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军泄露内幕信息行政处罚撤销案
2018/5/2 13:21:19 点击率[18]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行政诉讼法
    【出处】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本文对证监会认定张智军、岳子微知悉内幕信息的思路进行了梳理,认为在[20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证监会主要采用了惯用的“敏感期内账户交易异常”、“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某种密切关系”、“敏感期间内联络、接触”推定模式认定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证监会本着“疑罪从无”原则撤销张智军行政处罚的认定逻辑并不严密,不仅导致岳子微内幕交易的认定结果毫无根据,而且打破了以往的推定模式,可能为逃避内幕交易处罚打开大门。
    【中文关键字】内幕交易;知悉;内幕信息;推定
    【全文】

      一、案情介绍
     
      2012年12月26日,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实业”)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亚太”)启动了亚太实业的定向增发工作。2014年1月31日至2月13日,亚太实业实际控制人确定亚太实业收购兰州伟慈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伟慈制药”),同时进行再融资,实施凝血酶和中成药项目。2014年2月13日上午9点,亚太实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讨论亚太实业重组事宜。会议确定争取在2月底前签约收购伟慈制药,6月底完成在证监会的报备,确保重组100%成功。贾宏林参加了此次会议。2014年2月14日,亚太实业与贾宏林等15人签署保密协议。2014年3月14日,亚太实业股价发生较大波动。当日收盘后,亚太实业申请公司股票停牌。2014年3月15日,亚太实业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4年4月3日,亚太实业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亚太实业拟向兰州亚太非公开发行1.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7,500万元,用于收购伟慈制药100%股权,对伟慈制药投资建设凝血酶、中成药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4年4月8日,亚太实业股票复牌。
     
      证监会[20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亚太实业拟向兰州亚太发行股份、收购伟慈制药100%股权并对伟慈制药投资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属于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形成时点不晚于2014年2月13日,公开于2014年3月15日。贾宏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由于内幕信息公开前,贾宏林与号码136××××2388的使用人通话21次,该号码登记在张智军名下,系周广鹏和张智军共用,张智军为使用人之一;张智军妻子岳子微所控制的账户在136××××2388号码与贾宏林联系时点之后交易“亚太实业”的行为存在异常,且无合理解释;张智军与贾宏林系老乡、旧同事关系,故证监会认定张智军自贾宏林处获知内幕信息,并向其妻子岳子微传递内幕信息,违反了《证券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202条所述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岳子微控制相关账户进行了内幕交易。依据《证券法》第202条的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张智军处以5万元罚款;没收岳子微违法所得230,055.94元,并处以230,055.94元罚款。
     
      张智军不服,向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认为[20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清,处理不当,请求予以撤销。
     
      2016年5月31日,证监会经再次审查,认定张智军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通过136××××2388号码与贾宏林电话联系、获知内幕信息并进行泄露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撤销[20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智军作出的行政处罚。1
     
      本案是自2004年至2016年以来第一例经申请人复议,证监会认为申请人获知内幕信息并进行泄露的证据不充分而撤销行政处罚的案件2,可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近几年,中国证监会打击内幕交易的力度在逐渐加强。据统计,自2007年至2016年,证监会查处内幕交易案件的数量总体上不断攀升,2012至2016年证监会处罚内幕交易的力度较2007至2011年明显增强。2016年内幕交易的涉案金额、查处数量、处罚力度均为历年之最,对内幕交易案件的处罚总额已逾3.8亿元,是2015年处罚金额的26倍,是2011年罚金总额的111倍;在处罚倍数上,没一罚三这一高倍罚款的案件数量远超以往,证监会对内幕交易呈现“严打”的态势一目了然。3然而,对于大多数内幕交易的案件,证监会采用间接证据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对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的内幕交易行为认定上更是如此。间接证据推定的方式为打击内幕交易行为提供了便利,很好地震慑了内幕交易行为人,但却使监管者戴上了“有色眼镜”,以“有罪推定”的心态来审视嫌疑人。本案是众多内幕信息处罚案件中的例外,复议的推翻打破了证监会惯有“账户异常+联络接触+关系亲密”的内幕交易行为推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内幕交易嫌疑人”带来了福音。
     
      二、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确定
     
      内幕信息的起算时间点是确定涉案人员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的基础。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往往采用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算点的方式来确定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确认的核心因素是内幕信息的重大性、确定性。有人通过整理证监会2016年认定内幕信息的时点,发现通常情况下,只需要双方高层人员进行了初次会谈或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即可认定为内幕信息已经形成,而不需要等到合作协议的签订,也不必等到内部决策会议或外部批准等正式程序的到来。4由此可见,在信息发生的可能性“基本确定”、“确定”、“完全确定”三种确切性标准中,证监会比较倾向采纳“基本确定”的观点,即在该信息基本确定时,就具有了重要性,被视为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算点。5
     
      本案是涉及并购重组信息的内幕交易案件,涉及三个公司的复杂交易,关于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点证监会与当事人并无争议。2014年2月13日上午9点,亚太实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讨论亚太实业重组事宜,并在该会议上确定争取在2月底前签约收购伟慈制药,6月底完成在证监会的报备,确保重组100%成功。虽然在2014年2月13日的会议中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但公司在2014年1月31日至2月13日期间已经确定收购及再融资事宜,2月13日的年度工作会议中就此事进行宣布足以看出并购重组事情已确定,证监会以此时间点确定为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比较合理。
     
      三、内幕交易的主体
     
      (一)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根据《证券法》第74条关于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规定,贾宏林实际负责公司的定向增发和收购工作,属于“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并无争议。然而,张智军在亚太实业及其子公司并无任职,也不属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中介机构人员,是否属于第74条第7项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从而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从我国《证券法》第73条和第76条来看,禁止内幕交易的主体范围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这一概念从字面上来看,只要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就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但《证券法》第74条却列举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该条是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的范围进行限制还是仅仅列举表示强调?有学者认为,《证券法》第74条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主体范围的列举,实际上是对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的限制,即使当事人属于第74条列举的范围,在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前,仍然需要证明其真正知悉或者应当知悉内幕信息。反过来说,即使当事人实际知悉了内幕信息,但如果不属于第74条列举的范围,则不应被认定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即我国《证券法》并未将所有知悉内幕信息的主体都纳入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的范围。6有学者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4条7实际上已经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扩展至“任何知情人”。8本文同意前一观点。《证券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位法律,虽然该法第74条留下了一个兜底条款,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授权中国证监会根据情况扩张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范围,但证监会的认定必须遵循某种原则,即无论如何扩张主体范围,不能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扩张到包括所有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否则第73条、第74条和第76条规定的法律结构就要重新调整。第74条列举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第1至4项是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内部人员,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由于任职可以获得内幕信息的一般职工等,第5项规定的是以证券监管机关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政府公务人员,第6项规定的是中介机构、自律组织。由此可见,第74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应认为是基于某种身份或职位对信息的保密具有信义义务或有效延伸信义义务的人。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4条应理解为其并未将“知情人”范围扩大到“任何知情人”,该处所指“任何知情人”中的“知情人”仍应当是《证券法》第74条所称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只不过是对《证券法》第73条、第76条的再次表述而不是对知情人范围的具体扩展。
     
      本案中,根据《证券法》第74条列举的范围,张智军、岳子微不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即使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中第3条对知情人扩展的规定,张智军、岳子微也不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9
     
      (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那么,根据《证券法》第73条、第76条的规定,张智军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关于何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我国《证券法》没有相关规定。理论上认为,通过盗窃、窃听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应当构成“非法获取”。但在“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中,法院认为陈玉兴获得杭萧钢构工作人员无意间泄漏的内幕信息后从事交易构成内幕交易。有的实务工作人员认为,对“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中“非法”的理解,并非是指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非法,而是说任何第74条所列举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之外的主体,都被禁止知悉内幕信息,一旦他们知道内幕信息,无论是主动知悉还是被动知悉,都是非法。1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解释》”)第2条对内幕交易刑事犯罪标准中“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的范围进行了规定:“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实践中,证监会对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实际上也适用了《内幕交易解释》“近亲属”、“关系密切”、“联络、接触”等几大标准。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要认定张智军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则必须证明张智军与贾宏林(内幕信息知情人)或其他人联络或接触,知悉了内幕信息,要认定岳子微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需认定岳子微知悉内幕信息,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
     
      四、内幕交易行为
     
      (一)张智军知悉内幕信息的初认定
     
      虽然并无直接证据显示张智军从贾宏林处知悉了内幕信息,但证监会根据“妻子岳子微账户交易异常”、“张智军和贾宏林是老乡、旧同事关系”、“张智军与贾宏林在敏感期内有手机联系通话记录”三个方面对其知悉内幕信息进行了推定。证监会推定张智军知悉内幕信息的思路如下:
     
      证监会发现岳子微所控制的账户交易“亚太实业”的行为存在以下异常:其一,交易“亚太实业”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及公开过程基本吻合,尤其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集中成交457,900股,占账户累计买入“亚太实业”的二分之一;其二,2013年账户从未交易过“亚太实业”,而在2014年账户首次交易“亚太实业”并重仓;其三,账户资金变化情况与内幕信息形成及公开过程基本一致。2014年2月13日至3月14日,账户银证转账共计299,200元,该资金转入后立即买入“亚太实业”。其四,亏损卖出“中体产业”和“金风科技”,所得资金用于购买“亚太实业”。对此,岳子微并无合理解释,但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确实没有某种亲密关系。但证监会发现,岳子微丈夫张智军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贾宏林是老乡、旧同事。
     
      证监会查到,张智军与贾宏林有联络——手机联系通话记录。在内幕信息公开前的2014年2月13日至3月14日,贾宏林与登记在张智军名下的手机号码136××××2388通话21次。虽然张智军的司机周广鹏负责日常接送张智军,也将该号码用作自己的联系电话,但张智军的妻子岳子微、周广鹏和张兆祯均证实,可通过136××××2388号码联系到张智军。通过该号码,张智军可与他人联系或被联系,因此,张智军与周广鹏实际共用136××××2388号码。张智军作为使用人之一,与贾宏林有联络的可能。
     
      又因为张智军的妻子岳子微的账户存在以上异常,且其交易“亚太实业”时点与贾宏林和136××××2388号码联系时点基本吻合(2014年2月19日、3月13日,136××××2388号码与贾宏林通话后,岳子微于2014年2月20日、2月21日、3月14日买入“亚太实业”),证监会便断定,张智军从贾宏林处知悉了内幕信息,且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妻子岳子微。
     
      实际上,这是证监会认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知悉内幕信息”一贯采用的方式。通过统计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张智军案发前3个月)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通常从“敏感期内账户交易异常”、“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亲属、同学、旧同事、老朋友等某种密切关系”、“敏感期间内联络、接触行为”三个方面来推定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

      不仅在上述案件中,在更早的具有影响力的岳远斌案中,证监会也是采用上述模式对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进行推定——从当事人与内幕信息传递者之间的固有关系与惯常联系、当事人实施交易行为之前与内幕信息传递者之间的接触情况、当事人买入行为的异常情况、当事人交易行为与其他相关行为与情况的吻合度四个方面认定岳远斌“知悉内幕信息”进而实施了内幕交易。11证监会常从账户交易存在异常着手调查,例如查看股票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发展的契合程度,查看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属是否卖出其他全部股票全力买入目标公司股票或交易金额是否占整个资金账户的金额较大等;再考虑当事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关系,是否是朋友、亲属等关系;继而查看当事人是否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过电话联系或见面等联络、接触。

     

      (二)张智军知悉内幕信息的再认定

     

      张智军对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起了行政复议。他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申辩到:“1.不知道136××××2388号码登记在其名下,该号码一直由周广鹏一人使用,未通过该号码与他人联系,也没有和贾宏林联系。2.不在单位或外出开会、非工作联系等情况下,他及岳子微都会告知他人拨打周广鹏的电话136××××2388,通过周广鹏来联系他。因此,岳子微在第一次接受调查时,习惯性地将周广鹏的136××××2388号码留作他的联系号码。3.认定他从贾宏林处获知内幕信息并向岳子微传递不符合实际和逻辑。其工作以来没有炒过股,不懂股市行情,不可能和贾宏林联系谈论股票问题,也没有从任何渠道获知相关内幕信息。他与贾宏林已多年未联系,没有使用过136××××2388号码与贾宏林联系。4.岳子微交易”亚太实业“是凭借多年经验,研究分析股市行情作出的判断,并非依据内幕信息。”12

     

      面对张智军的理由,证监会对已有认定张智军知悉内幕信息的证据进行了再次审查,对张智军是否知悉内幕信息作了再次认定:

     

      贾宏林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内幕信息公开前,贾宏林与136××××2388号码通话频繁。根据周广鹏账户资料及甘肃省某单位电话号码本,136××××2388为周广鹏联系电话。13 136××××2388号码却登记在张智军名下,张智军的妻子岳子微、周广鹏和张兆祯均证实,可通过136××××2388号码联系到张智军。由于贾宏林并不承认其与周广鹏进行了联络、接触,也不承认其与张智军通过136××××2388号码进行了联络、接触,所以,贾宏林通电话的对方是周广鹏还是张智军亦或包括周广鹏和张智军两人无法确定。而现有证据表明,2014年2月左右,周广鹏和朋友姚军、操某邵、张兆祯聚餐时,称自己听到亚太实业有利好消息,让他们关注,并提到了老贾(即贾宏林);14 2014年3月5日,姚军给周广鹏发短信,请他向贾宏林打听亚太实业入股保险公司的信息是否属实;2014年3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周广鹏电话告知姚军以下内容后,姚军于当日给朋友赵某发短信称:“昨天三点半给发传真给深交所的停牌事宜,因为他们前几天开会要是日涨5个点就停,15工作日开盘,报证监会在停,装医药。”15一系列证据可以确定,周广鹏与贾宏林进行了联系、接触,从贾宏林处得到了内幕信息,后在一次聚餐中将该内幕信息又泄露给了张兆祯、姚军。至于周广鹏是通过136××××2388号码与贾宏林进行联系从而得知了内幕信息还是通过见面等其他的方式只有贾宏林、周广鹏、张智军三人心中知晓,故证监会还是无从确定136××××2388号码的实际使用人是谁。对于张智军,则只是有通过136××××2388号码联系贾宏林的可能性,而不能确定。

     

      最终,证监会认为认定张智军与贾宏林进行了联络、接触确实并没有那么证据充分,没有认定张智军知悉内幕信息,撤销了对张智军的行政处罚。

     

      证监会对张智军是否知悉内幕信息的再认定,体现了证监会的谨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敏感期内账户交易异常”、“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亲属、同学、旧同事、老朋友等某种密切关系”、“敏感期间内联络、接触行为”推定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的惯有模式,洗清了“有罪推定”的嫌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无罪推定”或者“疑罪从无”原则,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回看本案,真的能排除张智军是该号码的使用人吗?我国手机号码已经实行实名认证制,136××××2388号码登记在张智军名下,张智军就对其有使用权和所有权。虽然张智军辩称该号码一直由周广鹏使用,但同时其也承认他人通过该号码可以联系到他。所以,即使贾宏林的通话对象肯定有周广鹏,也不排除还可能有张智军。故认定张智军和周广鹏是该号码的共同使用人比较妥当。

     

      (三)对岳子微内幕交易的认定

     

      本案对岳子微内幕交易的认定采用了夫妻之间泄露内幕信息的推定方式,即一般情况下,推定内幕信息在夫妻间进行传播,除非当事人有反面证据推翻这一推定。证监会认为,岳子微的内幕信息是从其丈夫张智军处获得。“张智军与岳子微系夫妻关系,有向岳子微传递内幕信息的条件,内幕信息公开前,二人并无不在一起生活的记录。在贾宏林与张智军为使用人之一的电话号码联系之后,岳子微所控制的账户即存在亚太实业的交易异常行为,足以认定张智军自贾宏林处获知内幕信息,并向岳子微泄露内幕信息。”16

     

      证监会实际上是从反向即岳子微账户交易异常推定其丈夫张智军将内幕信息传递给她,而张智军的内幕交易信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打电话联系了贾宏林,而没有分别认定张智军、岳子微知悉内幕信息。其实,岳子微内幕信息的来源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来自于张智军,张智军通过电话从贾宏林处得知了内幕信息;二是来自于张智军,张智军从其司机周广鹏处得知了内幕信息;三是来自于周广鹏,由于周广鹏是岳子微丈夫张智军的司机,与岳子微也可能接触频繁。

     

      综合考虑岳子微所控制的账户交易时点与136××××2388号码与贾宏林联系时点基本吻合且存在重仓等交易异常行为,张智军存在极大的可能与贾宏林进行了电话联系,从贾宏林处知悉了内幕信息并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其妻岳子微。当然,由于周广鹏是张智军的司机,也不排除内幕信息从周广鹏传递到了张智军,再传递到了岳子微。而最后一种,由周广鹏联系贾宏林再将内幕信息直接传递给岳子微的可能性也有,但比较小。毕竟,夫妻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司机与上司妻子的关系更为亲密,作案也更为方便。

     

      证监会在[2016]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只说明了其中一种可能,即岳子微从张智军处得知内幕信息(张智军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岳子微)。在不能认定张智军知悉内幕信息从而撤销了张智军泄露内幕信息的行政处罚后,证监会并未撤销对岳子微的行政处罚,也未对岳子微知悉内幕信息的认定重新作出解释或更正。

     

      五、本案所带来的问题

     

      对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证监会一般根据当事人在公司的职位和地位、参与项目谈判的情况等,直接认定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如果当事人不承认知悉内幕信息,证监会通过内幕信息在公司内部的传递痕迹,如查阅公司的相关会议记录、文件资料从外部证据推定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而对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证监会一般通过交易账户、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关系、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情况三方面推定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证监会采取上述推定方式对当事人知悉内幕信息进行认定与证券交易的虚拟性和内幕交易的隐蔽性有关。在“明处”的监管者不可能直接掌握在“暗处”的交易者“暗箱操作”的全过程,通过间接证据推定的方式,可以为认定内幕交易行为提供便利,从而降低监管难度。当然,如果当事人提出充足有力的相反证据,仍可以推翻或排除这种推定。

     

      在以往内幕交易案件中,当事人常常用通话内容未涉及内幕信息、交易系自己研究分析股市行情作出作为抗辩理由,企图推翻证监会对自己知悉内幕信息的推定,然而这些抗辩理由无一不被证监会驳回。本案当事人张智军却“另辟蹊径”,采用了“登记在其名下的手机号的实际使用人是别人”的抗辩理由。证监会对该抗辩理由的采纳,使本来“无路可走”的张智军又见“柳暗花明”,也使本来“无足轻重”的本案变得“非同小可”,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本案可能打开逃避内幕交易处罚的大门。原因是,张智军、周广鹏、贾宏林很可能串通一致,不承认他们之间进行了电话联系,并统一说法,企图逃过证监会的处罚。以后,涉嫌进行内幕交易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当事人可能会像张智军一样否认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的实际使用人是自己,而买通第三人,让其充当号码的使用人。所以,对于当事人否认其是号码的实际使用人的情况,或许可以考虑通过实际使用人、号码登记人以外的证人证言、号码通讯簿、其他机构或公司进行登记的信息等痕迹综合认定号码的实际使用人。

     

      其次,证监会在如何推定“知悉内幕信息”上并未给出一条清楚的界限,之前惯有的认定模式被打破,新的更安全有效的推定模式还未形成。日后,在面对类似张智军案的情况该如何判处?是综合考虑其他情况形成更严密的推定思路还是继续遵循“疑罪从无”?对于类似岳子微这样账户明显交易异常的内幕交易嫌疑人,是考虑多种可能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通过严谨的推理一一排查进行认定,还是像现在这样草草了事不作任何解释?这些,都是证监会应该考虑的。

    【作者简介】
    范晓,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注释】
    [1]本案根据证监会[2016]15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张智军、岳子微)》、[2016]28号《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张智军)》整理。
    [2]经查阅证监会官方网站有关内幕交易处罚案例的披露记录,张智军案是自2004年以来第一起经行政复议后被证监会撤销处罚的案件。参见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6日。
    [3]张翕:《中国证监会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综述》,载《法律与新金融》2017年第22期。
    [4]张翕:《中国证监会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综述》,载《法律与新金融》2017年第22期。
    [5]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主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0页。
    [6]彭冰:《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初步研究》,载《证券法苑》2010年第三卷,第106页。
    [7]《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任何知情人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8]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主编:《证券行政处罚案例判解》(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 页。
    [9]《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3条规定:“对于正在筹划中的可能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事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手方及其关联方和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聘请的专业机构和经办人员,参与制订、论证、审批等相关环节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由于业务往来知悉或可能知悉该事项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以下简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相关事项依法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在上市公司股价敏感重大信息依法披露前,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该条列举的主体范围超出了《证券法》第74条列举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10]陈海鹰等:《泄漏内幕信息罪、内幕交易罪的若干问题探析——由“杭萧钢构案”展开》,载《法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34—36页。
    [11]详见[2011]57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岳远斌)》。
    [12] [2016]28号《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张智军)》。
    [13] [2016]13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贾宏林)》。
    [14]处罚贾宏林、周广鹏、姚军、张兆祯的[2016]13号、[2016]14号、[2016]16号、[2016]17号行政处罚书中均提到该证据,且当事人对该证据均未提出申辩。
    [15]引自证监会[2016]13号、[2016]14号、[2016]16号、[2016]17号行政处罚书。
    [16]《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张智军、岳子微)》[2016]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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