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法学方法论:学术检讨与体系建构
2018/1/17 21:39:13 点击率[6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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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环境法学
    【出处】《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写作时间】2007年
    【中文摘要】本文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研究现状、趋向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应当在把握环境法学在调整对象、调整手段、研究使命和研究历史等方面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建构以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追求的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
    【中文关键字】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层次;构造
    【全文】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意识由法理学领域进入了环境法学领域。在吸收和改造法理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试图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性等视角入手,对法理学的方法论作出修正甚至是重构。由此环境法学者在本学科内掀起了一场方法论变革,但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试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研究现状、趋向及存在的问题予以反思和检讨,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有所超越。

      一、研究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起, 蔡守秋教授等一批环境法学者对该学科的方法论体系进行了长期探索。[1]进入本世纪以来,李明华、李可等人在借鉴法理学方法论的基础上, 抓住环境法学的学科特性,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 对环境法学方法论进行了集中探索。[2]近年来,更多的人投入到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中,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扣准环境法学的学科性质和因应生态社会的来临提出方法论生态化命题

      环境法学是一门法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既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学科,特殊的学科性质使其面临特殊的任务,即要处理异常复杂的环境问题,这迫使其必须吸纳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处理问题。同时,自二战以来,现代世界开始由工业社会转变为生态社会,这种转变与后现代思潮相呼应,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当然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方法论革命。正是看到上述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了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命题。其认为,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是环境法学不同于其它部门法学的观点和方法, 由此决定了方法论的生态化趋向在环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及环境法学中体现得异常明显。[3]同时,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和生态社会的来临客观上也要求法学尤其是环境法学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即实现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4]

      (二)在生态社会的到来之际借助生态哲学修改环境法学对人的基本预设

      如果传统工业社会是以经济和消费为取向的“经济社会”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就是以生态与和谐为取向的“生态社会”。相应地,后工业社会的“人”也由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人”转变为今天的“生态人”。社会与人的模式的转变必然对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和法学产生影响。尤其是环境法学,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其主要关注点,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这刚好与生态社会和生态人理念暗中契合。一些学者洞见到这一现象,提出了以有机论世界观和主客一体化为哲学基础,修改传统环境法学方法论对“人”的基本预设:将其由“经济人”修改为“生态人”,以应对社会观念变迁之需。[5]

      (三)因应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转向建构环境法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方法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在该学科中的兴起,由此带来了该学科在方法论上的转向,即由传统的现代主义方法论转向后现代主义方法论。一些学者抓住这一方法论转向,将其应用到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建构中,使其由一种颠覆性力量变成一种建设性力量,即在反思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弊害,消解现代主义的基础主义、中心主义、单边主义等命题和克服其还原主义、主客二分范式的基础上,建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两类关系之间的关系等命题,树立有机主义、整体主义等世界观,形成多元主义、多边主义尤其是主客一体化等方法论。[6]

      二、研究趋向

      (一)跟踪其它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

      在我国,由于环境法学是一门后起的部门法学,其方法论体系尚未成熟,且其研究主体多为新生代法学研究者,所以其在方法论建构中要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法理学、环境科学中的新兴研究方法。当然,单纯的借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因此,如何将其它学科上的最新研究方法糅合到环境法学方法论中,就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趋向。

      (二)超越法理学方法论以建构本学科独立的方法论

      在当前的方法论研究中,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研究范式的特殊性(以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为方法论硬核的主客一体化范式)等对法理学方法论构成了挑战与补充。环境法学利用其新兴学科的后发优势,在批判法理学以主客二分为核心观点的方法论基础上,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借鉴后现代主义的主客一体化范式和自然科学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方法论,至少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等三个维度上构成了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的超越,并有建立其独立的方法论之趋向。

      (三)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转换成新人本主义

      长期以来在环境法学研究中,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只以“人”为中心和视点,只从人的向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自然”采取了宰制的态度,从而形成了狭隘的旧人本主义研究立场。很自然,由这种研究立场和分析方法得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必然无法起到对症下药的效果。但同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尊重人、解放人、以人为法学研究的基点等立场又值得肯定,我们无法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采取单纯抛弃的态度。[7]由此,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转换成新人本主义视角,就成为今后环境法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趋向。

      三、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研究的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一次创新能力”不足

      在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多数学者局限于将法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移植到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中,从而形成了环境法学上的“二次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仅仅局限于二次创新,对于深化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环境法学本学科的“一次创新”,才能在深化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使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屹立于众多部门法学方法论之林。

      (二)“沟通能力” 不足

      与此同时,一些环境法学者在追求理论创新时,往往存在自说自话的现象,其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理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无法上升到法理学的高度,从而人为地制造了环境法学与法理学在方法论上的鸿沟。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命题对于法理学者是完全陌生的,它如何与原有的人与人的关系命题实现沟通,仍未可知,这自然妨碍了法理学者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和接纳。[8]又如,“法学方法论生态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在遵守法理学概念规则上有欠严谨之处,没有完全融入现有的法理学术语体系, 因而引起了环境法学者与法理学者之间的沟通困难。[9]不仅如此,部分环境法学者所创造的命题和方法甚至在本学科内也存在沟通障碍。[10]

      (三)价值立场之间存在冲突

      如前所述,传统环境法学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其价值立场,这种立场是现代主义和主客二分思维的产物。由于其存在视野狭隘、方法单一,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缺乏现实的功利效果,所以我国许多环境法学者逐渐从这种立场上撤退,转换到与之相异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上。[11]但在当前环境法学界仍有许多学者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或与之有家族相似的新人本主义立场,[12]甚至同一研究者身上,上述两种价值立场也难以做到泾渭分明。这样在环境法学方法论建构过程中,就发生了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冲突。

      (四)思维方式之间存在冲突

      在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学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主客二分思维与主客一体化思维之间的歧异。在环境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守法理学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为其仍能作为解决环境法上诸多难题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些人虽然在原有的主客二分立场上作出了退却,但认为对这一思维方式作出适度修正,其仍能应对生态社会的诸多难题,而主客一体化的思维只是对前者的补充。[13]实际上多数主张主客一体化思维的学者也并不是完全否认主客二分思维的合理性, 只是认为应以主客一体化思维为主导,以主客二分思维为辅从。可见,两派之间在哪种思维方式应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础、主导和趋向等方面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根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个体主义的理性世界观与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类中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因此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调和的。

      四、理论体系

      环境法学属于法学这一点决定了它与其它部门法学在方法论上拥有诸多共性,但环境法学在学科性质、调整手段、学科使命等方面毕竟与其它部门法学有所不同,因此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有其特性。阐明该学科的特性是建构其方法论体系的前提。[14]

      (一)学科特性

      首先,环境法学拥有环境科学性质。在建构环境法学方法论时必须照顾到其属于广义环境科学这一学科属性,而不能简单地用法理学方法论建构环境法学方法论。同时,其特殊的学科属性非但不是该学科在方法论建构上的负担,相反却是其丰富的方法论资源。例如,环境科学中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论、有机论、生态学等观点与方法,可以为环境法学方法论之建构所用。环境科学中的一些技术标准和方法也可以用于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建构。

      其次,环境法拥有特殊的调整手段。环境法调整的不仅有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还必须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特殊的调整任务增加了环境法的调整难度,[15]也增加了环境法学在规范设计、价值选择和理论建构上的难度。显然,环境法的这种特殊手段(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势必影响其方法论的建构。

      再次,环境法学拥有特殊的学科使命。从近期看,环境法学的特殊学科使命是,研究和设计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法律方案;从长远看,环境法学不仅要消解人与人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分歧,而且还要沟通人与人之间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认识,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前者是环境法学的现实使命,后者是环境法学的终极使命,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解决好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就没有时间和空间来消解人与人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分歧,更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理想;不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终极理想,就难以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两者共同构成了当前人类的生存压力和环境法学的生存背景。

      (二)方法论特性

      环境法学的学科特性使其规范体系中存在大量的技术性规范,这使得其方法论在技术层面必须容纳比其它部门法学更多的技术方法,从而使其方法论呈现出更多的技术特征。环境法学的方法论特性不仅表现在其技术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基本研究方法和世界观、价值观两个层面上。就基本研究方法而言,作为传统法学方法论的两大组成部分--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前一部分(方法)在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中占据的份量比其它部门法学要重。就世界观、价值观层面而言,整体主义、有机主义、多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世界观、价值观逐渐渗入环境法学研究之中,最终将成为其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受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转变的影响,环境法学对人的基本预设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即由传统的“经济人”预设转变为“生态人”预设,从而实现环境法学对人的改造。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建构环境法学方法论时,应当更多地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代替传统法学的定性分析方法。

      (三)基本层次与构造

      由上文的分析,结合我们的相关研究,[16]笔者认为在基本层次上环境法学方法论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它对环境法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挥着指导功能,为其提供哲学依据和指明发展的方向。它是环境法学的根本方法论、世界观和价值观,构成了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理论硬核。其中,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是环境法学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主客一体化思维是环境法学的根本思维和方法。

      其次是一般科学层面的方法论,它是适用于包括环境法学在内的各部门法学以至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它普适于整个法学学科,体现环境法学与其它部门法学的共性。解释、理解和证实(或证伪)是一般科学层面方法论的核心方法:对环境法中的自然现象予以解释、对其中的精神现象予以理解、对其中的科学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它将环境法学方法论上的科学认识划分为疑问、问题、假说、理论、模型和论证等六个步骤。[17]

      再次是本学科层面的方法论,它是环境法学中各种方法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前述两个层次的方法论在环境法学内的具体化和个别化的结果。具体地讲,它是环境法学者在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和主客一体化思维的指导下,将适用于环境法学的所有方法(例如生态学方法、整体分析法、信息跟踪法、生态伦理方法、环境预测法、人境协调法和区际协调法)理论化和系统化后结构而成的方法论层次。由于该层面的方法论处于整个方法论体系的中间层次,所以它在环境法学方法论中发挥着协调和组织功能,当然也对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论起着指导作用。

      复次是原则层面的方法论,它是环境法学方法论建构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如何运用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的“方法”。由上文的论述可知,普遍联系(有机整体)原则、生态平衡原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等是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也是环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最后是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论,它是环境法学内专门的、具体的微观研究方法(例如实证调查、定量分析、信息分析、伦理考量、利益分析、规范分析、价值判断)。它是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神经末梢”,是环境法学与社会实践实现相互沟通、交流的理论中介和技术媒介。前述四个层面的方法论只有与其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法律实践发生具体的作用。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五个层面的方法论之间并不截然分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换言之,前一层面的方法论可以具体化为后一层面的方法论,从而实现宏观向微观、原理向技术的转化;后一层面的方法论也可以上升为前一层面的方法论, 从而实现微观向宏观、技术向原理的升格。由于目前环境法学的方法论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所以由前述三个层面的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后两个层面的方法论研究将逐渐兴起。当然从研究主体上看,环境法哲学研究者主要着力于前三个层面的方法论研究, 而一般环境法学研究者主要关注后两个层面的方法论问题。

      在借鉴法理学方法论的一般理论构造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法学的学科特点,笔者认为环境法学方法论在基本构造上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环境法学方法论基本假定内部的构造,它由环境法学研究者的基本研究立场、根本世界观、基本哲学态度和根本法律观等构成。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生态中心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是环境法学的基本研究立场,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是环境法学的根本世界观,主客一体化(或修正了的主客二分法)是环境法学的基本哲学态度和哲学思维,人与自然平等相处是环境法学的根本法律观。

      生态中心主义(或新人本主义)之所以成为环境法学的基本研究立场,是因为借助它可以确定环境法学研究的支点或出发点。例如,通过生态中心主义这一研究立场,我们可以推知研究者必然会以“生态人”作为其对人的基本预设,必然会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而研究者的根本世界观和基本哲学态度则构成其方法论的哲学背景。在环境法学上,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和主客一体化的哲学态度表明研究者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背景。而研究者的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投射到环境法学上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法律观,它表明了环境法律规范“应当是何种取向的规范”以及环境法学理论“应当是以何种价值为追求的理论”。同时,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法律观也表明了研究者对于现行法律和理论的基本态度,对于环境法学方法论的设计、修改和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环境法学方法论逻辑起点内部的构造,它是环境法学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和分析单元。它发挥着维护环境法学及其方法论体系的逻辑自洽性、科学严密性等功能。当然,只有最简单、最抽象到无法再分解(简单性或不可分性)、且包含了理论体系中其它要素的胚芽(可生长性)、反映了环境法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性的、清晰自明的范畴,才能成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由前文的分析可知,“生态人”既是环境法学对人的基本预设,也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人”这一逻辑起点集中反映了环境法通过对人的设计,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紧张状况的时代要求。生态人诞生于特定的时代(后工业时代)和特定的社会(生态社会),顺应了自身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又内在地驱使工业社会中的经济人转换社会角色和寻求新的价值定位,抑制自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类自身的全面解放与发展。

      第三是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准点,它隐含了环境法学研究者必须追求的基本价值(例如人与自然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研究者基本立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表达。由前文的论述可知,法学方法论生态化是环境法学第一次层次的基准点,有机整体的生态理念是环境法学第二层次的基准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环境法学第三层次的基准点。环境法学的一切研究必须以上述三个层次的基准点为参考坐标,如果跨越了上述三个基准点,环境法学研究就必然发生方法论上的转向。当然,由于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准点与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在客观上增加人们对其分析和理解的难度。

      综合上文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层次和基本构造的论述,笔者将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体系图示如下:

    【作者简介】

    李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讲师;李明华,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教授。

    【注释】

    [1]参见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1—8章。
    [2]参见李明华、李可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4—5章。
    [3]参见郑艺群:《后现代主义与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之关联》,《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4]参见陈泉生:《科学发展观与法学方法论的创新》,《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5]参见陈泉生:《科学发展观与法学方法论的创新》,《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6]参见陈泉生、郑艺群:《论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贵州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
    [7]参见李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年, 第2章第3节。
    [8]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中法律调整必须要有限度》,《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9]参见陈巍:《“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不是开往春天的地铁》,《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10]参见汪劲:《审慎深思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11]参见曹明德:《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12]参见李明华、李可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第5章第1节。
    [13]参见魏玉金:《后现代主义无法颠覆传统法学方法论》,《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14]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请参见李明华、李可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4章。
    [15]参见钱水苗:《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应然与实然》,《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16]参见李明华、李可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第3章, 第5章、第98页。
    [17]参见李明华、李可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第3章, 第5章、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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