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律援助的进路探析——基于工会维权视角
2017/8/23 17:40:29 点击率[136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社会学
    【出处】《宁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摘要】当前民众权益被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公民维权意识持续增强,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难以满足需求。高校工会可搭建法律援助平台,依托专业学术资源和学生志愿团体,融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于一体;广泛覆盖教职员工和社会各阶层群体,对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形成有益补充,利于维护公民权益和秉持公平正义。
    【中文关键字】高校;法律援助;工会维权;法律诊所;
    【全文】

      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相关人员为困难群体或特定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或帮助,以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扶贫制度。高校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普遍有丰富的法学资源,高校法律援助不以追求效益为目标,而以法律救济为目的,是政府法律援助的有效补充。高校工会在维权事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在社会服务中承担重任;工会可与法学院协同设立“法律诊所”,为法律援助增添一份不可或缺的贡献,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捍卫宪法法律尊严。本文采纳相对广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法律援助对象并不局限于某地某群体,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次递进,尽可能的为服务对象提供援助。

      一、秉持公义:高校工会法律援助的定位

      法律援助在法律层面扶助弱势群体,力求维护司法公正和匡扶社会正义。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负有法律援助责任的是政府和指定律师,其他社会组织处于辅助地位;援助对象主要是经济困难公民及“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实际上,司法部门等机构工作人员较少,预算经费并不宽裕,执业律师难以涵盖所有需求;相形之下,高校有优质法学师生资源,是实施法律援助的合适主体。全国总工会2008年发布的《工会法律援助办法》则从维护职工权益出发,受援对象并不只是经济困难人群。高校工会作为援助主体,要积极与各行业工会合作,与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机构沟通,援引社会力量支持公益诉讼,为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权奠定基础。

      1.工会法律援助的维权使命。

      高校工会在法律援助体系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利于维护职工权益和社会稳定。我国当前高校法律援助往往是以法学院师生建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为校内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从各地工会法律援助案例来看,高校工会也是法律援助的重要平台,可关于高校工会法律援助的研究寥寥无几。依理而言,工会组织有维权功能和活动经费,法律援助是高校工会的职责之一。《工会法律援助办法》规定,“工会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组织提供无偿法律服务。工会法律援助是政府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回溯聂树斌案来龙去脉,若工会等组织能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援助和建构各方对话机制,阻止冤案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对话是一种特定的联合性活动,有着协商必需的独特特征”{1},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发展。高校工会要协调好法学师生资源,建构起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搭建各方对话平台和切实维护职工权益,这是高校工会义不容辞的使命。

      2.工会法律援助的对象。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范围较为狭窄,《工会法律援助办法》则并不限于贫困群体,而将“本人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纳入受理范畴,是结合工会职责进行的范围拓展。实际上,进城务工人员未必贫困,纳入援助范围显然是人性的体现。高校法律援助则要涵盖全体教职工,与地方工会或其他法律援助机构合作,实现对所在社区法律援助的全面覆盖;与当地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扩大在驻地乃至全国范围的影响力。缘于高校中贫困教职工数目不会太多,若局限于此则会让援助失去意义;再则,各地贫困标准并不一致,拒绝符合A地标准却不符合B地标准的当事人申请于情于理并不妥当,以经济水平判断是否提供援助过于武断。法律援助要实现本原目的——扶助弱势群体,而这涵盖妇女儿童、残障人士、贫困人群等,仅涵盖贫困群体显然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何况弱势群体也是动态变化的,并无定规要恪守,高校法律援助原本就有公益性质,有权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援助对象。

      3.工会法律援助的队伍建设。

      高校工会本身工作人员编制有限,建立一支高效有力的法律援助队伍就成为必要。固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义务,似乎工会没必要为此操心,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经常受到官僚主义的指责”{2},何况我国司法部有作为下设机构的法律援助工作司和事业单位的法律援助中心,有机构重叠和职能抵牾之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身份相对超然,其经费来源并非来自纳税人,是不可或缺的法律援助提供方。1992年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开创了高校法律援助的先河。高校师生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法律援助体系建设顺理成章;工会是职工的组织,基于职工利益进行法律援助,与政府指定的律师视角不同。高校工会可联合法学院教师团队建立法律援助窗口,组织优秀师资定期进行法律援助,以骨干教师指导优秀学生团队从事志愿服务工作;通过建立法律诊所的方式搭建平台,促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培训学生和增加经验;加强法学资源与法律援助的联系,通过公益活动促进高校、政府、社会互动。

      4.工会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

      “实现程序的细节化、可操作、可检查是法律援助工作重要的质量目标。”{3}由于法律援助是减免费用的,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思想下,当事人原本期望值就不会太高,不敢也不能对律师服务质量提出质疑;再则,接受法律援助的一般是知识层次较低和经济水平较差的穷人,双方地位相差悬殊、信息严重不对称,很难有有效手段监督律师;此种情况下,法律援助往往难以控制质量,即便服务效果较差也难以反馈。西方国家为法律援助投入巨量资源,多方协同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如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局内获得法律咨询的权利”{4},当事人一进入羁押程序就立马有律师介入;不仅如此,英国警察局还有24小时法律咨询热线,而我国当前法律援助似乎垄断在司法部门之手,其他政府机构有法律援助意识的较少。无论如何,国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法律援助,就要想方设法保证质量;正如慈善事业也要质量过关,否则就不能打着公益的旗号赚取名利。法律援助有公益性质,政府、社会乃至律师为之付出诸多努力,自然要有一套绩效衡量机制,避免由于不作为而浪费诉讼资源。

      二、统筹兼顾:高校工会法律援助的服务范畴

      当前社会环境中的风险难以预测,各阶层民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加。《法律援助条例》对受援的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较为严格,诸多亟需帮助的人被拒之门外;《工会法律援助办法》则开放包容的多,规定工会法律援助的形式有“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参与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代理、其他法律援助形式”。高校法律援助要帮扶弱势群体,面向高校职工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尽可能涵盖各阶层人群;法律援助并不单纯是打官司,还涵盖普法宣传和咨询服务,这是基础性工作;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评估判断,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必要时派遣专职律师介入当事人的具体案件。

      1.普法宣传

      高校工会可以搭建有效平台,在普法过程中有所作为。当前人们面临劳动争议、医疗纠纷、家庭暴力、意外事故等各种难以预料的事件,而司法诉讼程序费时费力费钱,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可能让小康之家陷入困顿、贫困家庭雪上加霜。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可能化解危机,可惜雪中送炭的情形并不常见。以天津摆射击摊老太赵春华被拘捕为例,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她并未考虑是否有权接受援助,而考虑上诉耗资多少;在相关法律尚有争议的情况下羁押,却并未得到有效援助,可见法律援助尚有缺漏,抑或资格审查环节出现问题。加拿大安大略省就通过“网上发布公众所需的法律资料,可供相关人员浏览、查阅和下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5}高校是普法宣传的优质载体,其驻地散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可以在法制宣传中起到带动作用。毕竟普法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可由工会搭建平台并组织学生志愿者执行,营造普法氛围和树立维权意识。高校工会要持续推进公共法律教育,及时提供维权资料并随时更新,提升民众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让公权力在民众监督中不敢为所欲为,矛盾在萌芽状态就得以解决。

      2.法律咨询

      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咨询服务中施展身手。“在德国的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咨询占有重要位置,原联邦德国的法律咨询制度旨在为社会上大部分人提供法律咨询。”{6}法律咨询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讲,是一种收费服务;但对高校来讲,可以是一种公益服务。当前存在法律意识不强、或不知法不懂法的情况,甚至高校中的劳动关系也存在法律漏洞,一旦产生纠纷会引发各种连锁反应;社会角度而言,房屋租赁、财产继承、家庭矛盾引发的冲突比比皆是,若都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显然社会可以安定许多。与普法宣传一样,法律咨询并不必须专业律师参加,可以由具有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法学专业学生解答问题,这也是高校工会可为之处。高校工会可以与法学院合作,确立法律诊所教育形式,组织师生通过网络或现场途径答疑解惑,降低法律援助成本,鼓励学生发挥聪明才智;工会亦可与政府部门协同,与12348热线合作解答问题。

      3.参与协商

      高校工会是沟通的桥梁,要站在职工角度参与协商援助事项。《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大学工会要探索法律援助等维权服务的渠道,以维护职工劳动权利为己任,主动了解职工劳务矛盾和及时协调处理矛盾,将群体争议乃至个体的诉求及时纳入法治轨道。当前诉讼费用对高校教师和其他人来说偏高,高校工会要尊重职工利益、与职工平等对话、努力减轻职工负担;高校工会要体现协商民主的诚意,“将自由民主从权力和资源控制中拯救出来,恢复民主固有的平民本色”{7},而这正是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本职所在。从操作程序上来讲,高校工会要事先了解受援群体情况,在前期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的基础上,与职工协商是否需要律师介入、下一步采取何种行动,使职工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工会主动为残疾人、孕妇等提供服务,强化与司法系统法律援助部门联系,在正式维权前施行法律援助,相对柔性的消弭纠纷;若受援人经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收取部分费用。实际上,高校法律援助并非仅仅是打官司告状,而是促成各方平等对话、达成和解,使社会矛盾及时化解,缩短争议的处理时间,维护职工的劳动权利,促进劳动关系持续、和谐的发展。

      4.深度介入

      高校工会面对众多的法律援助申请,必须建构科学合理的甄选评价体系。由于法律援助资源有限,要集中精力办理一批亟需帮助、影响广泛的案件,对其他申请则可以暂缓受理;有些普通案件只需要进行普法宣传、简单指导或参与协商,有的则需要全程参与、持续跟踪和深度介入。高校工会对教育行业和工会系统更熟悉,有时对农民维权、儿童权益保护等鞭长莫及;抑或说,《工会援助办法》并未涵盖职工以外的群体,如反映拐卖儿童题材的电影《亲爱的》分别涉及小商贩、农民、被拐卖儿童,当事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路径并不畅通。实际上,美国民事法律援助也难以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只能转而通过社会捐款和公益诉讼进行;“由于资源有限,他们集中人力财力办理一些有影响的案件,如穷人的住房、就业歧视、移民、教育、维护消费者利益等,一方面可以通过办一件案而影响一大片类似案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媒体报道后赢得更多的捐助”{8}。高校法律援助也有其短板,但并不能对求援者视而不见,而是要与司法部门协同合作,与其他行业组织密切配合,及时移交司法援助请求,使之得以妥善处置。

      三、继往开来:高校工会法律援助的前景

      高校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相关,高校工会向社会各阶层提供法律援助,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建构和谐的劳资关系。我国高校工会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不够,《法律援助条例》和《工会法律援助办法》各有侧重和交叠,存在法律层面的冲突和理解偏差,关键在于受援对象的涵盖范围认定不同。“如果对法律援助对象限制过窄,不能体现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9}从法律援助的发展来看,西方国家法律援助也是从无到有,欧美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的范围明显不断扩大,尤其是德国采用收取一定费用或诉讼保险的途径达到更广泛的涵盖,这给高校法律援助以启示,也是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未来趋势。

      1.夯实基础,做好高校内部法律援助。

      高校的法律援助水平参差不齐,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成效显著。客观评价,“法律职业共同体视野下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远不如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好”{10}。有的高校法律援助体系尚未有效覆盖,工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当前高校工会法律援助面临定位不清、涵盖不广泛、资金缺位等困境,但欠缺之处正是高校工会可为之处。其一,部分高校存在资源闲置的情况,法学院师生公益服务热情无处释放,困难职工也不知向谁求助,明确法律援助定位成为当务之急。其二,从服务范围来讲,《工会法律援助办法》也指出,“未达到工会提供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但有证据证明本人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需要工会提供法律援助的”,依然可以得到法律援助,并未局限于经济困难范围。由于单位中存在非事业编员工、工人等情况,工会的法律援助要尽可能涵盖全部,必要时也受理或转办学生申请,缘于高校全日制学生没有固定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贫困生也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其三,经费保障方面,高校工会要争取上级工会支持,加强与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努力从社会争取捐助资金,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使法律援助在校内实现应援尽援。

      2.协同合作,搭建校际法律援助平台。

      单个学校的法律援助平台毕竟势单力孤,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的高校工会建构法律援助联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的实地调研来看,“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服务范围仅仅局限于高校所在地,辐射范围不够”(《高校法律援助现状调查与模式创新探索》《上海法治报》2013年5月14日第A07版)。“在我国普及法律常识,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于每位公民正确行使诉权是何等重要。”{11}显然跨校法律援助已经成为必须。实际上,高校工会法律援助面临共性问题,也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有的擅长刑事法律诉讼,有的专长民事法律诉讼,若能更多沟通协调和平等合作,会推动法律和制度变革良性发展。高校建立起法律援助体系,对校方、职工都是有好处的,各方明确了责任,就更容易规范各方行为;即便发生了争议,只要都在法律框架内行事,矛盾也相对容易解决,各方相对容易达成互谅协议,这对各方都有利。因此,工会要搭建起沟通桥梁,与法学院、其他兄弟部门协同联动,共同服务于校内职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展到在校学生。当一个高校的法律援助体系建构的较好,由此向兄弟院校推广,对社会进行法律援助,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自然利于高校的美誉度提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热心公益,强化对社会的法律援助。

      高校法律援助不仅要满足于学校内部,还要促成法律援助协作制度,推进与政府部门合作,实现跨校、跨地域工会法律援助协同合作。从社会总体环境来说,相关人若具备法律常识,或在冲突伊始就有人提供简单的法律咨询,进行普法宣传、咨询解答、审讯初期介入,断然不会发展到难以挽回的地步;如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虽然最终得以昭雪,但正如周强所言,“迟到的正义会使正义大打折扣”;平日里官媒上赞歌唱的再响亮,若民众需要帮助时求告无门,对塑造政府公信力并无益处。“当人们囿于私人领域而不愿意承担公共责任时,实际上便为极权主义的到来帮了忙。”{12}工会若能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解决矛盾助益颇多。从电影《辩护人》观摩出,公益诉讼对于维护人权和推进司法改革至关重要,排斥或漠视某一群体的诉求只会埋下隐患。高校工会法律援助要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并不囿于职工范围的援助申请,而要拓展至偏远农村、福利院、养老院、救助站等弱势群体相对集中的区域,在公益诉讼方面有所作为;单个高校难以援助的,可以签订协议和彼此委托,协助配合办理相关法律援助事项,推进跨区域的高校工会社会化服务。

      4.拓展渠道,借鉴域外法律援助经验。

      法律援助是舶来品,高校工会法律援助可以参考国外的发展路径。英国是法律援助的发源地,初始更多从慈善事业或宗教角度考虑,后逐渐在欧洲和美国等地发展起来,成为国家和律师的责任。总体而言,法律援助范围呈不断扩大之势,并不完全局限于贫困群体。具体来看,德国法律规定“对那些中产阶级中月收入仅为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线2倍的人,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其涉讼情况及其本人的请求,为其提供一部分法律援助”{13}。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援助范围,缓解了夹心层的燃眉之急。从优先权来讲,西方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优先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尽量控制或“尽量控制甚至缩小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从而确保依法应当指定辩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能获得法律援助”{14}。如美国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公民的权利,由政府提供资金予以保障;民间组织和公益团体则提供资金支持民事法律援助。丹宁勋爵认为,“法律援助的范围要扩大到包括所有中等收入的人们”,这是乐观的理想状态,但涵盖再广泛的法律援助也有侧重目标和服务界限,总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着实难以涵盖全部公民,这就需要有其他措施作为补充;欧洲福利国家对无力承担律师费用,又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的群体建构“诉讼保险”制度,有些类似于交通强制险性质,也是扶助弱势群体的可行路径。

      四、结语

      丹宁勋爵有言:“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它意味着在许多案件中,律师的酬金和费用由国家支付”{15}。国家和社会通过法律援助对弱势群体释放出极大的善意,旨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使之能体面的接受法律服务,有效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高校工会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公益性活动,是维护职工和其他群体权益的有力武器,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法律援助关涉每个人的权益,以后仍要不断调整发展思路,契合民众对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诉求,在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蔡英辉,男,东吴大学硕士。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1.
    {2}谭志福。高校参与法律援助的价值分析[J].政法论坛,2014(3):181.
    {3}桑宁,蒋建峰。英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体系及启示[J]中国司法,2007(1):90.
    {4}黄斌,李辉东。英国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J].诉讼法论丛,2005(10):253.
    {5}易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23.
    {6}曾申娟。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16.
    {7}江国华。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1.
    {8}宫晓冰。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J].中国司法,2005(10):98.
    {9}莫洪宪。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律援助实践之探索[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35.
    {10}黄东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问题、制约及其应对[J].法商研究,2015(4):54.
    {11}严军兴。健全法律援助制度与推进司法改革[J],法学家,1998(2):120.
    {12}转引自周叶中,蔡武进。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考[J],法学杂志,2012(7):8. Quentin Skinner.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in visionsof pol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99.
    {13}刘文俊。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D].东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19.
    {14}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J].比较法研究,2014(1):43.
    {15}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7.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corp.chinalawinfo.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诚聘英才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