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庭对当事人主张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的一般态度
2018/1/25 14:19:05  点击率[51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仲裁
    【出处】微信公众号:裁判判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仲裁;刑事犯罪
    【全文】

      在商事仲裁案件中,有时一方当事人声称案件涉及刑事问题并据此主张合同无效或请求撤销合同,笔者在审理及代理的仲裁案件中就经历过若干次,合同无效或可被撤销的理由主要有:
     
      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合同一方为法人,其法定代表人在签署合同的过程中涉嫌职务犯罪;
     
      合同一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利用合同进行诈骗;
     
      合同一方涉嫌刑事犯罪,另一方以报案相要挟,或涉嫌刑事犯罪一方害怕对方报案,双方签署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那么,仲裁庭一般是如何对待这类问题呢?在这点上,仲裁庭与法院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如发现与民事案件有牵连的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将该等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1]。在商事仲裁案件中,是否刑事报案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不属于仲裁案件的审理范围。可以说,只要刑事问题对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仲裁庭就不做干预。
     
      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仲裁庭通常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秉持维护合同稳定、促进交易的合同法基本精神,一般认为合同效力应当以认定合同有效为原则,认定合同无效为例外。因此,在仲裁案件中,主张存在刑事犯罪事实导致涉案合同无效或可被撤销的一方,需提供直接且证明力强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其主张很难获得仲裁庭的支持。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刑事判决书。如果当事人没有刑事报案,仲裁庭就根本不会考虑当事人的主张,一方面是因为案件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不在仲裁庭的审理范围内,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未刑事报案说明其主张连最起码的事实依据都不具备。
     
      以下试举一例说明: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双方约定,申请人提供资金,被申请人提供土地,项目立在被申请人名下,并以被申请人的名义出售合作开发的商品房。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双方通过签订一系列文件对项目利润进行分配。由于被申请人迟迟没有将申请人应得的项目利润向申请人支付完毕,申请人遂提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应付未付的剩余项目利润。
     
      被申请人的答辩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原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签订了本案合同以及与本案有关的一系列文件,该等文件存在诸多不正常、不合理或前后矛盾的约定,损害了被申请人(一家村集体股份公司)的利益,损害了集体利益,应属无效。
     
      仲裁庭在审理后认为,仅仅通过被申请人认为的“不正常、不合理或前后矛盾的约定”的现象,无法推理得出合同双方主观上存在恶意,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退一步讲,即便合同约定存在某些有违常理的情况,其原因也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其有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特定的商业考虑或商业目的作出的特殊商业安排,因此,不能当然认定就是双方当事人主观恶意串通的结果。此外,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双方之间往来款项频繁,实际上,被申请人已经向申请人支付了大部分项目利润。此时,被申请人仅以双方约定客观上存在诸多不正常情形为由推断有关各方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进而据此主张本案合同无效,既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合同法维护合同稳定、促进交易的基本精神。再者,根据《合同法》52条第(二)项的规定[2],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双方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而非合同双方之间恶意串通或者合同一方与第三方恶意串通,损害其中一方的利益。从法律上讲,被申请人与村集体是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等同为一个主体。
     
      在此,有必要提醒仲裁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商事仲裁高度强调契约精神,仲裁庭是运用商事思维,按照商事逻辑认定案件所涉合同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而不是按照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来作出认定。因此,在准备仲裁案件的代理意见时,当事人和代理律师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臆测”的刑事犯罪问题上,提出“窦娥冤”式的代理意见,反复强调合同条款如何不公平,已方如何因履行案涉合同吃了大亏等等,如此发表代理意见,只会“越跑越偏”,反而会忽视案件中对己方有利的案件事实。
     
      以下再举一例说明: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曾同为目标公司股东。在申请人担任目标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期间,曾将目标公司收入据为己有,涉嫌职务侵占。东窗事发后,被申请人提出回购申请人股份,并请申请人离开目标公司。就股权转让价格,双方从300万元人民币一直商谈到2000万人民币,申请人才同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谈判期间,申请人还要求被申请人签署《委托收款协议》,可以理解为申请人为其职务侵占行为进行“洗白”而要求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在申请人接受股权转让价款并完成转让登记之后,有上市公司欲收购目标公司,申请人遂提起仲裁,以被申请人曾以报案相要挟、胁迫其签署显失公平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由,请求裁决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仲裁庭在审理后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以报案相要挟”申请人,从而仲裁庭不能得出申请人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其真实意思订立的合同;其次,股权转让价款是公允的,股权转让价款商定的过程也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最后,本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申请人并没有因胁迫或显失公平而拒绝接受股权转让价款,所有股份也均过户完毕。
     
      至于申请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仲裁庭仅在讨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部分予以涉及,是否报案或是否追究案涉人员的刑事责任,则不在仲裁庭的职责范围之内。

    【作者简介】
    邓永泉,大成Dentons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欧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
    【注释】
    [1]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2]对于“恶意串通”,《民法总则》(2017.10.1)第154条规定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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