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无理信访及其治理——以S省M市涉诉信访的实证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2017/12/5 13:26:25 点击率[20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行政管理法
    【出处】《金陵法律评论》2016年春季卷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摘要】涉诉信访工作已成为法院的日常事务之一,却缺少对此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其的实证研究。我们在借用其他学者对信访研究的分类概念,即将信访分为(涉诉)有理信访、(涉诉)无理信访和(涉诉)商谈型信访,以实证方法深入讨论涉诉无理信访问题。通过分析,法院中的处理(涉诉)无理信访案件两种程序均无法实质上终结案件,究其原因有三,中国人的权利观、诉讼观和纠纷解决观在转型时期的错位,信访人的基本特点,以及行政命令性的“维稳”政策。最后,我们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三条建议,即转变当前的“维稳”政策,加强公民教育和对无理信访案件的宣传,同时也应通过一种“仪式”方式回应已经在法律和(法院内部)程序上终结的信访案件。
    【中文关键字】涉诉信访;无理信访;治理;法律程序;信访终结
    【全文】

      一、问题之提出、界定和研究方法

      十八大以来,中国司法改革也如火如荼的展开,上海、吉林、广东、青海等6省市改革试点已实际展开,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被简称为“四五改革纲要”),为中国未来5年法院改革描绘了一个大致的图景。这些报告、规划所描绘的改革可谓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大手笔。如何认识以司法改革为中心的问题呢?在笔者看来,我们在观察该问题时,除了司法领域内进行纵深思考、实践外,我们还需放宽视野,以其他相关事项观察中国现有司法改革。司法的一个基本功能为定纷止争,司法改革的目标必须有之。否则,当不能定纷止争之时,信访必然产生。而另一方面,信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仅国家有信访局,地方也有专职的信访机构(即已经科层化)以应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增长的信访事件[①],而且不仅有专职的信访人员、机构,在其他非专制机构中也设置信访结构(如信访室)即使高校中也设置该相关机构以负责信访事务,在检察院、法院也有专门的信访机构和信访人员(在中级法院一般设置为正科级的信访室)。不仅如是,在当下法治成为普遍趋势或者成为一种至少是话语优势时,信访与法治也肯定发生深层关联,并要求信访制度法治化,或者说要求将信访纳入到法治化轨道[②];当然,法律、特别是司法领域审视信访现象,最为重要的一项是涉诉信访问题。

      简言之,信访、法治、(刑事、民事)程序的确有深层关系。因此,就涉诉案件信访而言,虽其属于信访领域,却也与司法、法院关系更深,以涉诉信访问题观察中国司法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或者说窗口。

      对涉诉案件的信访来说,笔者欲以一位学人关于上访(信访)的分类对其细化:上访(信访)可以分为三类: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商谈型上访;而所谓的有理上访是指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上访,目的在于维权;无理上访是指当事人的诉求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上访;商谈型上访是一种政治参与性的上访,上访人不一定有明确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认为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合理,因此上访“商谈”以期望改变法律和政策[③]。具体而言,涉诉信访也可以分为涉诉有理信访、涉诉无理信访和涉诉协商型信访,但是就本文而言,仅仅讨论涉诉无理信访,及其对其的治理。

      我们如何研究涉诉的无理信访呢?本文就以实证方法展开对其的讨论,主要有以下方法:首先,统计分析,通过收集S省M市涉诉信访的相关数据获得对其的基本情况,即对涉诉信访作一个定量分析;其次,个案研究,通过对具体涉诉信访案件作一个微观观察,以思考中国涉诉信访之启动、展开和“结束”程序,并分析出现如此现状的原因,最后,访谈。我们对根据既有程序、相关规则,提出解决涉诉无理信访案件的建议。

      二、S省M市之涉诉信访现状描绘

      1、S省涉诉信访的基本现状:

      (1)涉诉信访总体情况

      图1:S省来信、来访情况表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知道:2008年全省来信来访总量83424件/次;2009年全省来信来访总量66599件/次,与上年同比下降20.17%; 2010年来信来访总量71936件/次,与上年同比上升8%;2011来信来访30061件/次,与上年同比下降58.2%;2012来信来访21734件/次,与上年同比下降27.75%;2013年来信来访32532件/次,于上年同比上升49.68%。进而言之,虽然信访数量有升有降,时有反复,但在整体上表现出了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83424件/次,到2010年的71936件/次,再到2013年的32532件/次(2011、2012、2013连续3年均在3万件左右)。

      (2)S省涉诉信访案件类型

      表1:2008年至2013年S省信访类型案件统计



      根据上表:首先,S省涉诉信访案件中,虽然数量较大,历年均达到3万件以上,最高时还达到8万件以上,但主要为以下几类:对立案类不服的信访、不服民商判决的信访、不服刑事判决的信访、不服行政判决的信访、申请国家赔偿的信访、执行问题的信访、针对干警违法违纪的信访。但是,令笔者比较惊讶的一项是对立案不服类的信访,虽然其占据的比例不高,仅仅在1%左右;不过,我们看来,在中国法治建设虽未完成,却也有相当进展的当下,还是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不立案则意味着堵死了当事人提起救济的途径,而该不作为对当事人的伤害远甚于其他作为导致的错案,后者的错我们看得见,而前者我们很难在世人面前曝光。

      其次,民商案件占据涉诉信访案件的大宗,大约占据半壁江山,除却其他项,涉及刑事案件的信访位居第二位。进而言之,在所有涉诉信访案件中,利益纠纷成为中国老百姓关注的重心,亦即正如某些学者描绘的“谋利性上访”[④]逐渐增多,如果仔细审视,很多刑事案件(如本文后面将提及的刑事领域的历史老案张长某案)也往往涉及到利益纠纷,因为这些案件从法律上、程序上已不可能得到解决,信访人主要关注赔偿数额即利益,其实大部分行政案件也是;当然,即使不算这两类案件与利益的纠葛,利益纠纷也是涉诉信访的大宗。

      2.S省M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涉诉信访案件情况:

      (1)涉诉信访总体情况

      图2:S省M市来信、来访情况表

      根据该图:首先,2008年全市来信来访总量1680件/次;2009年全市来信来访总量4196件/次;2010年全市来信来访总量2062件/次;2011年全市来信来访总量1617件/次; 2012年全市来信来访总量2372件/次;2013年全市来信来访总量1114件/次。其次,如果与图1所反映的S省大环境比较的话,M市的涉法信访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每隔一年信访案件量的确反复较大,但是如果从6年统计数据总体看,却也与一样,呈下降趋势。

      (2)S省M市涉诉信访案件类型

      表2:2008年至2013年S省M市信访类型案件统计

      根据该表并与S省之数据比较,M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涉诉信访案件呈现如下规律:首先,类似的是,民商事类涉诉信访案件占据半壁江山,是为大宗,进而言之,M市涉诉信访也主要是以利益纠纷为主的信访;如果加上对刑事、行政案件的信访,则可以占据绝大部分,且以利益争执为中心。其次,对立案类不服的信访也占据一定比例。

      综上所述,M市之涉诉信访情况与S省信访情况非常相似,从宏观上看,无论是S省,还是M市法院辖区涉诉信访在数量上均有所下降,在案件类型上也往往以利益为中心,更确切地说,当事人到法院信访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益或者说谋利。当然,如果还要更深入理解和把握还必须进入到涉诉信访案件的内部,以窥视M市信访的深层问题,具体描绘如下:

      3.S省M市涉诉无理信访的基本情况

      (1)涉诉无理信访的基本现状

      表3:S省M市无理来信、来访情况统计

      根据上表,涉诉无理信访的数量呈现出一种复杂情态:

      其一,从涉诉无理信访在涉诉信访中所占的比重都不低,均在25%(1/4)以上;其二,虽然可以说,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从33.34%到28.43%,再到25.58%),却呈反复状态(2009年比2008年下降,而2010、2011年呈上升却是,而且2011年(34.19%)还超过了2008年的情况(33.34%);其三,如果除去2013年外,涉诉无理信访的绝对量的确可以说呈一种增长趋势,而非下降趋势。因此,涉诉无理信访已是涉诉信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结合前述图二来观察的话,更可以作出这样的描绘,即:

      在涉诉案件信访量总体上不断降低的情况下,而无理信访的绝对数却不断增加;该现象表明,涉诉无理信访不仅仅已涉诉信访中的重要现象,而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虽然在2013年在绝对数上急剧下降,在比重上也有下降,这的确是一件可喜的征兆,但在利益的刺激下,其未来能否持续下降,甚至让涉诉无理信访消失或者说其至少应该保持在非常低的范围内,则需要党和政府、各级法院如何梳理和处理当下中国涉诉信访中的无理信访的态度、决心和采取何种行为已到达制度性的解决。

      (2)S省M市涉诉无理信访人的基本情况

      表4:涉诉无理信访人的性别、年龄、学历等情况统计表



      根据表四,我们可以知道涉诉无理信访呈现如下特点:其一,在该类涉诉信访中,信访人中,男女比例差距大,绝大部分从事涉诉信访的人是男性,一直保持在70%左右;其二,在信访中,70%以上的信访人可以归入老者这一群体, 而且还呈不断增长的态势,而另一方面,40岁以下的信访者在不断减少,从2010年起,基本上保持在个位数[13]。其三,信访人的学历、知识在整体上不高,大部分均为中小学、甚至无学历的状态,即使在2013年,该情况(即大专以下的学历)也占据50%以上,根据现代社会分层原理[14],其表明从事信访的人在整体上居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当然,从一方面来说,从事涉诉信访的人在学历上也在不断上升,进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更高学历的人从事无理信访——该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如果结合前述表格、图,S省M市涉诉无理信访的基本特征可以简单地描绘为:首先,涉诉信访的数量的确不断降低,其次,但涉诉无理信访在绝对数上却没有降低,虽然在比例上也有下降趋势,但更值得关注的是6年间无理信访比例更呈现反复状态;再次,从事涉诉无理信访的人基本上年龄较大,而且处于学历不高,处于社会底层;最后,涉诉信访包括其中的涉诉无理信访均围绕利益转,涉及其他纠纷的信访比较少。

      三、程序、无理信访与纠纷的“解决”

      当然,前述对S省M市涉诉无理信访现状的描绘是宏观视野下的观察,其中涉及了一些问题,诸如为什么涉诉信访数量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的同时涉诉无理信访却成增长趋势,涉诉信访、涉诉无理信访中的利益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为什么涉诉无理信访的年龄以老人为主体。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在笔者看来,我们先从微观角度观察涉诉无理信访,以探求刚才提及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的样的问题,以更深层地分析涉诉无理信访中的原因和具体建议。在我们看来,有两类涉诉无理信访的案件:

      (一)法院内部终结程序:以杨某继承案中心

      1、基本情况:

      申诉人基本情况:杨某,女,生于1945年9月,初识字,S省Z县人,住Z县X镇,农民,系史大某之继母,史志某之妻。原告史志某(现已去世)、杨某与被告裴邦某遗产分割纠纷一案,于2004年10月向Z县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依法追加宋柯某(史大某之女)、史某菊(史大某之女)、裴虎(史大某之继子)为原告,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2、原审案件及其判决

      Z县院审理查明:

      (1)身份关系:被继承人史大某死亡之后,未立遗嘱,当依据法定继承相关条款确定史大某第一顺序继承人:其父史志某,妻女女宋柯某、史某菊,其配偶裴邦某,以及与史大某之间有扶养关系的继母杨某和继子裴某。

      (2)权利与义务关系:当时史志某在某地林业局工作。杨某抚养史大某及史某芳。1979年史大某与王莉某结婚,并生育了本案原告宋柯某(当时名字为史某蓉),2年后两人离婚,宋柯某归由王莉某抚养。 1983年史大某又与邓翠某结婚,生下了第三原告史某菊,7年后史大某又与邓翠某离婚,史某菊由其母邓翠某抚养。1993年史大某与被告裴帮某结婚,被告将与前夫所生儿子裴某带到史大某家生活,婚后,夫妻共同承担对裴虎的抚养义务,但史大某未对其亲生女宋柯某、史某菊承担抚养义务。

      (3)法院处理过程:一审判决:A、座落在X镇南仙路属被继承人史大某价值27,440.00元的遗产房屋归被告裴邦某所有。B、被告裴邦某付给原告史志某应分得的遗产价值款8,440.00元,付给原告杨某、宋柯某、史某菊应分得的遗产价值款每人各4,000.00元,付给原告裴某应分得的遗产价值款3,000.00元。本项费用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C、驳回原告杨某、史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2005年7月5日县法院进行一审宣判,并送达判决书时,杨秀认为判决不公,后在上诉期内向中院提起了上诉。

      二审通过对该案的审理,于2005年9月19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史志某、杨某不服,向S市中级人民申请再审,2006年9月13日S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S民监字第84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驳回了史志某、杨某的再审申请。

      3、信访及其解决情况

      杨某仍然不能接受法院的判决结果。在审判庭就哭闹,后又多次到院领导办公室纠缠,后经给杨某做工作,讲解、宣传法律、政策。杨某不仅不服,不断上访,并将其夫史志某遗弃在市中院后,不知去向,后我院派人派车将史志某接回X镇。到现在仍然在上访,其间对其上访有多次处置:

      (1)2006年10月25日上午在县法院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上访听证会。

      会议由Z县法院副院长王智某主持,立案庭长杨世某、审监庭长张军某参加,出席会议的听证员有县政法委副书记杨晋某、县政法委督查督办室主任杨兴某、县信访办张某、X镇党委副书记赵庭某等。

      由到会的有关人员均认为,根据杨某的上访要求和法律,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两级法院对本案的处理非常公正,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杨某是基于对法律的理解有问题才会有这些想法,对其诉讼请求和上访要求不予支持。

      杨某仍然认为法院的处理不公正,并继续上访。

      (2)2007年上年,S中院又召开了一次杨秀信访案的信访协调会,并邀请了人大、政法委、政协、林业局、X镇镇村干部参加。2007年年初,中院M院长安排市中院评查办对案件进行评查,具体由原副院长胡昌某组成评查组承办该案。最后评查组提出了4条处理意见“1、将报告送市政法委、信访局和Z县政法委,让他们知晓案情,法院裁判公正,史志某、杨某申诉理由不能成立。2、责成史志某、杨某的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并配合组织做好父母的息访工作。学会依法办理,破除老传统、旧观念,告诉父母,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找到哪里也解决不了。3、史志某、杨某生活有困难,可由当地政府出面商请A州H林业局解决。4、劝告裴邦某常回X镇看望史志某、杨某,以缓解婆媳矛盾,慰籍史大某的在天之灵。”2007年4月评查组就杨某提出的诉求对其进行了书面答复。

      (3)杨某仍不服,从2007年开始经常到市中院去缠访,后市中院安排由政治部主任何某作为杨秀信访案的包案领导。

      2007年杨某一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杨某又阻挠执行人员按判决执行,提出裴邦某、裴某不能继承遗产,而且裴邦某还要求把与史大某共有属裴邦某个人所有的一半房产廉价卖给他的无理诉求,同时还提出了宋柯某、史某菊的继承份额也必须归他的无理诉求。现该案已全部执行完毕,杨某拒绝领取她自己应得的份额。

      2009年7,S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杨某一案进行讨论,决定终结信访并报省高院报批,2010年3月,省高院通过审委会讨论并决定终结该案。

      4、该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程序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呈现涉及信访案件的一般程序,具体描绘如下:

      首先,正式的诉讼程序。

      当一个纠纷,就这里的案件而言,是一件涉及继承的民事案件,申诉人杨某(及其丈夫史志某)不服儿媳对其丈夫的财产继承更不能接受其不尽赡养义务的行为,进而Z县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根据当时的《继承法》,和该案的财产情况、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因身份而产生的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了至少合法的一审判决。当事人认为一审判决的遗产分割错误,对其诉讼请求置若罔闻,杨某一方面提起上诉,另一方面的上访活动也逐步启动;当二审法官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时,法律程序基本上结束,而其间上诉人不断的上访、闹访行为[15],一审、二审法官及相关机关人员对原告(上诉人)杨某进行法律解释、事实释明均不能说服上诉人杨某。但是,从中国民事诉讼程序(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看,正式的法律程序还没有穷尽,在杨某继续上访的情况下,甚至开始采取极端的手段,如将其老伴史志某留在法院,法院启动了(民事)再审程序。但是,再审程序的运行并非仅仅有法官的审理行为,更有z县法院相关领导以包案的方式对信访事项的展开,以期多管齐下解决纠纷。最终,法院的再审程序仍然维持原来一审、二审法官作出的判决,即使信访的救济渠道也没有推动该案结果的任何变化。

      其次,法院涉诉信访程序阶段。

      当案件发展到再审程序结束之际,所有法律的救济方式已穷尽,当事人杨某如果还不服再审之结果,则只有信访(上访)一途。申言之:根据现行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信访人可以在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16],但在实际信访事务中,信访人本身并没有受到限制,他们可以到任何一级行政机关、党委和人大等机关启动信访,与法院审判有明确的管辖规则迥异[17],涉诉信访人也面临同样的窘境;进而言之,在涉诉信访案件中,当诉讼当事人(如本案的杨某)穷尽正式的诉讼方式救济权利时,转而只能依靠信访方式救济权利后,杨某可以借助的救济主体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展,虽然最终还是进入到法院领域,但不再是审判法官的事,而是一级法院、甚至两级法院主持纠纷的解决,因而也就出现了以法院某个领导包案解决信访纠纷。在涉及杨某的财产继承案件中,有两次包案,第一次有z县法院某副院长包案,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次由中原某副院长包案,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最后,经过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终结该信访案件,并报S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最终终结了该信访案件,整个案件从发生到终结耗时5年有余。

      简言之,涉诉案件的信访程序,如果从启动看,信访程序比较随意,但最终还是由法院负责,但是,其不再是案件承办法官、合议庭的法律和事实的判断,他们仅仅是参考因素之一,因为该程序基本上由两级法院和相关部门围绕该案运转,具体由主要领导以包案的方式具体展开,如果还不能解决案件纠纷,则启动法院内部的信访终结程序。

      以图示之,如下:

      小结:根据对杨某案的叙述,涉诉信访案件有两个阶段程序:第一阶段程序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当事人等共同参与诉讼程序,根据事实和法律决定判决的过程,法官作出的判决是代表国家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决定。第二阶段,信访程序阶段,在法律救济程序仍然不能实现当事人权利时(至少是主观上认为该程序没有实现自己的权利),当事人自然而然选择了信访,当然其也不是必然选择,绝大部分时候,当事人服从法律判决,虽然在主观上也不满意法院判决。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两个阶段并不截然分离,而是在二审审理程序中就可能有信访情况发生,如果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审程序中当事人也可能选择上访[18],此后更是信访程序与法律救济程序如影随形,只有在法律程序彻底结束后,信访程序才是唯一的主角。另外,还需要注意,虽然该类案例设计的信访程序和法律程序均是国家权力机关作出,但前者有正式的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且是真正终结法律救济程序,而后者仅仅是法院内部作出的终结信访的一种程序,且无法正式向当事人出示,其实也无法真正终结信访程序,它仅仅是法院内部的终结程序,当然不可否认其对信访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二)法院与当事人协议终结程序:以曾某离婚案为中心

      1、基本情况:

      曾秀某,女,生于1949年5月21日,汉族,S省S县人,住M市F区城。

      1986年,曾秀某与前夫刘兴某在M市F区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同意离婚,所收养之女刘华某(14岁)由曾秀某抚养。家庭财产中的桌、凳、床、箱子、水桶、自行车等物品归曾秀某所有,其余归刘兴某所有。离婚后,曾秀某除务农外,于1988年开始与他人共同经营回收废旧物资。1991年,曾秀某之女刘华某经培训,取得了个体工商户业余培训考试合格证,并与曾秀某一道挂靠M市物资回收公司共同经营废旧物资回收,在曾秀某提供的1991年至1993年该公司刘华某收购门点进度检查报表中三年共收购黑色金属126412公斤,价值72321元,公司给刘华某门点所定任务三年共为6.5万元。1992年,曾秀某所有的旧房因城市规划被征用,共获得补偿费6800余元,同时给曾秀某、刘华某划分了宅基地。

      1992年12月19日,曾秀某与何发某登记结婚。婚后,何发某也参与了共同经营。1993年下半年,曾秀某、刘华某、何发某共同在曾秀某、刘华某划分的宅基地上修建起三层半楼房一幢,约170平方米,共用人民币3万元左右。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曾秀某所获得的旧房补偿费、曾及刘华某共同经营所积累的存款。何发某陈述也出了资共同修建。当房屋即将竣工时,刘华某死亡。之后,曾秀某仍继续经营废旧物资回收,并将部分房屋出租。1998年,曾秀某与何发某又出资2万元左右将原房改建成5层。房屋建成后不久,双方因多种矛盾发生纠纷,1998年8月22日,曾秀某凭本人身份证将5笔存款共计70350元支取。同年9月3日,何发某向F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诉讼中,何发某主张两人共有存款99050元(包括曾秀某于8月22日支取70350元以及另两笔存款28700元)。曾秀某在庭审中陈述所取了70350元已还了1994年在亲属处的借款,但何发某声称不了解1994年曾借款,且经询问所谓借款人,证词矛盾,故曾秀某之说法不能成立。另何发某与曾秀某有共同债权28460元(包括曾秀琼之弟、妹,何发某之子等人借款)。双方在庭审中对该债权均已确认。另两人还有以下共同财产:空调一台、长虹21英寸彩色电视机一台、排扇一台、吊扇一把、水泵二台、三轮车一辆、转椅2把、折叠饭桌一张、茶几一个、立柜一个、床垫一张、打浆机一台、挂钟一只、棉被二床、丝棉被五床、丝棉枕头2对。

      另查明,刘华某之养父刘兴某于2001年3月21日死亡。

      2、案件处理情况:

      曾秀某与何发某离婚及分割财产纠纷一案,S省M市F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25日作出(1998)F民初字第1771号民事判决。何发某不服,向M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M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28日作出(1999)M民一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曾秀某不服,就离婚财产分割问题向M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M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7日作出(1999)M民监字第7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了曾秀某的申诉。曾秀某仍不服,向有关部门继续申诉,2001年M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复查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何发某及其代理人在再审期间表示,考虑刘华某共同建房的事实,同意在分割财产时适当照顾女方。再审法官据此作出再审判决后,曾秀某仍不服,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其理由是:M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没有采纳她提供的证据,再审判决不公正。

      3、息诉息访工作

      曾秀某离婚财产分割纠纷再审申请一案,M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后,曾秀某仍不服,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和赴京上访,M市中级人民法院、M市F区人民法院、M市人大、M市政法委多次给曾秀某做息诉息访工作,曾秀某仍认为她提供的证据充分,法院判决不公正。在集中处理涉法上访案件中,针对曾秀某提出的问题,M市中级人民法院和M市F区人民法院给曾秀琼某讲了法院再审判决没有采纳她提供的证据的理由,并告诉曾秀某,让她提供证据线索,M市F区人民法院已决定指派一名法官协作她取证,至今曾秀某也没有能提供出证据线索,但M市中级人民法院和M市F区人民法院仍然在耐心做曾秀某的息诉息访工作。后来,S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曾秀某上访案进行了督办,M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以副院长G某为包案领导,原审监庭庭长,案件承办人为成员的化解合议庭,对本案审理所有程序及事实以及裁判结论进行了系统复查,在2007年7月19日,M市中级人民法院、F区法院、C乡政府与曾秀某达成一致处理意见:(1)曾秀某充分尊重和理解F区人民法院以及C乡人民政府领导为她的上访问题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M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与前夫何发某离婚及财产分割的终审判决,不再提出申诉等请求,也不再为此事上访。(2)鉴于曾秀某目前身体及生活状况,经F区人民法院与C乡人民政府协调,一次性救助曾秀某人民币贰万元正。(3)曾秀某承诺并保证今后不得以前夫何发某离婚及基于原婚姻关系产生的财产纠纷等为由再度上访。

      曾秀某本人于2007年7月23日领取了救助款项并做出书面承诺,不再到北京和各级上访并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但曾秀某领取救助款并书面承诺息诉罢访后不久,又开始到省进京上访,至今仍在上访。

      对此,作图如下:

      小结:该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程序如下:本案之观点在于确定曾秀某与何发某在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有哪些,而曾秀某不同意法院对共同财产的认定,进而不服一审判决,也不服二审判决,亦不服再审判决,而且在该案第二次再审作出判决(其实,这次判决已充分照顾曾秀某的诉讼请求,当然其是在法院调解下何发某自愿作出让步的条件下)时,仍然不服法院判决[19],进而法律救济程序穷尽。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曾秀某在再审程序结束后,不断信访,从M市相关部门,再到S省相关部门,再到北京去上访,最后S省责成M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决该纠纷,该案由该院相关领导G副院长包案,与F基层法院、及当事人所在地政府与申诉人协商该案,最终达成协议,并履行协议。此为法院以信访程序解决纠纷的阶段,在该阶段中,由法院、地方政府、申诉人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解决纠纷,并签订和履行协议。

      (三)对涉诉案件的信访程序的初步评论

      如果将两类法院处理信访案件的两类处理方式做一比较的话看,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如下:

      首先,从启动看,法律救济程序(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程序)是涉诉信访案件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涉诉信访案件也就无从产生或者说法院已经完成或穷尽的诉讼程序是启动涉诉信访的前提。

      其次,从法律程序运行过程看,两者仍有差异:后一类涉诉案件中信访现象并未在二审程序中出现,但是在二审之后,曾秀某不断以信访的方式申诉引起了两次再审程序,而前一类则在第一审程序就已开始。如质而言之,两者并没有实质差别,虽然由于个案当事人行为方式、性格的不同,个案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却可以作出如下描绘,即从一审到再审程序终结这一过程中的法律救济程序不可避免均参杂了不同程度的信访现象发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作用却有些不同,在曾秀某一类的涉诉案件中,信访的目的在于启动再审程序[20],而在杨某前一类涉诉案件信访的目的在于对判决结果施加压力。

      再次,从结果看,两类案件均产生暂时的程序运行结果,杨某涉诉案件由法院内部程序终结该案,曾秀某一案由法院、地方政府和申诉人以协议方式终结该案。但也有不同之处,前者是法院内部终结涉诉信访案件的程序,其决议和程序并不为社会大众和申诉人知晓,是一种权力运行过程,而后者则是法院、相关者和申诉人一起达成的协议,是一种外部处理程序,是所有人共同参与、妥协、达成一致的过程,不仅仅是权力的运行,更是权利的参与,虽然该权利不一定在实体法、甚至在诉讼程序上最终属于申诉者。

      最后,如果从事后的结果看,无论是杨某案的内部终结程序,还是曾秀某一案的法院与外部相关参与者以协议方式终结的信访程序均没有完全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因为当事人即使在获得利益,而且还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可以确定的权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谈判、妥协后获得的可能是非应得之利益也没有达到息诉息访的目的。

      四、涉诉无理信访的深层次原因剖析

      根据前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涉诉信访案件运行程序所包括的两个方面,诉讼程序与信访程序(包括法院内部的信访终结程序和法院等与当事人协议终结信访程序两类)均无法实质性地终结案件,更确切地说,该信访案件仍然在路上,但法律程序已经穷尽,只是信访在路上而已,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其仍然可能无法终结,因为申诉人还在不断地申诉。但是,这还仅仅是表面原因,我们还必须挖掘其深层次根源以为解决涉诉信访案件中无理信访提供治理一些有益的启示,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中国人的权利观、诉讼观、纠纷解决观。

      在中国语境下, 法(法律)从来就与刑(兵刑一体)、禁止、义务等观念紧密相联[21],而且法自君出,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社会,法律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的工具还不如说是治理官员的主要工具[22],当然也是君主治理国家或者说王国的主要工具[23],因而权利、理性无法成为中国法律的底色或者说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密切[24]。法作为皇帝治理王国、官员的工具,也要求兼任法官的地方政府官员据之适用于刑事案件、民事纠纷[25]以实现正义。但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却不喜欢此种纠纷解决方式或者正义实现方式: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其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6]”。除了大秦帝国崇法之外[27],历代统治者均称颂孔子这一主张并积极践行,以一定的制度诸如家庭、家族、乡里等组织解决其范围内的纠纷和矛盾,而非积极向法院提请诉求,最终实现费孝通所描绘的“无讼”社会景象;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以主张权利、特别是以打官司方式主张权利为耻,当纠纷发生后,在前述组织的调解下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结案[28],即使到法院(县衙)起诉,法官判决或者说调解的的指导思想,正如海瑞所言:

      窃谓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 与其屈叔伯, 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 宁屈富民; 与其屈愚直, 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 与其屈小民, 宁屈乡宦, 以救弊也。( 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 假契侵界威逼, 无所不为。为富不仁, 比比有之。故曰救弊。) 事在争言貌, 与其屈乡宦, 宁屈小民, 以存体也。( 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 故曰存体。弱乡宦擅作威福, 打缚小民, 又不可以存体论)[29]。

      因此,无论是正式的诉讼途径,还是家庭、家族、乡、里纠纷解决,均不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张目,而是以通常之情理推定权利,因为其以“屈”的方式确定利益归属或者说言貌(即意气和面子);进而言之,法官的该推理与其在确定权利,还不如说在重述义务以维护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社会以无讼、厌讼为诉讼观,而纠纷解决与其要确定权利,还不如说其在进行一场家庭、社会教育或者说教化,叙说所有人基于其担任的社会、家庭角色应该承担的义务。

      上述观念在传统社会、一个静止社会中、在熟人社会中, 在争执标的额不可能很大的语境下,一些妥协和忍让、甚至牺牲一些利益或为最佳选择,因为妥协、忍让虽然牺牲了些许利益,却获得了好名声(比如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里仁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虽然有妥协、忍让,但并不明确谁在争执中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而且在“各打五十大板”的解决方案下,所有当事人均认为对方当事人 “不当得利”了,而自己是“受害者”,一种受害者心理产生,如果不断积累这一受害者心理,进而产生、积累受害人意识产生,并在社会中扩展。

      根据前述,在厌讼、“无讼”的传统社会,这一受害人的意识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如是,还会将其归因于命运使然[30],但是在转型社会的当下,该受害人意识却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当下社会背景:根据前述,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观、诉讼观、纠纷解决观主要与义务、禁止、秩序等密切联系,但是在打开国门后,西方法律观、诉讼观等逐渐进入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信息技术急剧发展的当下,其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通思维方式。西方社会的法律观、诉讼观、纠纷解决观要求当事人主张权利,以理性、和平方式、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如果以西方谚语来表达即“正义不仅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31]”。因此,其基本要旨在于以判决确定权利,明确义务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更确切地说,它要求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对错双方,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双方——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转型期间的缝隙:要接受如此迥异的法律理念、诉讼方式、司法实践有一个长期过程。这一个过程伴随着对异域法治的观察、观察、学习和实践后自愿接受的过程(当然也包含了对其作出具有本国语境下的修正)[32];如果在途中,旧有的与新的存在若干缝隙,进而产生一些错位:比如说,对权利泛化理解,即“权利”已成为不能拒绝的潮流,也是每一位当事人的口头禅[33],但对权利深层含义(诸如理性、通过一定救济途径实现)却缺少理解;又比如说,诉讼,通过诉讼可以实现正义,也可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放纵犯罪或者说法官错误再配置了权利;还比如说,对纠纷解决的理念的理解,纠纷解决,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仅仅是利益、权利的再确定,但对于法官而言,其在考虑判决结果时不仅仅需要案件情况,更需要考虑该案所涉及的制度问题。

      再次,结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权利主张与法律规定、诉讼程序运行、法官的自由裁量等因素的复杂交织,必然产生若干错位,即当事人的权利主张与法官判决产生分歧、甚至是冲突:

      如果当事人能够基于前述而接受该分歧或冲突,不会出现任何负面效果,法律、法院的权威仍然不坠。当当事人不能接受,如果还有其他救济途径,如信访,则当事人必然选择信访,因而产生涉诉信访案件,而且当信访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前面提及的受害人意识就可能不断积累,在封建社会留下的遗毒——官官相卫等陈腐理念影响下,无论是法官、其他机构、信访人员的如何解释,案件均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因为当事人总是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对方、法官、甚至其他机关“共谋”的侵犯[34]。

      第二,年龄与无理涉诉信访。

      中国公民的法理念、诉讼观、纠纷解决观仅仅是产生涉诉信访,特别是无理信访的原因。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原因,其还必须具备可行性,如果当事人没有能力信访,比如说没有时间和精力,涉诉信访也不可能发生;如果有能力信访,但在有其他更有利事情或者计划的情况下,涉诉信访也不可能出现。因此,只有在当事人没有其他有利可图之事,且有时间、精力的情况下,信访,特别是无理信访则是其活水之源,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笔者对S省M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涉法信访调研,首先,我们对涉诉信访人精神状态和工作情况作了调研,根据访谈[35],择其要可以描绘如下:

      A(M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在涉诉的无理信访案件中,有的案件可以长达10余年不能结案,信访人与我已相互熟悉,其案情更是能烂熟于胸,但其的确不能解决、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能解决,信访者就一直缠讼、闹讼,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其虽然年龄与我差不多,甚至有的信访人年龄比我大,身体与精神状态却比我好得多,一定是因为信访而长期东跑西转得到了“锻炼”……而且,他们大多数都处于农村人或者说退休状态,至少是半退休状态……

      B(M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室领导):……在我们法院信访室在信访人年轻基本上是老年人,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均处于优良状态,我是说在他们同龄人当中属于良好状态。在职职工或者说能除外打工者非常少,除非受到重大冤屈,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冤案或者说无法被受害人家属接受法院的刑事判决案件,才可能有人放弃工作去上访,记得有一个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根据法律和现有刑事政策,该案的被告人不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受害人的父母作为C国有企业一中层职位(年收入达20余万)并不接受法院判处死缓(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结果,因而不断对该案进行信访……

      C(M市S县人民法院信访室科员):虽然我在信访室的工作时间不长,已3年有余……但对S县信访已相当熟悉。在三年信访工作中,涉诉信访者大多已退休或者说无工作,且不担心吃饭问题(因为其已有成年儿女解决),年龄较大,精神和身体状态不错……

      简而言之,涉诉信访者大多处于“无业”状态有时间、有精力,且没有其他替代事情,因而涉诉信访从理论走向了现实。当然,这仅仅是访谈,还不够,还需要对其作进一步分析,请看下面的数据。

      其次,对上访者的年龄作了一个统计,具体如下:

      表5:S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涉诉来访人(不包括来信)年龄情况统计表

      附图1:

      根据该表及其附图,可以作出以下描绘:其一,60岁以上的信访者占据20%以上,而且从2008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6年里,大致呈稳定状态,即保持在23%左右。其二, 40岁以上信访者占据50%以上,大致呈增长趋势,从2008年的57%到2013年的66%。其三,30岁到40岁之间的涉诉信访者在2008年达到最高,占14%,其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4%下降 到2013年的4%。其四, 20岁以下的涉诉信访者非常少,如果从绝对数看则更少,基本上处于1%左右(2009年除外,占8%)。

      简而言之,涉诉信访者的年龄主要是年长者,反之,年轻人涉诉信访则非常少;如果再深入观察,当年轻信访者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均处于下降趋势时,可以推论属于老者的涉诉信访人必然呈上升  趋势,进而言之,在未来的涉诉信访中,属于年长者、老人的信访人比例和绝对数将可能处于绝对优势,而非现在的相对优势[36]。

      因此,当大部分信访者的年龄处于老人阶段时[37],人生之精华已逝或者人生基本责任已完成:如儿女已成人,毋庸照顾;又如,他们基本上无事可做,农村人本无正式工作,收入微薄,城市人口基本上处于退休状态;而且,通过上访,他们还能“锻炼”身体(必须注意,这只是间接结果,一种客观存在状态)。因而涉诉信访者有了时间、精力去从事信访;特别是年老的无理信访者,他们基本上是每周接访日出现,其之行为相当于到法院散步或者说旅游而已——或许,这一概括,对真正有理涉诉信访者来说,非常地不公正。

      第三,行政体制下的“维稳”政策。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动荡或混乱中,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由于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导致了有些错误和不足,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直到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才全面转向到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首先需要稳定和谐的社会背景,不仅仅需要国际和平大环境,更需要国内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

      在1980年代的中国,中国强调的稳定,更侧重于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而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主张,这一政策延续到了江泽民时代;当时间的巨轮进入到胡锦涛时代,国际社会形成和平和稳定局面已不是政府关注焦点,其已经转变为国内的安定团结,当然这时影响国内安定团结不是文革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式因素,而是公民权利、利益等引起的社会纠纷和矛盾。但是,对该矛盾的解决方式主要不是以法律、司法方式解决,而是以行政命令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进而产生压力性体制维稳[38]。

      在该体制下,首先有维稳经费的保障,其次有垂直行政命令要求地方、特别是基层缓解上层、中央机关信访压力,同时上级政府以绩效考核等指标方式施加深层次、甚至是制度性的压力,最后,地方在政绩、考核等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以钱买稳定” [39];进而导致更多的公民进入到信访队伍,涉诉信访、特别是无理涉诉信访的数量也急剧增加,正如一位学人的描绘,“……谁调皮,谁刁难,谁上访,就有好处,就得的多……[40]”。

      简言之,对于有些信访人来说,特别是无理涉诉信访的访民来说,一般不关注自己是否正确、正当和合法或者说已经“忘记”自己是否有权利主张、是否合法,只关注党和政府是否给予其(巨额)利益以保障自己可以不劳的情况下可以安享晚年,甚至可以为自己子孙留下一笔财产,以申诉人张长某案为例:

      首先申诉人基本信息:张长某,男,1956年5月17日,汉,原M县跃进公社七大队六生产队队员。

      其次,基本情况,1977年9月28日,原M县人民法院以(xx)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以“进行阶级报复逼死人命”判处你无期徒刑。张不服申诉,1980年8月7日法院又作出了维持原判的通知。因张之长期申诉,M中院复查后,以(84)法刑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74)字第48号刑事判决和1980年8月7日维持原判的通知,对张长某以诬陷罪改判有期徒刑12年。张长某仍不服,继续提出申诉,M中院以(2005)M刑监字第2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予以驳回。2007年5月24日,M中院评查组再次对张长某的案件评查后,于6月4日向你作了书面回复。张某继续上访。

      再次,要求:(1)改判无罪。(2)赔偿各种损失,计120万。

      最后,法院答复:(1)对于张长某提出改判无罪的要求,因该案是一件历史老案,1977年法院审理时适用的仅有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1984年改判时适用的是1980年《刑法》,法院的判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形势有密切的关系,根据S高法立(2007) 30号复函精神“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历史老案,因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在中央没有出台新的政策之前,一般不再复查改动。”(2)对于你提出的其他困难问题,虽不属法院职权范围,但我院于2012年3月13日已专题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书面报告,M法院与M市市委、F区政府拟为张长某修建一栋3层楼,一层3间的房屋,共有300多平方米的房屋(在M市F区T镇,价值几十万),并为其办理低保。

      评价:张长某经过10余年的涉诉信访,法院反复释法,其已知晓不可能满足其第一个要求,但是其却成为他第二个要求的基础,虽然其属于一点也不靠谱的基础,进而言之,对张长某而言,信访的目的只有钱了,对于是否合法和正当已经顾不上了,反正其已认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是政府造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涉诉的无理信访案件无可必然的发生有三层具有逻辑性的深层原因:首先,中国人传统的权利观、诉讼观和纠纷解决观与舶来的法律观、诉讼观、纠纷解决观的奇异结合形成了转型期下的严重受害人意识、泛化的权利意识,过去陈腐的官官相卫理念,法律制度、程序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中国转型时期存在的问题[41]),它们一起导致了涉诉无理信访案件的产生。其次,当然,必须指出,这一点仅仅是理论上的推理,还需要现实实践的可能,当我们看到无理信访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和职业情况时,涉诉信访从理论走向了现实;最后,上述两点,可能会为仅仅为在道德上是维权者从事信访提供机会,但是当行政命令型的“维稳政策”实施时,为其他无理信访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亦即其他信访人极可能不打算、也不愿从事信访,但在金钱的刺进下,涉诉案件的无理信访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急剧增加。

      五、作为建议的结语

      如何解决前述关于涉诉无理信访问题呢?在笔者看来,必须诊断的基础上给出处方:

      首先,对前述问题再做一个简单梳理:根据前面的统计数据和访谈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S省的大环境,还是M市辖区的涉诉信访数量在整体上均称下降趋势,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阶段、在诉讼大爆炸的信息社会,其也表明法院的司法权威在增加,至少表明其没有下降,这的确与当下中国公民对法院的观感(即认为中国法院司法权威不高、司法公信力弱或者说屡有弱化[42])迥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界定的涉诉案件的无理信访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或者说至少没有减少。

      为什么呢?通过对涉诉无理信访案件的程序分析,可以看到处理两种终结信访案件的程序均没有达到终结信访的目的。如果究其原因的话,在我们看来有三点:首先,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观、诉讼观和纠纷解决观如果从负面观察的话容易形成严重受害人意识、并有官官相卫的理念、当下泛化的权利话语,进而不管法院、相关机构如何解释,其均不可能接受官方给出的正式结论,除非全部满足其要求(但是根据法律、政策,这些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些错位导致无理信访现象的产生。其次,根据这些涉诉信访人的基本信息(学历、年龄、性别等),从事涉诉案件信访的信访人基本上都属于年龄较大、社会底层、学历不高、没有什么正式职业、收入较低的一个群体,他们有时间、精力去从事信访,进而将一个“理论”上的推论转变为现实实践。再次,行政命令式的“维稳政策”引发了更多的涉诉无理信访,而非更少。

      因此,在涉诉信访事件在整体上降低的背景下,而涉诉无理信访却在增加或者说维持在一定水平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也因此,该问题基本上属于“无解”之题,但又必须解决!

      其次,具体建议:在我们看来,从实质意义上终结涉诉无理信访案件必须抽调上访人上访的真正动力,但又必须根据当下的需要回应当下一些必须回应的诉求。因此,建议如下:

      其一,改变当下的“维稳”政策,杜绝“以钱买稳定”的现象,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也不能通过到法院信访方式实现。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当事人的涉诉无理信访,坚决不能以付钱的方式了解,因为这是和稀泥、掩盖事实真相,而不是在解决问题,更是在变相纵容当事人,也在鼓励其他潜在当事人到法院从事涉诉无理信访,特别是一些历史老案、文革案件容易滋生这方面问题;这些案件可能在现在有些瑕疵,但在当时肯定是正确的案件,而且早已物是人非,谁对谁错。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当地民政部门根据现有法律、政策帮助当事人办理“低保”等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救助,但是也不能通过法院或者法院与当地民政部门协调的方式推动或实现。

      简而言之,通过该建议可以去掉涉诉无理信访当事人的金钱动力,或者说即使到法院信访最终都是一无所获,无论是对具体当事人,还是潜在当事人均有导向意义。

      其二,当下时代是一个权利的时代,而且也是从第一代转化为第二代权利的转化时代或者说是第一代、第二代权利并存的时代[43],如果从反面说,这也是一个权利被泛化的时代,即什么都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中国法院在社会转型期间,在面对当时的权利诉求时,即使是一个不合理的权利诉求的情况下,也必须回应当事人的权利诉求。

      但是,针对涉诉无理信访中权利诉求而言:正式的法律程序和信访程序已对其作出回应,对其再次提出的权利诉求如果不作回应在形式上也不妥,但可以一些简单回应,在笔者看来即以“不作为”取代作为的方式在实质上终结涉诉(无理)信访案件,因为规则、程序已经对其无用,而且由于年龄等问题,其也无法成为被强制的对象。

      其三,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从当下看,法院与政府一起对无理涉诉信访案件可能的后果和一些典型案例(当然做好保护好当事人隐私的措施)以指引其他人的行为,进而减少潜在的涉诉无理信访;从长远看,应当加强和完善当下的公民教育,培养有常识、有理性和德行的公民,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转变公民思考问题的方法,以使中国当下的权利观、诉讼观和纠纷解决观切合法律、法治的精神和理念,从源头上杜绝涉诉无理信访。

    【作者简介】
    蒋志如: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司法制度。严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
    [①]对其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41页。
    [②]对此的文献,可以参见杨小军:《信访法治化改革和完善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③]请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④]关于谋利性上访的叙述,请参见田先红:《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叙述,1995-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115页。
    [⑤]告诉类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对各级人民法院尚在立案、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中的司法行为,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反映情况,经法官多次法律释明,仍然不服,缠访、闹访。
    [⑥] 申诉、申请再审类:是指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决定书不服,提出申诉、再审申请;经法官多次解释并依法处理后,仍然不断上访。
    [⑦]涉诉信访案件类:指对一审、二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决定书,依照法定程序行使了申诉、申请再审权,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或者再审审判后,仍然不服,而再次缠访、闹访;以及因怠于行使申诉或者申请再审权利,逾期提出的申诉或者再审申请,经法官释明后仍然缠访、闹访。
    [⑧]诉讼程序外类:指对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或者没有案件在人民法院,经多次法律释明,仍然不断上访。
    [⑨]历史老案类:指一些因历史和政策原因而遗留下来的老案,依照现有法律无法处理,经多次释明仍然重复上访。
    [⑩]5.12地震影响类:指5.12地震后,部分受灾法院案件档案损毁,而案件当事人以此为理由上访,经释明仍然缠访、闹访。
    [11]非法上访类:指已经终结的、已签订息诉罢访承诺书的信访案件,又开始上访,经释明仍然坚持上访。
    [12]这里的分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类,而是根据S省M市法院信访室自己的方便而设计的分类,我们遵从该分类。其实,是否有这些分类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只需要涉诉无理信访案件的数量与涉诉信访数量即可。
    [13]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涉及,在这里暂时不再详细分析。
    [14]对此,请参见[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如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15]由于二审程序还在进行之中,上诉人也期望二审法官满足其诉讼请求,因此,在该阶段,杨某的上访、闹访行为还不算激烈,更多只是耍泼、闹办公室而已,而且在我们看来,上诉人之所以通过如是有“克制”的行为上访、闹访以达到对二审法官施压的目的。
    [16]根据现行《信访条例》第十六条。
    [17]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必须严格依据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规则向有权受理案件的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无法启动诉讼方式的权利救济。
    [18]一审中的信访与二审及其后的再审程序中信访不一样:一审程序中,法官主要面对当事人及其当事人通过上访带来的影响;而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法官不仅仅要考虑刚才提及的因素,更要考虑原审法院法官的判决,即在相当程度上尊重原审法院法官的判决。
    [19]
    [20]当然,不可否认,如果再审程序得以启动,申诉人之申诉行为也同样可以达到对判决结果施加压力的效果,因为在中国再审案件的启动条件非常严格,当事人不是启动主体,只能通过申诉的方式,通过检察院、法院启动。
    [21]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分析法律作为治理官员工具的文献,请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201页。
    [23]在传统社会治理社会的工具除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和宗教),在西方历史上,是一个道德、宗教、法律共同治理社会到主要依据法律治理社会的过程(请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5页),在中国语境下,一直以来均秉持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
    [24]西方的希腊罗马社会以来,法律一直以理性、权利为底色,任何一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其是法律思想史,还不如说是权利观念变迁史,对权利理性思考的历史。
    [25]在古代社会,刑、民等案件都有,却以刑事案件为主,民事案件为次要,甚至民事案件也在浓厚的重刑主义思想指导下解决。
    [26]傅佩荣:《<论语>新解》(下册),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27]大秦帝国虽然崇法,但并没有以法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它不要求皇帝守法,但要求除了皇帝之外的一切人守法,不仅仅是官吏,还有普通民众,而且还是严刑峻法,(对此,请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28]请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8页。
    [29]陈义钟编校:《兴革条例》,载《海瑞集》(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30]《红楼梦》中贾雨村审理薛蟠抢占甄应莲,打死冯渊之案件,虽然是枉法裁判,却也以夙孽相逢为依据了结该案,在此基础上要求薛家作出赔偿以抚慰受害人。此种方式虽然不能欺骗有识之士,却能让当事人、社会民众相信,否则以贾雨村之才智不会以此方式判决。
    另注:在传统的《三言两拍》、《窦娥冤》等文学作品中,上述思想更浓厚,体现了其在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在疑难案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 对此,请参见
    [32]对此,请参见蒋志如:《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张力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295页。
    [33]请参见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第239-241页。
    [34]这或许是非法治国家在很多领域的共性,其他领域如教育(对此,请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教育的双输?!》,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卷,总第18辑)。
    [35]我们对S市中级人民法院、各基层法院信访室相关领导、信访室负责人、信访室科员等大约18名人员进行了访谈,可以分为三类:主管信访工作的领导(以市中院领导为代表),共有1人,还有其他在轮值时的接访领导3人;负责信访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即信访室领导或者说主任),访谈计有5人,以M中院信访室B领导为代表;M中院下辖县法院信访室科员10名,以S县法院的C访谈为代表。
    [36]这一点,在笔者当下对S省M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室的近半年实地观察和详细记载中,已经得到印证,绝大部分涉诉信访者均在60岁以上,还有一些70、80岁以上的信访户。
    [37]在调研中,有一件信访案件非常特别,即有一位年轻人在企业工作,由于一些原因,企业与员工发生劳动纠纷,而该劳动纠纷通过一审、二审、再审均没有令该员工满意,如果对照一般信访案件,该案也应该是该员工从事信访,但实际上却是其已退休的父母亲长期对该案不断信访。由此可见,老人、无业者更有动力去信访,特别是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指引下(这一点,马上就会涉及,暂不表)更有动力去从事信访。
    [38]对此,请参见陈柏峰:《群体性涉法闹访及其法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第26-27页。
    [39]当然,不可否认,改种方法从个案、从表面上解决问题看,有相当的效果,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将其置入一系列行为中,就可以发现其存在的内存缺陷。
    [40]请参见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第33-34页。
    [41]当然,必须注意:这里的法律制度、程序规则有问题,不仅仅指其设计本身的不完善问题,还指在法治视野下其是否建立的问题,因为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程序规则仍然会出现瑕疵,必然产生冤案或者说错案。
    [42]齐奇:《司法权威不是越来越高,而是屡有弱化》,http://china.zjol.com.cn/05china/system/2011/03/13/017359103.shtml,2014年7月17日最后访问。
    [43]第一代权利以麦迪逊所界定的“权利法案”为代表,第二代权利法案则以罗斯福所界定权利;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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