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马工程” ——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九章)
2018/5/8 12:51:21 点击率[133]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马工程”;行政法;行政诉讼法
    【全文】

      第九章 行政机关的其他行为
     
      “这些行政行为”,请看:该书作者悍然将“这些”行为(即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协议、行政确认、行政调查和行政检查)定性为“行政行为”。
     
      那就让我们大家凝神静气、屏住呼吸去领教一下该书作者的精彩表演吧!
     
      第一节 行政规划
     
      一、行政规划的概念与特征
     
      如果将行政规划视为行为之一种的话,那么就只能从动态而非静态去界定行政规划。行政规划(动词)的结果是行政规划(名词),此二者应该予以区分。
     
      行政规划有虚有实。虚的是目标、愿景、远景、蓝图,实的是措施、手段、效果、处分。举例如下:把通州区打造为北京副中心,这就是虚的行政规划,没有法律效力;把这一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政府办公用地,这就是实的行政规划,具有法律效力。
     
      “在现实生活中,规划有时含有具体规定的意思,是指由某个政府机关对某一事物或项目作出关于方式、方法或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具有强制性的决定及其决定的内容,有关行政相对人只能服从。”
     
      其中的“规定”,似乎应该改为:决定。规定,是针对抽象行政行为而言的;而决定,则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但是,也不绝对、也不尽然。目前的行政法学界可能并没有就此(即鄙人的上述愚见)达成共识。
     
      结论:规划并非行为的属性,而只是行为的内容。
     
      行政决定这一表述极具张力,能够终极涵盖所有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决定仅仅是所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外在表现,而不是行政行为的类型划分。由于规划内容的宽泛性、包容性,使得用规划来命名一类行政行为成为不合道理。
     
      行政规划也完全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完全可以以“规定”的面目示人。换言之:规定也可以成为行政规划的表现形式。
     
      对合法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只能服从;而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则可以拒绝服从。
     
      “广义的行政规划包括指导性(非强制性)行政规划和指令性(拘束性)行政规划,还可包括介于二者之间的影响性行政规划。”
     
      暂且抛开“不阴不阳”、“不男不女”的“影响性行政规划”不谈,“指导性(非强制性)行政规划”,肯定不是行政法律行为,肯定不是行政行为。该书作者自己也承认:“本章研讨对象主要是指指导性行政规划”。
     
      所谓的行政规划是标准的 “四不像”——既像具体行政行为,又像抽象行政行为;既像行政法律行为,又像行政事实行为;既像外部行政行为,又像内部行政行为;既像行政法律行为,又像行政政策行为。该书作者是典型的“麋鹿”(迷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迷失了方向。
     
      最最要命的是:行政规划,根本就缺失法律规范,完全是领导人自由意志淋漓尽致的展现。
     
      规划,说白了就是——打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规划人生,当然是规划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规划别人的人生。因为我们自己拥有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然而,我们的国家机关领导人所要规划的可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了,他们居然还可以规划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乃至把握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尽管他们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地区、国家和社会,尽管他们无需也不可能对地区、国家和社会负什么责任。他们俨然就是地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和主宰,地区、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不是总理,而是总经理;他们不是市长,而是董事长。中国,好像离开了他们这些人就玩儿不转了、就要停摆了。请问:是谁给了他们如此恐怖、嚣张的权力?????????
     
      我的命运,当然应该由我来规划;我们的命运,当然应该由我们来规划。拜托国家机关的各位领导:请您们歇一歇,别再为我们的事情操劳了。如果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也应该事先征得人民的同意呀!普天之下,哪有仆人替主人做主的道路呀!
     
      我们人民不需要被迫的、强加的服务!我们的人生和命运不需要行政来规划!
     
      以上帝或救世主自居,这就是中国的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的自我定位。他们行使权力无所忌惮、毫无顾忌,即使是没有法律,他们也照样可以“创造”政策去行使权力。
     
      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权力是属于他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国家由他们私有、权力由他们私有、所有的一切都由他们私有
     
      这就是权力的魔力——法力无边的魔力!枪杆子就是权力的保护神。放明白一点,不听话,就让你吃枪子儿!这可不是上帝,这分明是悍匪!
     
      权力的功效就是分配财富!农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产出十分有限,因此权力在此种社会形态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农业文明相匹配的就是权力本位。
     
      在今日之中国,人们不是想着怎么通过智慧去创造美好,而是想着如何通过权力去攫取财富。
     
      “当行政规划(指拘束性行政规划)的决定将产生各种权利限制的效果时,则必须要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法律根据。”
     
      这是该书作者引用的日本学者和田英夫的高论。在方向性上,这一结论是成立的。可问题是:拘束性行政规划通常都不会直接指向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例如:把这一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政府办公用地。这一拘束性行政规划必将“产生各种权利限制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效果也必然要通过其他特定的行政行为(例如:行政征收等等)才能得以实现。真正与行政相对人面对面的已经不是行政规划,而是其他行政行为了。
     
      从任何一个角度、方向来看,行政规划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标准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规划的功能
     
      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行政规划,确实是乐淘淘、爽歪歪。其能量和效果完全无法预判——领导有多大的胆,规划有多大的产。
     
      “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是通过行政规划体现的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和战略考虑(如产业政策、收入政策、技术政策、区域政策、进出口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方针等),来引导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结构优化,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和稳定发展。”
     
      请看:行政规划不过就是“方针、政策和战略考虑”的代名词和具体表现。“方针、政策和战略考虑”,这似乎是中国的执政党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倒要请教:这些东西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吗?与行政有什么关系吗?这些东西能够被定性为行政法律行为吗?行政机关效仿执政党酷爱玩耍“方针、政策和战略考虑”,属行为偏好,本无可厚非。但是,请不要把这些“玩意儿”与严肃、规整的法律和行政行为纠缠在一起。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9条提出,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
     
      也不知道这个《纲要》到底应该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定性,该不会恰好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行政规划吧?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恐怖的信号释放:行政之手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形态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手距离“咸猪手”已经不远了。
     
      中国政府高官根深蒂固的意识就是:老子想干啥,就可以干啥,没有什么是老子不能干的;理所当然的观念就是:有所作为才能大展宏图,干的越多,成绩也就越大。岂不知:他们并不是普度众生的观世音。
     
      行政不是万能的,包打天下的行政却是万万不能的。
     
      敬畏权力、善待权力,这才是正确的权力观念;权力有限、权力法定,这才是恰当的公法原则。今日中国的官员总想着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突破种种限制。归根结底,是没有限制或限制不力,是并不存在真正制约权力的力量。
     
      每一个人的每一小步实质性的前进(升官发财,未必是实质性的前进,反而有可能是实质性的倒退),都是对整体社会进步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行政规划的功能是设定指标性的行政目标来引导公民和组织以及行政主体自身的行为,因此它日益受到重视,并且被广泛运用,成为非常重要的行政调控手段。”
     
      真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吗?恐怕是在今日中国社会中吧?请不要不尊重事实,请不要替他人做主,请不要指鹿为马,请不要强奸他人之意。
     
      行政规划居然是没有疆域限制的,至少已经规划到了“公民和组织”的人生和命运。
     
      在今日之中国,没有“公民和组织”的心愿,只有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就连做梦,都是国家梦!国家和政府把“公民和组织”的事情都给一手包办了。
     
      “公民和组织的预期目标和行为方向是分散的,在实现过程中会有负面外部效应或称社会成本,也与负有生存照顾职能和秩序维护职能的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存在某些矛盾冲突。”
     
      请问:到底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公民和组织,还是国家和政府?再请问:国家和政府在实现其预期目标过程中是否也会有“负面外部效应或称社会成本”?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又能由谁来解决?
     
      好一个“负有生存照顾职能和秩序维护职能的行政机关”!这是不是行政机关可以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绝佳借口、最优理由呢?请行政机关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呢?
     
      “现代行政机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益增大行政指导和服务职能、职责”,对此,在下实在是不敢苟同!国家权力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要求就是:必要性。如何判断必要性?答曰:非做不可、不做不行。但凡通过其他方式可以达到相同目的,国家权力就不应该出现、不应该登场。怎么能够允许行政机关“日益增大行政指导和服务职能、职责”呢?尽管,这些行为其实都不是行政法律行为。国家机关地位神圣、使命庄严,国家机关对外作出的非权力行为就更要经过更加严格的必要性的筛查。国家机关可不是“打酱油”的——想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干多干少无所谓。闹着玩儿、开玩笑,这些举止都与国家无缘。
     
      嘿!说你呢!严肃点儿、正经点儿。法律,就是衡量国家机关及其行为的标尺。无法律,便无国家机关;无法律,便无国家行为。无法律,便无国家!
     
      该书作者的嘴可是真够大的,俨然就把国家机关当成是一个超级股份公司了。
     
      如果法律尚且不“能够促使行政机关依法积极作为”的话,那么忽悠扯淡的行政规划就能够胜任了吗?
     
      “位于行政活动前端的行政规划活动”,请注意:该书作者明显心虚,已经不敢使用行政行为和行政规划行为的表达方式了,将行为代之以“活动”。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行政规划这一“活动”的属性是不可捉摸的。
     
      行政机关当然可以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活动、行动,但是,对外示人的活动、行动,一定要依法作出。行政机关关起门来所作的活动、行动,国民无心过问。但是,要请行政机关不要自曝家丑,也请专家学者不要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竭力讴歌。
     
      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大摇大摆的穿着开裆裤东游西荡,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从未觉得不好意思。但愿我们的国家机关不要去效仿这样的小孩子。
     
      “在行政管理和服务走向公众参与、政民合作、共同治理的新阶段”,也不知道该书作者到底是根据什么理由能够得出这一结论的。“公众参与、政民合作、共同治理”,这到底是无政府主义呀,还是泛政府主义呀?政府的恰当定位应该是: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别管。而断然不应该是:纠集国民,共同管理。让管理对象参与的管理就是好的管理,这都是什么混账思路、狗屁逻辑呀!
     
      中国政府目前以及未来一百年最大的要务就是:放下!放下武器(无需缴械投降)、放下屠刀(不必立地成佛)——放下手中多余的、不该的权力!而断然不是掺沙子,让国民“流窜”到政府之中,共同执掌行政权。
     
      国家权力乃至国家职能,是因逐渐缩小而消失的,而不是因日益融合而变质的。
     
      “复杂多样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主体和相关主体如何达成共识和协调政策”,请问:“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主体和相关主体”,到底是指谁?都包括什么人?他们的地位和属性都是相同或者一致的吗?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之间一定能够“达成共识”?他们之间需要、可能“达成共识”吗?我很好奇:警察与小偷之间,又能够达成什么共识呢?至于“协调政策”,就更是不知所云了。谁来协调?什么政策?
     
      三、行政规划的类型与适用范围
     
      行政机关就是霸气十足:天下任我行,老子全都管。因此,可以根据任意标准对行政规划进行任意分类。
     
      “随着国家干预增多和行政民主发展这一双向强化过程”,当代中国呈现的绝对不是“国家干预增多”的状况,而是国家干预减少的趋势。所谓的行政民主,纯属无稽之谈、荒谬绝伦。行政与民主天然绝缘。
     
      今日之中国,权力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的强化,是事实。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逐步的淡化、弱化国家权力,一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行政规划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大大增强”,此言明显表达欠妥。行政规划怎么可能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属性呢?
     
      四、行政规划的确定与实施
     
      “行政法学界比较注重从程序法制的角度研究行政规划”,果真如此吗?至少长期徘徊在行政法学界边缘、外围的在下更愿意从实体法治的视角去探讨所谓的行政规划。鄙人在此之前的在本文中的论述就是明证。如果不能够在实体上把行政规划说清楚,那么在程序上研究行政规划就纯属浪费时间。
     
      该书对行政规划程序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一共有十二项,不可谓不细致。可问题是:这些内容到底是法律规定呢,还是惯常做法呢?恐怕就是该书作者自己想当然的文字“杰作”吧!试问:在现实中哪一个行政规划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去作出的?
     
      行政程序,可以在法律中,也可以在行动中,唯独不应该在教材里。
     
      行政规划是否可诉?这就是判断行政规划到底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块试金石。
     
      第二节 行政指导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与特征
     
      请教该书作者:既然行政指导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这可是该书作者自己的表述),那么行政指导还能够算是行政行为吗?“这些行政行为”(见该书226页),其中就包括行政指导,这可也是该书作者自己的观点。
     
      自相矛盾,随处可见、随时发生。
     
      据说,政府干预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倒要请教:政府干预的缺陷又该用什么去弥补呢?该不会是市场调节吧?该不会是它们彼此互相弥补吧?该书作者给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答案:“注重采用一些新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传统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模式中不受重视的行为方式来弥补政府干预的缺陷”。
     
      “出现经济行政民主化、柔软化潮流”,这完全就是文学化、诗意化的表达。“经济行政”,这到底是什么奇葩词汇?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积极采取具有柔软灵活特点的行政指导,是面向现实和未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拜托该书作者,请您们先搞搞清楚:行政机关既不是研究生导师(硕导儿、博导儿),也不是国民的人生导师。我们人民不需要行政机关的指导、指点(行政机关的指挥、指令,我们是不得不服从、接受),行吗?可以吗?我们纳税供养行政机关,绝对不是在为我们雇请家庭教师、军师参谋。如果行政机关酷爱好为人师的话,那么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要有前提条件:不要消耗国库钱财、不要占用上班时间。利用业余时间免费为国民支招,哪怕出的都是馊主意,也是无可厚非的。
     
      请国家机关自重!请不要不务正业!
     
      本人作为国家主人之一员,对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指导活动,十分不满、极度愤慨。面对这样不靠谱儿、不着调儿的仆人,我强烈要求换人。
     
      请仆人不要在主人面前“秀”智商!你们还差的太远!
     
      政府是国民的顾问吗?政府应该将自己定位为国民的顾问吗?国民允许政府将自己定位为国民的顾问吗?
     
      请国家机关端正态度、摆正位置!
     
      请专家学者追求真理,而不是效忠权力!
     
      “行政指导主要是由具有综合优势和权威性的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
     
      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具有综合优势和权威性”,这是相对于谁而言呀?是相对于其他行政机关而言,还是相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呀?
     
      “行政指导是具有利益诱导性或综合引导性、示范性的行为。”
     
      行政机关应该从事“具有利益诱导性”的活动吗?是普遍的诱导,还是个别的诱导?其结果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
     
      引导与示范,此二者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所有行政指导行为都是受到实质法治主义约束的行为。”
     
      怎么约束?拿什么来约束?“实质法治主义”的表现是什么?请不要告诉我们:是理念,而不是规范。
     
      二、行政指导的功能和构成
     
      (一)行政指导的基本功能
     
      “采用调停性行政指导来调处争议、缓解矛盾”,有没有搞错!这分明就是行政调解,怎么换了一件马甲就摇身一变成为行政指导了呢?“调停性行政指导”,看这小词儿整的,真带劲。
     
      “采取规制性行政指导的方式劝阻其暂缓或放弃那些准备实施的不当计划”,着实幽默!劝阻,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种日常行为,甚至是家常行为,被贴上漂亮的标签之后,居然美其名曰——“规制性行政指导”。
     
      “随后工商局又根据该企业的请求,实施了助成性行政指导,帮助其深入具体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尽快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努力改善经营管理。”
     
      我已经看傻了、惊呆了!如此这般行动的还是行政机关——工商局吗?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完全、压根儿就是企业法律顾问呀!而且居然是免费的(至于该企业负责人是否借此机会与工商干部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就不得而知了)。这明摆着是砸人家律师饭碗的节奏呀!我真是钦佩该书作者的才华,居然能够给如此荒唐可笑的举动戴上炫目的桂冠——“助成性行政指导”。
     
      国家机关,应该与国民保持必要的距离!没有法定理由、不经法定程序,断然不能允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走街串巷、登门拜访,至于坐上酒桌、爬上炕头,就更是在绝对禁止之列了。
     
      权力与权利走得太近,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三例(即所谓的调停性行政指导、规制性行政指导和助成性行政指导)所对应的行为,分明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事务性活动内容的一些具体表现,经过该书作者的妙手点化,麻子不再叫麻子,而改叫坑人了!这样无谓、无趣,甚至滑稽、可笑的学术成果,实在是有悖法理、无法成立。
     
      如果仅仅是改名换姓、易容变脸的话,倒还不是最可怕的。我最担心的是:如此歪理邪说如果不被揭露批判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让本该严格约束、禁止的行为大行其道、蔚然成风。
     
      1. 行政指导的补充和替代功能
     
      “出现立法跟不上、存在‘法律空域’的现象,因此及时灵活地采取行政指导措施予以调整,以补充单纯法律手段之不足”,我相当困惑:行政指导怎么能够弥补“法律空域”的缺陷呢?怎么能够“补充单纯法律手段之不足”呢?行政指导自身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又怎么能够担负起解决立法和行政双重不足的使命呢?除非,行政指导可以天马行空、无所羁绊。
     
      “采用法律强制手段尚不必要或不及时,或成本太高、效果较差、后遗问题较多,在此情况下也可通过‘弱行为前置’的方式,即先行采取行政指导措施(属于弱行为),来替代强制性行政手段(属于强行为)进行调整,以期更为及时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
     
      不采用法律强制手段的唯一正当、合理的理由只有——不必要,其余各项纯属胡言乱语、胡说八道:1.不及时,开什么玩笑,如果采用法律强制手段会不及时的话,那么法律强制手段也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2. 成本太高,执法不是做买卖,不能够用成本—收益的原则去作出选择,执法成本不是执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当然不能够浪费);3. 效果较差,如果执行法律的效果真的会较差的话,那么也是法律出了问题;4. 后遗问题较多,果真如此的化,那一定是立法者的脑子进水了。也许该书作者目光如炬、洞若观火,但是,该书作者应该去指导立法者,而不应该开导执法者。因为执法者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对采用法律强制手段的成本、效果、后遗问题等等进行判断。
     
      此处的“行政指导措施(属于弱行为)”,不过就是现实中的“请喝茶”之类的行为方式罢了。警告,虽然轻如鸿毛,但却也是行政处罚。该书作者的意思是采取比警告更为轻微、柔和的措施,说白了就是教育一下行政相对人。威逼利诱,这原本是执法人员惯用的伎俩,这样的话跑到该书作者的嘴里,怎么就成了行政指导了?该书作者真是太有才了。
     
      我算是慢慢看明白、渐渐想清楚了:原来该书作者这是要把原先那些杂七杂八、不着四六的事务性行为用行政指导这一个大口袋一网打尽的节奏呀。
     
      2. 行政指导的辅导和促进功能
     
      “由于行政机关在掌握知识、信息、政策上的优越性和宏观性,其实施的行政指导能有效地指引、促使社会经济与科技健康发展,具有启发、导向和促进作用。”
     
      不对吧?在掌握知识、信息上的优越性,似乎应该是属于教学科研机构吧!在掌握政策上,行政机关确实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在这一方面,行政机关能够实施什么样的行政指导呢?该不会就是公开、公布政策本身吧?!请搞搞清楚:不公开、不公布的政策,那可是不生效的。请千万不要告诉大家:公开、公布政策本身就是实施行政指导。该书作者的思路明显错乱。
     
      “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应当更多的是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关系,是服务者与纳税人的关系,前者不能随意向后者发号施令,更不能随意支配后者的行为或单方剥夺后者的权利。”
     
      好一个“平等协商”,我的天呀!本人倒是心胸开阔、能够容人容事,只是不知人家民法学者对此惊人之语会作何感想???往好处想:行政法学正在向民法学靠拢;往坏处想:行政法学这是要吞并民法学呀!学术有底线,不可乱创新。
     
      绝大多数行政相对人都会主动或被动尊重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会尊重行政相对人吗?会在什么比例、什么范围、什么程度上尊重行政相对人呢?这恐怕是一个问题。
     
      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识里,把自己当作服务者了吗?把行政相对人视为纳税人了吗?
     
      难道中国的行政机关不恰恰就是在随意——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向行政相对人发号施令吗?数不胜数、不计其数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有哪一个是经过行政相对人同意、首肯而制定、发布的?
     
      难道所有那些数不胜数、不计其数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恰恰就是在随意——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支配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或单方剥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吗?
     
      该书作者在撰写该书之时肯定不是在做梦,但是,说的确实都是梦话——至少不是现实,也不知道是否会成为未来。
     
      “呼唤政府实施积极和柔性的行政管理。”
     
      愚以为:恰恰相反,行政管理应该是消极和刚性的。饭馆、酒楼、歌厅、发廊、洗浴中心等等等等,社会上的服务有千万种,几乎都是“积极和柔性”的。为什么要设置国家?为什么要设定权力?就是要让它们为社会和人们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服务——消极和刚性的服务。
     
      必要性、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些都是国家和权力存在的正当理由。
     
      而该书作者的思路则是极力欲将国家机关混同于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处、信息中心、策划公司……这可真是奇葩的大脑呀!
     
      “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
     
      我晕!如何促进社会秩序健康发展呀?秩序与发展,搭调吗?匹配吗?
     
      看来,往肉里注的水也不太干净。
     
      3. 行政指导的协调和疏通功能
     
      “特别是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更需要处于市场竞争主体之外的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指导措施进行公正有效的协调和斡旋。”
     
      行政机关有什么理由介入到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之中?到底是谁需要?该不会是被需要吧?行政机关主动或被动的介入,分明采用的是行政调解的措施,与行政指导何干?
     
      4. 行政指导的预防和抑制功能
     
      “而在损害公益的行为尚处于酝酿阶段或萌芽状态或初现弊端时,最宜采用行政指导这种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柔性行政方式进行调整。”
     
      我很纳闷儿:行政机关到底是如何发现“尚处于酝酿阶段或萌芽状态或初现弊端”的损害公益的行为的?姑且认为是有人(通常是内部的奸细或外部的对手)举报。问题随之而来:对这样的行为如何定性?如何处置?让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其他类似情况的解决方案:1.在行政诉讼法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不成熟”理论(请别误会:不是指该理论自身不成熟。具体内容,搜索一下,您就知道),其大意是:对不成熟(其实就是尚未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提起诉讼。耐心等待,这就是正确答案;2.反扒警察,在发现有人伺机作案时,断然不能贸然出手。按兵不动,这就是正确答案。
     
      而该书作者贡献给我们的奇谋启发则是:便衣警察应该走上前去,拍一拍嫌疑人的肩膀,低声说道:“哥们儿,今天风大,早点儿收工吧。”
     
      该书作者对此还振振有词曰:“行政指导对于可能发生的妨害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可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预防作用,对于刚萌芽的妨害行为可起到防微杜渐的抑制作用,这些也可称为特殊的保安功能。”
     
      用行政指导的方法劝阻、劝止准备作案的扒手,难道这就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预防作用”了吗?难道这就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抑制作用”了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警察与扒手双方一定都会哈哈大笑!他们不是在彼此取笑,而是在共同嘲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居然会有如此搞笑的专家学者???
     
      该书作者一门心思想把国家机关给打造、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这就是最大的思维误区。不要总是想着让国家机关干点儿什么,而应该想着让国家机关不干点儿什么。
     
      5. 行政指导的动员和号召功能
     
      “行政权力社会化”,倒要请教:立法权力是否也应该社会化?司法权力是否也应该社会化?国家权力是否也应该社会化?进而:国家是否也应该社会化?我也承认:国家迟早会社会化。但那一定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
     
      “实施行政指导可以倡导公民参与行政管理,成为行政机关的合作伙伴,增强行政管理力量,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只能是悄悄的问一下该书作者:如果我作为一个有身份证的公民也想“参与行政管理”的话,是不是需要“走后门”才能“成为行政机关的合作伙伴”(我可是知道:要想成为国际足联或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伙伴,那绝对少不了要“出血”)呀?干这活儿累不累呀?有没有行政编制呀?能不能分配住房呀?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该不会就是人们常说的“二狗子”吧?请别告诉我:你想的太多了,这就是义务劳动。你没看见“动员和号召”吗?
     
      也许是小人之心:如果真是义务劳动的话,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公民会“自主参与”?
     
      该书作者已经是长醉不醒了。
     
      (二)行政指导的构成要件
     
      “抽象具体两可的指导行为”,这显然不是行政指导的一种方式(两可,是二者均可的意思,明显并不确定),似应改为:抽象具体混合的指导行为。
     
      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的后果,完全不可控和不可知。恰如学生接受教师的教育的后果,也是完全不可控和不可知的。这种后果是双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可以由单独一方(即接受行政指导的行政相对人)享有权利,但却无法由单独一方承担责任。
     
      说白了:所谓的行政指导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三、行政指导的依据与分类
     
      “在某一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社会需求而又存在法律空域时,有关的行政机关应及时灵活地采取行政措施进行调控,而不能以所谓‘无法律处无行政’等传统行政法观念为由,采取消极态度对该事项不管不问、袖手旁观,这样做显然违背了立宪、立法的宗旨和对现代政府的角色要求。”
     
      什么是“社会需求”?到底是谁的需求?是管理者的需求,还是被管理者的需求?
     
      按照该书作者的思路,行政机关果然是万能的、是无所不能的。让依法行政这种老掉牙的陈腐观念见鬼去吧!当然应该依照老子(并非李聃,而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意志去行政。这才叫时尚,这才是潮流!这才是新时代具有时代气息、前瞻意识的行政法学专家学者的创新成果!
     
      敢问该书作者:“立宪、立法的宗旨”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让国家机关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吗?难道现代社会法治国家立宪、立法宗旨的第一要义不恰恰就应该是规范、约束国家权力吗?难道现代社会法治国家立宪、立法宗旨的重要内容不恰恰就应该是公法主体法无授权不可为吗?
     
      再次敢问该书作者:“现代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难道应该是法随身行、言出即法的帝王吗?难道应该是全知全能、主宰一切的上帝吗?难道应该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佛祖吗?
     
      请问该书作者:您们是从天国来的吧?我等凡夫俗子实在是跟不上您们缥缈、灵动的思维节奏。
     
      无所作为与胡作非为相比,要好得多的多!
     
      “有必要通过‘弱行为前置方式’先行采取行政指导措施进行调控,以求便宜地达到行政目的。”
     
      我当然不反对行政机关可以拥有便宜处置的权力。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的权力,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当然不必然是“前置”行为,也当然没有必要被称为“行政指导”。
     
      在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行为之中,事实行为的数量可能远远大于法律行为的数量。某些事实行为也应该予以法律规范,但是,更重要的是:事实行为应该目的正当、实属必要。
     
      所谓的行政指导,不过就是不计其数的针对行政相对人的目的明确的行政事实行为的总汇。姑且承认其目的正当(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甚至远非如此),是否必要,这就是行政指导无可辩驳、无法逃避的死穴!
     
      必要性,是公法主体和公法行为的基本原则。公法主体的事实行为就更要受制于此。
     
      行政信息公开,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信息公开,肯定是事实行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做好信息公开,那么该书作者所谓的诸多行政指导的行为方式就都可以歇菜了。行政信息公开本身,当然不能被称为行政指导。
     
      行政机关可不应该是“闲人马大姐”——好心办好事,大家感激;好心办坏事,大家谅解。马大姐愿意办的事情,很可能是行政机关不需要也不应该办的事情。
     
      行政指导,就是行政全能的隐晦、婉转表达。行政指导,危害深重、遗毒甚广。行政指导,绝对不应该成为行政管理的新动向、新方向、新趋向、新取向。
     
      四、行政指导的程序
     
      行政指导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有无必要。谁是这个问题的恰当回答者?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行政相对人,而是具有正确公法理念的立法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只要不是违法作乱、只要是对国家或社会或个人有益,公法主体就可以放心大胆、理直气壮的出手。切记:权力有边界、行动需谨慎。
     
      事实行为的判断标准往往不是合法性,而是合规性。把大象装进冰箱,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行为。但是,行动过程也需要合乎程序规则,要分三步走:1.把冰箱门打开;2.把大象放进冰箱;3.把冰箱门关上。无处不在的程序规则也许是重要的、必要的,但是,判断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能更为重要、必要。
     
      “通过专门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立法作出制度安排,如听取意见、协商、听证、提供陈述事实和辨明理由的机会、国民参与、专家咨询、行为过程公开等多样化的权利救济方式等程序设计,建立起对行政指导行为的有效监督与救济机制。”
     
      哇塞!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呀!“听取意见、协商、听证、提供陈述事实和辨明理由的机会、国民参与、专家咨询、行为过程公开”,这些居然、竟然是“权利救济方式”,这也太颠覆我等愚民的法学思维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与谁进行“协商”、到底是谁救济谁呀?难道国民和专家都参与救济了吗?到底什么是权利救济,还要拜托该书作者启蒙。
     
      “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这纯属异想天开的惊人之语。与其如此,倒还不如: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道理很简单:因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政指导,更接近私法行为,而更远离公法行为。
     
      行政指导的致命缺陷就是:变相强制的行政指导不可救济。假设有一个人一面摆弄手枪,一面微笑说到:美女,请您与我共度良宵,不知您意下如何?诸位:这到底是邀请呢?还是要挟呢?这到底是做爱呢?还是强奸呢?该人一脸无辜:我可没有强迫她,是她自愿跟我上床的。
     
      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国家和肩扛枪杆子、手握印把子的政府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民们,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好,请大家如何如何。我们只是随便一说,你们也是随便一听,至于是否按照我们说的办,完全听凭你们自便。
     
      全体国民全知道锣鼓听声儿、听话听音儿的道理,都已经心里有数了。照办之后,吃亏了,怎么办?上当了,怎么办?很好办:把打落的牙齿往肚子里咽。全都是因为你自己愿意,你还想到哪儿说理去呀?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寻求救济呀?
     
      第三节 行政协议
     
      “过去行政实务界和学术界对行政协议长期存在争论,后来渐趋一致,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都逐步得到广泛运用。”
     
      请问:“后来”,到底是什么时候?“渐趋一致”,果真如此吗?请不要动不动就拿“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来说事儿,特别是不要总是进行于己有利的选择性比较。
     
      一、行政协议的概念与特征
     
      所谓的行政协议,“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为执行公共事务,实现行政管理目标,适用行政法规则,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设立权利和义务,且有较多特殊性的履行机制的协议。”
     
      请问:难道行政相对人可以“执行公共事务”吗?难道行政相对人需要“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吗?到底适用什么“行政法规则”?是规范行政主体行为的规则,还是规范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规则?如果行政相对人不点头行政协议就不可能达成的话,那么能够将行政协议定性为行政行为吗?行政主体能够在行政行为中享有权利吗?
     
      协议,在本质上就已经否定了其作为行政行为的属性。协议与行政行为相互排斥、不兼容。
     
      二、行政协议的功能与分类
     
      所谓的行政协议确实客观、大量存在,如“国家订货合同;公用征收合同;行政委托合同(如我国普遍推行的科研合同);国土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国企承包、租赁合同;公共工程合同等”。但是,如何给行政协议定性,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按照该书对行政协议特征的归纳,行政协议“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请问:在科研合同或国企承包、租赁合同中,“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吗?
     
      姑且假设所有的所谓的行政协议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那么这样的协议就可以被称为行政协议了吗?首先,我们应该来回答什么是行政主体?切记:拥有行政权的主体,未必是行政主体,只有拥有并行使行政权的主体才是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在不行使行政权的情况下,不应该被称为行政主体。例如:工商局在购买办公家具的时候,就不应该被称为行政主体(但却可以被称为行政机关)。协议行为,明显不是权力行为(但却是法律行为),不是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因此,签订协议的行政机关就不能被称为行政主体。
     
      所谓的行政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并不是以权力所有人的身份,而是以权利所有人的身份在签署协议,其行使和处分的是权利而非权力。因此,所谓的行政协议不过就是一方当事人身份特殊的民事协议罢了。这样的协议,只能被定性为民事协议,而不能也不应该被称为行政协议。
     
      所谓的行政协议,是不折不扣的伪概念。
     
      三、行政协议的权利与义务
     
      行政主体拥有“对协议履行的指导和监督权。”
     
      对谁进行“指导和监督”呀?该不会也包括自己吧?这一定是权力,而非权利。
     
      行政主体拥有“对不履行协议义务的相对一方的直接强制执行权。”
     
      这其中的“强制执行权”,一定是指权力,而不是指权利。这种权力来源于法律规定,而不是来源于协议约定。换言之:在所谓的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吗!
     
      即使是对所谓的行政协议需要进行比较强烈、直接的行政监管,行政监管主体也应该与协议当事人一方划清界限。这可是自然正义理念的具体体现。
     
      行政主体拥有“对严重违约构成违法的相对方处以行政制裁措施的权利。”
     
      请看:此处使用的居然是“权利”,颇令人费解。相对方都已经构成违法了,行政主体都已经对其处以行政制裁了,怎么可能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呢?
     
      在该书作者的笔下,权力与权利的使用真可谓是变幻莫测、神出鬼没。
     
      四、行政协议的订立与实施
     
      “目前为解决特定行政协议纠纷,行政机关在行政系统内部专门设立了仲裁机构。这种模式对于解决一些特殊的内部协议,特别是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所属下级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之间缔结的协议引起的纠纷尤具有示范作用。”
     
      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该书作者明示赐教:到底设立了什么“仲裁机构”呀?该不会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和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吧?
     
      请问:此处的“内部协议”,是否属于该书所谓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所属下级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之间缔结的协议”,是否属于该书所谓的行政协议?难道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或公务员都是属于“相对人”吗?
     
      该书作者可真是醉的不轻呀!
     
      所谓的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应该在整个法学界内达成共识,而断然不能够允许行政法学界擅自脱离法学其他界别自话自说、自圆其说。因所谓的行政协议所产生的纠纷,自然要通过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的方式得以解决。当然,如果行政主体在所谓的行政协议活动的过程中运用行政权而产生的纠纷,则应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得以解决。
     
      第四节 行政确认
     
      一、行政确认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确认,到底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
     
      行政确认的对象通常为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判断行政确认行为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经过行政确认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与未经过行政确认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重大本质差异。如果没有本质差异的话,那么行政确认就是事实行为;如果存在本质差异的话,那么行政确认就是法律行为。
     
      之所以说行政确认是法律行为,是因为行政确认确实是针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了明确无误的法律效力,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法律意义。
     
      二、行政确认的分类
     
      “应申请的行政确认更加广泛,不仅是回应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而进行的行政确认,也包括应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等的请求而进行的行政确认。”
     
      拜托,该书作者的心胸是不是也太过宽广了!居然能够把“应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等的请求而进行的行政确认”也纳入到行政确认的范围之中。请问:这到底是外部行政,还是内部行政?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不是、能不能成为行政相对人?
     
      “规范行政确认形式,限制行政确认法律术语的泛化,是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确认制度,促进行政确认类型规范化的迫切需要。”
     
      此言中肯!现实情况则是行政确认的形式花样百出、乱象丛生。行政确认就好像一个大口袋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为样态都可以往里装。现对该书所列诸项逐一分析如下:
     
      身份证。这是对公民身份的确认。
     
      结婚证。婚姻关系并不会因确认而成立。
     
      教师资格证。如果不涉及从业的话,可以被认为是对资格的确认。如果事关从业的话,那将是行政许可事项。
     
      律师职业资格证。如果不涉及从业的话,可以被认为是对资格的确认。如果事关从业的话,那将是行政许可事项。
     
      专利证。这是行政确权,是对权利的赋予。
     
      商标证。这是行政确权,是对权利的赋予。
     
      产品质量认证。这是对产品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确认。
     
      驰名商标认定。这是对商标声誉达到一定程度的确认。
     
      工伤医疗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表述实在是奇葩!有工伤认定,也有医疗事故认定,但却没有听说过工伤医疗事故责任认定。工伤认定和医疗事故认定,是对特定结论的确认。类似的情况还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学历和学位证明。这难道需要由行政机关进行确认吗?行政机关有什么资格进行确认呢?
     
      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这是对客观事实的证明。
     
      工商企业登记。这当属行政许可事项。
     
      婚姻登记。婚姻登记具有批准、同意的因素,使婚姻关系当事人产生或消灭婚姻关系。这既不是行政许可(准予行政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也不是行政确认(“行政确认并不产生、变更或消灭具体法律关系”)。
     
      纳税鉴定。抱歉,不知所云。
     
      审计鉴定。抱歉,不知所云。
     
      会计鉴定。抱歉,不知所云。
     
      综上,行政确认的本质特征不是对既有状况的简单重复(如出具什么是什么的证明,这仅仅是事实行为),而是需要由行政机关作出独特的有独立价值的行动。
     
      行政确权(是指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机关的行为单方面获得初始权利而不是指通过行政裁决确认争议权利的归属)与行政确认应该分离。
     
      对婚姻关系、收养关系等法律关系的形成(或消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行政行为,也不应该属于行政确认。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类别多种多样、难以尽列,远不止于最常见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确认等等。行政法学学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可能周到、细致的去发现、阐释新型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别。当然,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研究也应该照此办理。
     
      这些,才是真正的学术处女地。年轻的学友,请不要怪我没有给你们指明方向。
     
      三、行政确认的原则
     
      行政确认“还需要遵循行政效率原则”,“以有效回应社会争议和权益冲突”,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此二者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着。
     
      学术官话、学术套话、学术串场词,充斥于假冒学术作品之中,贻害不浅。
     
      四、行政确认制度
     
      行政确认应该尽快被纳入到法律(狭义而非广义的法律)规范的轨道上来。
     
      第五节 行政调查
     
      一、行政调查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调查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而是依附于其他行政行为的‘中间行政行为’或‘过程行政行为’。”
     
      非常感谢该书作者清晰明确的表达了所谓的行政调查的本质属性。基本结论:所谓的行政调查根本就不是行政行为。换言之:所谓的行政调查是指包含于某种行政行为之中的具有中间性、过程性的行为。
     
      在这种意义上,行政调查没有理由与本章所列行政机关的其他行为相提并论。
     
      该书作者的形式逻辑的思维能力,着实令人捉急。
     
      二、行政调查的分类
     
      “非强制性调查又称任意调查,是指完全依赖调查相对人一方的同意与协助才能进行的调查,法律上没有提供强制措施和手段,行政机关也不能强制实施调查。”
     
      完全由行政相对人意志左右的调查,又怎么好意思被称为行政调查呢?可以被拒绝的调查,肯定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也不会是包含于某种行政行为之中的具有中间性、过程性的行为。
     
      三、行政调查的原则
     
      行政行为分解细化之后各个组成部分的法律规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处女地。年轻的学友,请不要怪我没有给你们指明方向。
     
      四、行政调查程序
     
      行政调查也有可能不是包含于某种行政行为之中的具有中间性、过程性的行为。意欲实施的某种行政行为在初始阶段的调查结束后完全有可能会因为发现执法情况的未出现、不存在、不成立而被迫终止、无疾而终。
     
      此种情况下的行政调查又该如何定性?
     
      第六节 行政检查
     
      一、行政检查的概念与特征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依法享有行政检查职权”,这些还远远不是行政主体可以开展行政检查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此处的法律依据和享有职权,均是高度概括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并没有详细明确启动行政检查的具体条件。现实情况则是:反正“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反正老子(并非李聃)“依法享有行政检查职权”,那可就好办了!老子想查谁,就查谁!老子想什么时候查,就什么时候查!老子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不管怎么查,都是依法行政。
     
      以合法外衣掩盖非法目的,这就是典型的执法犯法!是权力寻租的必杀技!
     
      “从检查的启动、运行到检查决定的作出”,拜托,其中的“检查决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呀?
     
      二、行政检查的分类
     
      这一部分内容充分展示了当今学界所谓的专家学者的丰硕的学术成果。
     
      能够把煤球洗到这种程度(虽然没有变白,但却小了好几号),实在是令在下叹服!
     
      三、行政检查的原则
     
      “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检查权的设定和实施要适度、合乎情理,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不得大于检查行为所能实现的公共利益,不得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请问:“检查行为所能实现的公共利益”,如何计算?标准何在?行政检查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负担的必要性,如何衡量?标准何在?行政检查是否注定就是损益行政行为?
     
      四、行政检查程序
     
      “立案管辖”,难不成行政检查还需要立案吗?
     
      “行政主体作出行政检查决定”,拜托,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呀?何时作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还能进行行政检查吗?
     
      华灯初上,在生意兴隆的一家酒楼里,突然之间一伙儿不速之客闯将进来,他们身着制服、头戴大盖帽儿,旁若无人、高声断喝: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们要依法进行行政检查!众食客尽皆愕然,速作鸟兽散。
     
      行政检查,作为一种具有相当“杀伤力”的行政行为,必须尽快立法规范!
     
      结语:
     
      这已经不是一锅粥了,完全就是乱炖。
     
      客观而言,该章所涉各种行为确实是非典型性行为,其属性错综复杂、不易确定。
     
      鉴于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讨远未深入、透彻,愚以为:这一部分内容应该被请出行政法学本科教材。
     
      思考题:
     
      1. 行政规划在行政实务中有何法律约束力?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
     
      该书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内容。
     
      不可一概而论。当百变、多面的行政规划的属性是行政法律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反之,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通常而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规划少之又少。
     
      切记:行政规划,只是行为内容,而不是行为属性。
     
      2. 如何理解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依据?
     
      答: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该书有“行政指导的法理依据”(P236—P237)这一内容,但却没有“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依据”的内容。此二者一字之差,相去甚远。
     
      也不知道该书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到底是想戏弄读者呢?还是要自取其辱呢?
     
      3. 行政契约与民事契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行政契约,有的只是具有行政因素的民事契约。
     
      因此,此二者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4. 如何完善我国行政确认制度?
     
      答:该书有“行政确认制度”(P250—P252)这一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促进行政确认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必须完善行政确认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此二者(即该书相关内容与这一问题)之间的关系。
     
      5. 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有何区别?如何完善我国行政检查制度?
     
      答:前一个问题:
     
      行政调查是针对具有违法嫌疑的行政相对人而作出;行政检查不是针对具有违法嫌疑(但却不排斥在检查中发现违法情况)的行政相对人而作出。这就是此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后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高级问题!我所谓的高级问题,就是指那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
     
      该书没有与之对应的内容。
     
      完善的前提一定是发现不足。发现不足,这正是左明的最强项!在下之前的相关论述可供参考。
     
      2018-04-10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欲知后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