改革要点几乎在后续的改革纲要中又不断地被重复提及,但改革究竟落实到何种程度缺少有公信力的评估。由“顶层设计”驱动的本轮司法改革对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而言意味着“外科手术”式的强力改革,司法员额制、人员分类管理、财物统管等具体改革措施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落实到位与最高决策层的决心、意志密不可分。同时,由社会第三方主导的改革效果评估也使得司法改革的公信力获得显著提升。
     
      其二,“顶层设计”主导的司法改革还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政治资源,保证改革目标能够如期落地。
     
      之前法院、检察院系统自身主导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显著成效,除受制于内部利益羁绊外,主要的外因是缺少相关党政机关的全力支持。以人事制度改革为例,党委的组织部门、编制部门分别负责政法干部的选拔、考核、管理以及职数编订等工作。离开相关部门的配合,司法机关主导的司法改革想要落地亦属“有心无力”。本轮司法改革恰恰切中了这一“要害”,使得体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其三,司法改革意味着整个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或改革,司法改革成效直接关系到司法机关在未来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不断凸显,但仍未摆脱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辅助性定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的治理功能日益突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实现检法系统人财物省级统管等具体改革举措都是希望司法权能够在跨区域治理、国家治理等层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顶层设计”主导这一特征在本轮司法改革启动之初便可以窥见部分端倪,不过,以信息化建设为代表的技术手段成为重要抓手却是在改革实施过程中才逐渐显现出来。最高决策层在总结三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时曾提出过一个论断,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很多的具体改革举措提出已有近 20 年的时间,但一直没有真正“做成”。除了内部利益的羁绊、无力协调外部资源等因素影响之外,客观的技术条件则是影响改革“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所在。
     
      以备受关注的“执行难”问题为例,“查人找物难”是一直困扰我国法院执行工作的顽疾。按照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贵祥专委的介绍,在全国范围,“至少有 70% 的裁判文书生效后找不到相关被执行人和可供执行的财产”。 [4] 传统上,对于此类问题,并非是人民法院不贯彻“司法为民”的要求,而确属无力为之。不过,受益于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国法院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总对总”系统,加上此前部分省级人民法院已经在各自的司法辖区内建立起独立的“点对点”执行查控系统,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财产信息查明能力,可以进行网上查询、冻结和查封被执行财产。
     
      再者,以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为例,“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亦非“一日之寒”。司法机关“紧密型组织”特色以及“集体决策”“责任分散”的运行机制固然难辞其咎,但如何对法官、检察官进行个体层面上的追责却仍然不易落实。一方面,司法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即便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也并不意味着就是“错案”;甚至即便被认定为是“错案”,法官、检察官乃至侦查人员究竟应当在何种范围内承担何种类型的责任也是难题。另一方面,“终身追责”如果落实不当,反而会诱使优秀的司法工作者作出“逆向选择”,导致司法质量的降低。面对前述难题,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契机和可能,就是将结果意义上的司法责任转换为程序意义上的司法责任。既有的数据挖掘和司法流程管理技术已经可以做到让司法工作者对自己的程序操作过程负责,司法责任制的边界也可以获得相对清晰的界定。
     
      综上所述,“顶层设计”的驱动和信息化建设的成就使得本轮司法改革在目标、理念落地方面获得更大的可能。
     
      四、信息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带来的新契机
     
      一般而言,我们采取公正、效率、成本等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司法制度运行的重要“参数”或指标。
     
      当然,这种衡量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是借鉴其作为一种类型化的方法,考察信息化背景下司法权运行的比较优势与特点。
     
      (一)司法公正维度
     
      所谓司法公正,更多强调的是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契合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为司法制度本身提供一个超验性判断标准用以检测其公正与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虚假诉讼等具体个案判断往往容易引发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同时,司法机关内部存在的“人情案”、司法腐败等现象也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危机。在此意义上,信息化建设与司法改革的结合可以促进司法决策的优化,并通过司法公开加强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
     
      首先,“同类案件获得相同处理”一般构成了衡量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裁判文书上网的背景下,民众对“同案同判”的要求和监督会更加严格。传统上,司法机关实现“同类案件获得相同处理”主要依赖于发布司法解释和公报案例,各地司法实践中“尺度不一”的现象普遍存在,检察官、法官的司法裁量权未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引入审判辅助、量刑建议等系统,司法工作人员可以基于海量数据分析辅助自己撰写公诉意见、裁判文书,进而优化司法决策作出的过程;内设司法监督机构同样可以要求检察官、法官对明显不同于类案处理的决策行为进行说明,实现内部监督。
     
      其次,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用的是传统“对抗—判定”诉讼结构所形成的“信息孤岛”效应。法院一方面可以通过相关案例检索,突破“信息孤岛”;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不同司法机关共享的证据信息平台,联系检察院、侦查机关开展调查活动。
     
      最后,司法腐败往往与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受制约、司法过程不公开等密切相关。法院的执行工作和检察院的涉案财物管理工作之所以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主要是因为此类工作缺少有效的监督,过程极不透明。最高人民法院建设的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执行指挥系统,就是借助执行案件信息的管控、公开平台,实现对执行人员和执行案件及时有效的监督管理,通过全程管理、全程留痕提高执行工作的透明度,防止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
     
      (二)司法效率维度
     
      在横向比较方面,中国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并不算低。当然,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测算的标准和方法都有不同。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提出“人案比”模型作为测量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工作量的工具。 [5] 部分来自司法实务部门工作者的研究也表明,送达、取证、保全等司法辅助性工作极大地挤占了法官参与审判工作的时间。
     
      本轮司法改革预设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法官、检察官将时间、精力主要投入到“办案”上,即“多办案、办好案”。不过,围绕着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仍有大量的司法辅助与司法事务性工作。特别是经过立案登记制改革和司法员额制改革后,部分地区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将司法辅助与司法事务性工作进一步剥离、提高司法效率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案件数量的增减常常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等因素有关,大量招聘法官、检察官乃至司法辅助人员应对案件增长往往也会面临几年之后便无案可办的尴尬境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智能语音识别系统”“电子卷宗”“电子档案”“证据信息共享平台”“统一送达平台”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已经可以将绝大部分的司法辅助和司法事务性工作分段集约加以处理,从而有效地提高司法工作的效率。
     
      (三)司法成本维度
     
      司法成本可以从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所支出的成本和当事人维权所支出的成本两个角度来考察。
     
      法院、检察院的办案经费中差旅费、汽油费、设备材料费等至少占据了“半壁江山”。法官外出进行送达、调查取证、财产保全、异地执行至少需要“两人一车”;检察官调取卷宗、讯问犯罪嫌疑人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前述的各种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司法机关办案成本,而且能够促使一些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实现“弯道超车”,进而打破原有的资源、行业的垄断与固化。以贵州为例,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优势,贵州不仅可以实现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预警、监督民爆物品数据、加强流动人口管理,还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培训初任检察官、警官,快速提升其办案能力。
     
      当事人同样可以分享到信息化建设与司法改革融合带来的“红利”。对于一般的民商事案件而言,当事人和律师可以通过立案平台进行网上立案、异地立案,极大地节约了诉讼成本;在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随时查询到案件进度,并进行有效监督。
     
      五、机遇背后的挑战与法学研究之新的可能性
     
      信息化建设与“顶层设计”的双重驱动为本轮司法改革带来了不同于过往的效果与机遇。不过,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面积广袤、人口基数庞大且流动强的复杂社会,信息化建设与已有制度、工作机制以及与司法工作者之间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过程,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和挑战同样不可忽视。
     
      司法工作的复杂性就在于各项制度、程序、机制运行均有赖于司法工作者的深度参与。信息化建设在司法工作中的应用最终要落实到服务司法工作者以及利用司法制度的当事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信息化建设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的遴选和培训如何有机结合,从而使司法机关的办案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可能是学界和实务界应当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部分地区员额制法官、检察官受到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所限,接受部分新技术需要一定的缓冲期;相应地,在教育培训等环节也要侧重对司法工作人员了解、掌握相应信息化技术手段的训练。与此同时,也应注意防范“为了推广使用而推广使用”的问题。普通民众对于司法机关信息化建设成果的接受同样有一个过程,特别对于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更不宜采取“一刀切”“锦标赛”等方式推广某些信息化举措,以防损害当事人诉权和实体权利,增加一线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的工作负担。
     
      再者,信息化建设一方面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地追求覆盖率、使用率;另一方面则应注意已建成系统的集成和数据、资源整合,减少重复建设。在改革试点阶段,因为各地面临的具体问题、办案压力各有不同,在引入信息化建设成果时应当允许各有侧重。同时,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有司法资源分布情况差别较大,以法院系统为例,不同层级的法院本身在化解纠纷、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的职责就存在一定区分;同一层级法院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法院自身的“人案比”情况乃至具体案件类型的数量与分布都决定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仍需注意差异化与多元化的问题。在标准统一的前提之下,可以鼓励各地司法机关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应具体司法工作需求的信息化功能。不过,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尽快制定各项制度功能实现的技术标准和指标体系,从而实现无缝对接、上下互通,避免重复建设和司法资源浪费。例如,在法院的执行工作领域,“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功能实际上是受限于其他国家机关基础信息网络的建设进度,但如果可以联通“总对总”与地方法院已有的“点对点”系统,则能够有效拓展人民法院对部分地区不动产信息、银行动态账户信息查控能力。
     
      最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数据分析、司法辅助等技术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也不能因此忽视、取代司法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基本的正义观。以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为例,虽然此案的证据收集、事实认定乃至法律适用均可谓正确,但最高人民法院仍以该案“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为由指令巴彦淖尔中院再审。巴彦淖尔中院再审改判王力军无罪。此案的审理过程充分说明不能将司法辅助技术的适用绝对化,信息化建设是为了促进司法过程的公平公正,而不是取代人的判断。
     
      当然,以上所述的风险或挑战都不过是与改革取得的成效相对而言。作为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除了四项基础性的改革基本落地生根之外,运用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方法推动深化改革构成了这个阶段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后,为了推进和深化十九大提出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任务,还有必要在与前阶段改革紧密相关的民事司法领域进一步运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方法就如何完善具体的程序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在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及职业保障、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这四项基础性改革的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以民事诉讼、强制执行等领域为对象,改进完善相关的程序制度,可作为下一阶段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针对审判、执行等具体司法业务这一部分的改革任务。在这些领域,司法改革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同时又遭遇到“瓶颈”或困难。采用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方法,并努力发展其与研究课题深度融合的创新方式,完全可以为研究民事审判和执行的若干难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通过这种研究获得的成果又能够促进相关程序制度的改革完善,推动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应当说,我国当前的民事司法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改革目标相比还有相当距离。在民事审判和强制执行的实务中,“同案不同判”,裁量权过大出现滥用风险或经常遭遇难以说清楚的质疑,或者案件信息和专业知识的输入均不充分等问题比较普遍地存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则在于民事程序法学研究与司法实务之间缺乏紧密和有机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改进完善民事司法程序制度的任务当然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无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基于众多什么样的复杂因素,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尤其是大数据的发展为打破“僵局”冲决“瓶颈”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不过也应当看到,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方法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过程中,迄今为止其运用于法律领域仍遭遇许多障碍或存在不少问题,使得这种方法技术实际发挥的作用受限,甚至陷入概念炒作或泡沫化的状态。这些问题包括运用信息技术初步检索海量裁判文书获得一般的信息之后大数据方法与法律的融合遭遇“瓶颈”而难以继续深入、提供信息技术的企业不掌握真正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多数这类企业以部分法院为主要用户而运用的大数据方法及其成果暂时沉淀在用户内部形成“信息孤岛”难以得到广泛的共享,等等。尤其是法学研究者与信息技术提供者紧密协作配合,采用大数据方法共同开展研究的情况还十分少见,或者即使已有开始也还未能在信息技术和问题解决的深度融合上实现突破。为了打破“瓶颈”,提升运用信息技术及大数据方法对司法改革和具体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的水平,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案就是选择民事司法领域若干具体问题构成相关的假说群,运用大数据技术搜寻并摘取海量裁判文书中与此相对应的信息,对获得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有关实务一般倾向或处理类型的结论,再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理论学说和对策建议。这种方法有望促进大数据技术和司法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在推动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和丰富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于法律的一般方法论两个方面都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六、结语
     
      应当说,各地司法机关探索信息化建设积累的司法实践经验已经初步勾勒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愿景。不过,考虑到我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各类配套改革措施的推进程度以及司法权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信息化建设与司法改革的深度融合仍然应当遵循标准统一、目标多元、因地制宜等原则,逐步增强司法治理能力、完善司法治理体系。
     
      信息化建设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正以积极姿态应对技术革新对司法这样一个“保守”行业带来的“冲击”。在此意义上,能否妥善地调动种种外部资源、整合内部制度条件对于信息化建设实现效果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精准地把握现实需求,将信息化建设成果与司法工作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正是实现有效司法治理的要义所在。
     
      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方法的发展还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契机。法学界今后应当抓住这些机会,争取在方兴未艾的信息化浪潮中进行新的方法论探索,切实地提升研究水平,为下一轮的司法改革贡献出更多更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亚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本文以作者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所做讲座的录音为基础整理改写而成,在此过程中得到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陈爱武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君博讲师的极大帮助,这里谨向两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1]直到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会议提交的工作报告中,仍专门介绍了基层人民法院人员编制、办案经费缺少保障的问题。
    [2]所谓一性两化,是指最高法院所提出的“ 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全力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大力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
    的简称。参见《周强对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提出要求切实有效推行执行工作“ 一性两化”建设》,载“ 法制网”,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3-11/19/content_5039687.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 年 2 月 17 日。
    [3] 王亚新、李谦:《解读司法改革——走向权能、资源与责任之新的均衡》,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 5 期。
    [4] 参见《解题“执行难”:法院执行在行动——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刘贵祥》,载“中
    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1/id/153534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 年 8 月 23 日。
    [5] 参见王亚新:《“ 人案比”二元模型与民事审前程序的优化》,载《当代法学》 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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