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探析
2017/7/27 9:33:12 点击率[36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司法制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提出“明确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为落实司法责任制指明了方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司法办案组织及运行机制、健全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健全检察管理与监督机制、严格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使司法责任制更加明确和更具可操作性。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是指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错案而受到的不利后果。检察人员司法责任是在司法办案中的责任,司法责任是终身责任,检察人员承担司法责任需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型和重大过失型。落实司法责任制有利于增强司法官依法办案的责任感,具有警示和教育的作用,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也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
    【中文关键字】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故意;重大过失
    【全文】

      一、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提出:首先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与此同时,要推进严格司法,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明确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决定》深刻阐明了司法权独立行使、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司法责任制的内在联系。

      为更好地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高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司法办案组织及运行机制、健全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健全检察管理与监督机制、严格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从上海等地试点地区开始,向全国各地全面推广开来。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它牵动了我国司法权力运作的根本转型,汇集了司法改革的多种元素,反映了中国司法的特色和规律,承载了中国司法改革成功的希望。因此,中央文件充分肯定,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司法机关大力推进。[1]但学者们对司法责任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结合《意见》的规定,笔者认为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是指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错案而受到的不利后果。具体包括停职、延期晋升、调离司法办案工作岗位以及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责任,纪律责任和刑事责任。

      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的特征

      其一,检察官司法责任制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的责任,其核心是错案责任。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检察人员与司法办案活动无关的其他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法律及《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处理。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核心部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关系到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成败,甚至关系到整个司法改革的成败。因此对“错案”的分类应当科学、合理,对错案标准的设定也应当科学、合理。错案的分类、标准的设定等等,其中的关键还是要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2]《意见》规定检察人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以及司法作风等方面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但不影响案件结论的正确性和效力的,属司法瑕疵,依照相关纪律规定处理。可见,司法责任只是适用于错案,检察人员对不是错案的司法瑕疵不承担司法责任,而应依法承担纪律责任。

      其二,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是终身责任。即使规定司法责任是终身责任,但笔者赞同追究司法者的责任也应当符合相关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的观点。[3]例如,徇私枉法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徇私枉法罪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追诉时效为十五年。经过十五年便不可再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其三,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活动中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承担司法责任,并以此对司法责任进行目的性限缩。司法办案工作中虽有错案发生,但检察人员履行职责中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承担司法责任。司法办案是回溯历史时间的认识证明过程,这一活动受到诸多局限。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针对个体诉讼主体而言,当司法者面临具体的个案的时候,他们的认识水平受到了所处时间、空间等特定物质条件的限制,同时由于自身手段、方式、知识的局限,往往不能发现案件客观真实。况且,认识过程具有复杂性,案件事实存在很大的变异性,因此对人的认识能力应当给予适当的评价,需要明确在有限的时空内,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仅仅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受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认识能力也受到一定局限。[4]

      发现案件实体真实,实际上是一个对历史性事件做回溯证明的过程。经验表明,这种回溯证明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时间的不可回溯性,任何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都难以恢复其原始面目。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司法者没有重新见到过去发生的事的能力,也无法亲历案发过程(即使亲眼看到案件发生过程,根据证人优先原则,其不能以司法者的身份出现在案件中),他只能通过案发现场的遗留痕迹——证据来重建现场、推断案发的真实情形,这就决定了人们实际上是难以真正确切地认识案件事实的。同时由于司法者不能亲眼目睹案件的真实过程,而只能根据证据的演示来推断案件过程,因此,证据成为司法者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唯一媒介,也是司法者查明案件情况的唯一凭据。但是证据的收集和保存本身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因为作为案情记录的证据本身具有以灭失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痕迹可能已经灭失,证人对案情的记忆可能淡化,在这样信息资源不充分的情况下难以保证判断的正确性。

      另外,人们因地位、背景、经历、学历、素养及价值观等等的差异而对同一事物产生并不一致的认识,古代禅宗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人饮同样的水,但对水之冷暖的感知却因人而异——这揭示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这一箴言给我们的启示是:对法官来说,面对同一案件,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也难免会有不尽一致的认识,因此不能因这种认识的差异而成为错案追究的目标。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人的认识又有一定的统一性,即对同样的事务往往会有较为一致或接近的认识。那么,在对错案进行分类和标准设置的时候,如何平衡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统一性也成为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这需要以科学的态度进一步探索。[5]

      因此司法者即使依法行事也难免错案的发生。但有错案发生不一定都要承担司法责任,否则将会导致客观归责或者客观归罪。正如英国丹宁勋爵在《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当法官依法行事时,每位法官均应受到保护,以免负赔偿损害的责任。所有法官都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担惊受怕。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6]《意见》虽未正面提及司法豁免权,但司法责任的认定,严格限定在故意违背法律法规,重大过失,从侧面体现出这一制度。

      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的分类

      从《意见》的规定来看,我国的检察司法责任制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关于监督管理责任,《意见》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不当行使监督管理权,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严重错误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根据该规定,笔者认为,监督管理责任从本质上也是一种过失责任。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和重大过失责任。

      (一)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司法者明知自己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导致错案的发生,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他应当承担司法责任。具体包括: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共十一项,其中最后一项是兜底条款,防止上述列举有挂一漏万之嫌。

      (二)重大过失责任。我国理论界对过失有不同的分类,一种分类方式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将过失分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另一种分类是民法上的分类,学者们按照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将过失分为轻微过失、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这种分类方式在我国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得以体现。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重大过失既有行为人的重大过失也有被害人的重大过失,对于行为人的重大过失而言,重大过失者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有偿从业人员,都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再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第七十八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从这两条的规定来看,重大过失均是作为被侵权人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而免除或者减轻侵权人责任的规定。然而我国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对如何认定重大过失均未作规定。不过从上述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行为人重大过失的情形均存在于专业人员或者有偿从业人员。专业人员重大过失,是专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没有起到最起码的执业谨慎、明显违反了业界规范,对业务或者事务漫不经心。对于被害人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形,则是行为人免责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王泽鉴教授将“显然欠缺一般人的注意程度”[7]作为重大过失的判定标注。笔者认为,司法责任制中的重大过失的判定也应遵循这一标准。

      作为司法者,应当对自己所办理的案件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如果因疏忽或者过于自信不仅没有遵守法律对他较高注意义务的要求,甚至连具有通常理解能力的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并且能够注意到的要求都未达到,以致造成错案的后果,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意见》作了列举性规定,具体包括: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或案件被错误处理的;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罪行的;错误羁押或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证、逃跑的;举报控告材料或其他案件材料、扣押财物遗失、严重损毁的;举报控告材料内容或其他案件秘密泄露的;其他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同样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

      落实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的意义

      实行司法责任制具有多重意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如有的学者认为司法责任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司法责任制是权责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司法责任制是中西方司法文明共同的经验汇集。[8]权力法定原则、权力受监督原则以及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使公权力时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其中,权责统一理论首先体现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上。权责统一理论的逻辑起点肇始于公共权力的矛盾性:一方面,公民让渡私权利形成了公共权力,由国家行使公共权力来管理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公民对于公共权力的需要和期待,是权力与社会的统一状态。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由政府私掌又有可能使其失去控制,而异化为危害社会的强权力量,这是权力与社会的对立状态。这一对矛盾始终存在于公共权力的运行领域,因此必须严格遵循权责统一原则,防止公权力被滥用。健全落实司法责任制,是权责统一原则在司法权运行领域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是公权力运行共有原则与司法权运行具体特点所共同决定的。[9]以上观点对司法责任制必要性的论述,为落实司法责任制提供了理论支撑。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实行司法责任制具有以下三点实践意义:

      首先,有利于增强司法官依法办案的责任感。《意见》突出了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司法责任制犹如悬在检察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中谨慎用权,严格依法办案,不能有懈怠之心,否则“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就会落在自己身上,从而使他们牢牢紧绷司法责任制这根弦。

      其次,具有警示和教育的作用。从美国两百年的司法实践看,联邦法官被追责而免除法官职务的仅有数起,因此可说司法责任制的教育作用更大于其实际意义。同样,在我国落实司法责任制,通过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重大过失办案着进行惩戒,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一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司法公信力。

      再次,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也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建立司法责任制,增强司法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减少和避免工作失误,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各项法定权利。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写进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需要法律的规定,如果在司法实践中不加以落实,它只能作为“纸面上的法律”被束之高阁,只有司法者在司法办案中严格依法办案,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这一原则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五、如何落实司法责任制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配套的系统工程,司法责任制处于核心位置,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落实司法责任制尚需相应的制度同时跟进。

      其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制度。确保司法者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条件。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目的在于促使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追究司法者责任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并非为了追究司法责任而追究司法责任。对司法者追究责任是因为其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倘若司法者不是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受到党政机关或者领导干部非法插手、干预办案,进而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情况下造成错案。那么非法插手、干预办案的领导干部无异于制造错案的“间接正犯”,如果对司法者追究终身司法责任将会使司法责任制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也难以达成促成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之目的。另一方面,因为司法者是由于受到非法插手、干预办案才导致错案,即使追究其司法责任,也难以使其心服口服。为此,必须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干预干预司法办案的,给予党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同样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严格贯彻落实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从实践来看,鲜有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的案例发生,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并未很好的贯彻落实。

      其二,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司法人员面临这职业权力虚位、职业身份不牢、职业待遇低下、职业教育流于形式、职业安全缺乏、职业监督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只有优化司法人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环境,突出司法人员主体地位;完善司法人员惩戒免职机制;提高司法人员工资待遇才能解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后顾之忧,使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10]

    【作者简介】

    张晓博,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检察院。

    【注释】
    [1]胡云腾,《简论司法责任制》,载《法制日报》,2015年10月28日第9版。
    [2]崔永东,《落实司法责任制必须科学合理》,载《上海法治报》,2015年12月2日。
    [3]陈光中,王迎龙:《司法责任制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陈卫东,谢佑平主编:《证据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5]崔永东:《落实司法责任制必须科学合理》,载《上海法治报》,2015年12月2日。
    [6]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56页。
    [7]王泽鉴:《侵权行为法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8]陈光中,王迎龙:《司法责任制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9]前引[9].
    [10]参见张晓博:《我国检察官履职保障制度初探》,载《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在线》,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96790&list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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